“福尔摩斯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说过，我作为剑桥大学橄榄球队的领队，深知最好的队员是高夫利·斯道顿。明天我们队和牛津大学有一场比赛。昨天我们来到这里，住在班特莱旅馆。晚上十点，我去看了看，所有的队员全休息了。因为我相信严格的训练和充足的睡眠可以使队员保持最佳竞技状态。只有斯道顿脸色苍白，神情不安，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告诉我说只是有些头痛。我向他道过晚安就离开了。半小时后，旅馆服务员来找我说有一个满脸胡子衣着寒酸的人带着一封信来找高夫利。高夫利已经就寝，所以服务员就进屋去给他送信了，哪知他一读完信，就像被人用斧子砍了似的一下倒在椅子上。服务员吓得要赶紧要去找我，但被高夫利叫住了，他喝了点热水又打起精神，下了楼和上来找他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俩就一起走了。服务员最后看到他们两个沿着大街向河滩的方向跑去了。今早他没回来，东西也没动，我想他是跟着那个人走了，一定不会回来了。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热爱运动，这回肯定是出了什么事，要不然的话他肯定会参加比赛的，肯定会听我的话的。我看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
福尔摩斯兴味很浓地听着。他问：“你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我打电报给剑桥，问他们是否知道他的消息。回答是没有人看见过他。”
“有车到剑桥去吗？”“是的，有一趟晚车——十一点一刻开。”“但你认为他没有乘这趟火车？”“是的，没有人看见过他。”
“后来呢？”“我又打电报给蒙特·詹姆斯爵士。”“为什么给他打呢？”
“高夫利是个孤儿，蒙特·詹姆斯是他最近的亲属——大概是他的叔父。”
“这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些线索。蒙特·詹姆斯爵士是英国的首富。”
“我听高夫利这样说过。”“您是说高夫利是他的近亲？”
“是的，高夫利是继承人，老爵士年近八十岁了，而且风湿病很重，人们都传言他可能快要死了。但他从来不给高夫利一个先令，他是个地道的守财奴，可是他的财产最终都要归到高夫利名下。”
“蒙特·詹姆斯爵士那儿有什么消息吗？”“没有。”“要是高夫利去蒙特·詹姆斯爵士那儿，他有什么原因呢？”“头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使高夫利心神不安的事，如果和钱有关，那可能是爵士要把遗产给他。爵士的钱很多，当然据我所知，高夫利得到这笔钱的可能性很小，高夫利不喜欢这个老人。他那儿高夫利是能不去就不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认为，要是你的朋友高夫利是到他的亲属蒙特·詹姆斯爵士那儿去，你就能说明那个衣着寒酸的人为什么深夜来访，为什么他的到来使高夫利烦恼不安。”
西瑞利·欧沃顿迷惑地说：“我解释不了。”福尔摩斯说：“好吧！今天天气不错，这件事我愿意去侦查一下。我主张无论这个青年出了什么事，你还是要准备参加比赛。正如你所言，他忽然离开，必定有紧急事，并且这件事使他至今脱不开身。我们一起步行去旅馆，看看服务员是否能够提供新的情况。”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委婉语气使我们的当事人心情迅速平静下来。没多久，我们到了旅馆，来到斯道顿住过的房间。在这里福尔摩斯打听到了服务员所知道的一切。头一天晚上的客人既非一位绅士也非一个仆人，而是一个像服务员所说的“穿得很寒酸的家伙”，他年纪大约五十上下，胡子稀疏，脸色苍白。他看上去很激动，拿着信的手在不停地哆嗦。服务员看到高夫利·斯道顿把那封信塞到口袋里。斯道顿在大厅里没有和这个人握手。匆忙间，他们只说了几句话，服务员听到“时间”两个字。随后他们就急忙跑了出去。那时大厅的挂钟正好十点半。
福尔摩斯坐在斯道顿的床上，说：“我想你值白班，对吗？”
“是的，先生，我十一点下班。”“值夜班的服务员看见过什么吗？”“没有，先生，除了晚些回来的看戏的人再没有别人了。”
“你昨天一整天都在值班吗？”“是的，先生。”“有没有斯道顿先生的邮件？”“有一封电报，先生。”“啊！这很重要。什么时候来的？”“大约六点钟。”“斯道顿在哪儿收到的电报？”“就在这儿。”“他是当着你的面打开电报的吗？”“是的，当时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是否回电。”“那么，他要回电吗？”“是的，先生，他写了回电。”“是你去拍的回电吗？”
“他自己去的。”“但是，他写回电时你在场吗？”
