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最美口型最差口音的小姐，一边搓着洁白的胖胖的小手取暖，一边神采奕奕神色飞扬眉飞色舞地推销着一款包治百病的神药“傅活之宝”。“一天只要喝两口，大病小病全都走”，被“采访”的老表一边愉悦地翕动着鼻孔，一边手舞足蹈地证明自己的疗效，抒发真情实感。
又是本地台。
两年前我认识了福根，只是因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电视出毛病，屏幕上只剩下那个眉飞色舞的小姐。邻居顾太太出远门，她顺路引我到垃圾中转站下层的小木屋。
“他叫福根，不晓得他姓什么······他做过电工，应该会修电视的，他好像平常干点闲事儿，不晓得他做什么糊口······反正挺穷。”她站得累了想歇息，就靠在木屋的桩上；半晌，她突然像惊醒了似的，直起身来拍了拍肩上沾的木桩的灰，像躲避瘟神一样；脸上却共存着关怀与不屑，匆匆离开了。
我跨过低得快要掩入土中的门槛，木屑和草屑的气味扑面而来。地面墙壁都没有装修，地面是厚实的泥土······这让我想起了东溪的老家，房子清一色都是那样的，侧间堆着燃料、木料，有的兼备烧饭的灶——那种亲切的、越来越模糊的感觉。城里找不到几间这样的屋子了。
于是我看到了我告诉你们的又黑又缩的面孔。“地板”上摆着一个红色的“棚子”，我很难称之为棚子，它实在是太小了；又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
福根把棚子的支架撑开，用绳子、拉环等小物件，把棚子扣在老自行车的后座上。他干得那么投入，以至于他没有注意到我。旁边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只顾开心地尖叫起来，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
他转过来看到我。我被这质朴的目光逼开了口：“那个我邻居说这有个老乡会修电视机，我就来看看，认识一下。”
“好啊，我给孙女弄好这个就。”他的回答很快。“我叫福根，这是孙女贵兰。她四岁快上保育院了，我做一个棚子放在后座，方便我接送时她好坐······”
“麻烦了。”
他带上贵兰来到我的住处，其实跟他的木屋半斤八两，只是住在公寓一样的楼房里，有一些商品房的味道。
经过一番捣鼓，他坚定地说电视没问题，要么是欠费了。我笃定交过费用。我们到营业厅走了一趟，事实证明福根是对的。他抱起不耐烦的孙女，热情地说：“多来看看啊，老乡！”
话休絮烦。后来我没事也懒得串门，只是有几次出门收鸭毛，高声吆喝的间隙顺路去那喝杯水。我也有几次看到福根顶着早晨的雾气，骑着自行车。贵兰坐在棚子里，伸出双手抱住福根的脖子，像是抱住了柱子。
“贵兰你要累死我啦！”福根嗔怪。
一路上是贵兰银铃般的笑声。
不想福根如今有了个卑微但是正当的职业。
天色在慢慢地沉淀。这时的老街是十分和谐的，是褐色的，是灰色的，是黑色的。这是最美好的时代，所有人按部就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杂耍的拎着猴子从广场回家，卖肉的熄掉了摊位上黄澄澄的灯，送气的抖了抖发酸的肩膀，所有畜生，缩起了脖子迎接寒冷的困倦的夜。这是时代给予芸芸众生的均匀的呼吸，除了通往学校的星星一样的路灯。
人流越来越稀，该回家的已经出不来，“不该”回家的也许永远进不去了罢。无奈这样透露出萧瑟的和平是对我和福根这样流浪谋生的人的暴力。看来今天再吆喝也不会有进展，再用祈盼的不卑不亢的眼神也没有人掏出三元的擦鞋钱。没有人······
“贵兰快七岁啦，自己待得住了，出来找点事啊······”他的歌声像风一样飘扬：
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为了省钱，也为了图个方便，想我和福根这样的流浪汉早就免了晚饭。福根慷慨地掏出钱（他应该管钱叫血吧），走到一片快要打烊的烧