“是的，先生。我站在门边，他转过身去，在桌子上写了回电。他写完后对我说：‘好了，服务员。我自己去拍。’”
“他用什么笔写的？”“铅笔，先生。”“是不是用了这张桌子上的电报纸？”
“是的，就是原来最上面的那一张。”福尔摩斯站了起来，拿起上面那张电报纸走进窗前，认真查看上面的痕迹。他说：“十分遗憾，他不是用铅笔写的。”然后丢下这张电报纸，失望地耸了一下肩，接着说，“华生，你一定也会料到，第二张纸上有痕迹——曾经有人钻这个空子毁坏了无数美满的婚姻。可是在这张纸上我什么也看不见。啊，有了！我看出他是用粗尖的鹅毛笔写的，这样一来我们一定会在吸墨纸上找到一些痕迹。哈，你们瞧，一点儿也不差！”
他撕下一条吸墨纸，并把上面的字迹展示给我们。西瑞利十分激动地说：“用放大镜看！”福尔摩斯说：“不用，纸十分薄，从反面可以看出写的什么。”他把吸墨纸翻过来，我们读到：
看在上帝的份上支持我们！“这就是高夫利·斯道顿当时所拍的电报的最后一句。至少电报上有六个字我们无法找到了，这些证明他看到事态严重，请求另一个人保护他。请注意‘我们’！有第三者参与了。除去那个面色苍白、表情紧张的大胡子以外，还能是谁呢？那么，高夫利和这个大胡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他们二人要去找谁帮忙呢？我们的调查应当围绕这些问题进行。”
我建议说：“我们只要弄清他把电报拍给谁就行了。”“亲爱的华生，是要这样办。这个办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也这样想过，可是你要知道，邮局的工作人员不会让我们看别人的电报底稿的。办这种事需要很烦琐的手续，但是，我们可以想个巧法子。欧沃顿先生，趁着你在现场，我要看看那些留在桌上的文件。”桌子上有一些信件、账单和笔记本等，福尔摩斯快速地翻阅着。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些东西不能提供线索。你的朋友斯道顿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头脑清醒，做事很有条理。”
“他体格十分健壮。”“他生过病吗？”
“一天也没有病过。不过他的胫骨被踢伤过，还有膝盖由于滑倒而摔伤过，可这都不能算是病。”
“也许他不像你想得那样健壮。我想他可能有难言的疾病。如果你允许，我想把这桌子上的一两份材料带走，以备将来调查时用。”这时我们忽然听见有人着急地喊：“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古怪的小老头，在门口颤巍巍地站着，他穿着已经泛白的黑色衣服，戴着宽边礼帽，系着白色宽领带——看上去就像个土气的殡仪馆的工人。尽管他衣衫褴褛，样子滑稽，但他说话的声音却又急又脆，使我们感到吃惊。他问：“先生，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动这些东西？”
“我是个私人侦探，我在调查他失踪的原因。”“你是侦探？谁请的你？”“这位先生，斯道顿的朋友，他是苏格兰场介绍给我的。”
“先生，你是谁呢？”“我是西瑞利·欧沃顿。”
“那么，是你给我拍来一封电报吗？我是蒙特·詹姆士爵士，是乘倍斯瓦特公共汽车匆忙赶来的。你已经把案件委托给这位侦探来办了吗？”
“是的，先生。”“你也准备付钱吗？”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我的朋友高夫利，毫无疑问是会付钱的。”
“可是如果找不到他呢？”“如果这样，他家一定会……”这个小个子老头儿尖声喊道：“先生，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不要想得到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我也不给。侦探先生，你明白了吗？我是这个年轻人唯一的亲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负任何责任。就是因为我从来不浪费毫无意义的钱，他才有得到我财产的可能性，但我不想让他现在就继承我的财产。你刚才翻动了这些文件，我可以告诉你，里面要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可要负全部责任。”歇洛克·福尔摩斯说：“先生，可以按你说的办。同时我要问你，对于这个青年的失踪，你有责任没有？”
“没有，先生。他老大不小了，完全可以照顾自己，他自己不能管住自己，这是他的愚蠢。我不负这种责任。”
福尔摩斯眨了眨眼睛，用嘲讽的口吻说：“我十分明白你的意思，但有可能你并不了解我。人们一直认为高夫利·斯道顿是个穷人。他被劫持，那不会是因为他自己有财产。蒙特·詹姆士爵士，因为你十分富有且名声在外，极其可能是一些强盗为了你的住宅、财宝等等，而劫持了你的侄子。”这位令人厌烦的客人面色变白了，恰好和他的白色领带相互映衬。
“天啊，真可恶！世上竟有这样丧尽天良的坏蛋！高夫利是个好孩子——一个顽强的孩子。他决不会出卖他叔叔的。我今天晚上就把我的财物送到银行去。侦探先生，我请求你无论如何一定把他安全地找回来。至于钱吗，五镑、十镑的您尽管开口。”
这位高贵的守财奴，就算他没有这些铜臭味也不会为我们帮上一点儿忙的，因为他对他侄子的生活一无所知。我们支走了蒙特·詹姆士爵士。我们唯一的线索全在那份残存的电报上。于是，福尔摩斯拿起一份草稿，去寻找有关的线索。欧沃顿也去找他的队员商量如何渡过这个难关。
邮电局就在旅馆附近，我们走到邮电局门口，福尔摩斯说：“华生，我们可以试一下。当然，如果有证明，我们就可以查对存根，可是现在弄不到证明。我想邮局很忙，转眼就会忘了我们的长相的。我们冒一冒险吧。”
他对格栅后面的一位年轻妇女神情坦然地说：“麻烦您一下，昨天我在这儿拍的电报好像没在后面写上名字。因为我没有收到回电，请您帮助我查找一下好吗？”
她问：“你是什么时候拍的？”“六点过一点。”“拍给谁的？”
福尔摩斯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并且看着我，表示不让我说出。然后，他信心十足地压低声音说：“电报上最后的几个字是‘看在上帝的份上支持我们’。回电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这位年轻妇女抽出一张存根。她说：“就是这张。上面的确没有名字。”然后，她把存根平铺在柜台上。福尔摩斯说：“难怪我没有收到回电。哎呀，我太蠢了！早安，女士，否则我真不知道我错在哪儿了。”等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福尔摩斯一面搓着手一面格格地笑了。
我问：“怎么样？”“进展神速，华生，我计划了七种可以查询那个电报存根的办法，但我没想到如此不费吹灰之力，一试就成功。”
“你得到了什么情况呢？”
他说：“我知道了从哪儿着手。”他叫了一辆马车，去帝国十字街火车站。
“我们去的地方很远吗？”“是的，我们要去剑桥一趟，好像所有表现出来的迹象都跟剑桥有关。”当我们的马车驶过格雷饭店大路的时候，我又问道：“你如何看斯道顿的失踪？我们办的所有案子中还未有动机不明的。你并不认为劫持斯道顿的目的在于想得到他的阔叔叔的钱吧？”
“亲爱的华生，我承认，我并不那样认为，当时我突然想到这一点，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那个令人厌烦的老头子的兴趣。”
“的确只能这样说，不过，实际上你是怎样想的呢？”“我可以谈两点。我们要看到，事情发生在这场重要比赛的前夕，而且涉及到一个关系全队胜负的队员。当然，这两个因素可能是巧合，不过倒十分有意思。在业余比赛中不准下赌，但在公众中有人在场外打赌，就如同马场的流氓在赛马上下注一样。还有一个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青年虽然现在没有钱，但他将来的确要继承大笔钱财，扣留他是为了获得赎金，这也是极其可能的事。”
“这两种说法全不能解释电报的问题。”
“是的，华生，电报仍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并且我们也不应该将注意力分散，去剑桥正是为了搞明白打这封电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该怎样侦查，不过一定要在天黑以前了解个大概。”
当我们来到古老的大学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福尔摩斯在火车站叫了一辆马车，朝着莱斯利·阿姆斯昌大夫家驶去。几分钟后，我们的马车驶进一条繁华的街道，停在了一幢气派非凡的房子前。一个仆人把我们领了进去，我们等了好长时间才被引到诊疗室，这位大夫坐在桌子后面。我以前没听说过莱斯利·阿姆斯昌的名字，这说明我和医学界人士联系得太少了。现在我才知道，他不仅是剑桥大学医学院的负责人之一，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很出名，是个在很多学科都很有造诣的学者。一个人即使不知道他的光辉成就，看到他时也一定会留下很深的印象：方方的胖脸，浓浓的双眉，阴郁的眼睛。倔强的下巴像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在我看来阿姆斯昌大夫是个性格阴沉、头脑清醒、心肠冷酷、善于克制、肯吃苦而且很难对付的人。他手中拿着我朋友的名片，抬起头来看看，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听到过你的名字，也了解你的职业——我非常不喜欢这种职业。”
福尔摩斯平和地说：“这样你便在无形中支持了国内的每一个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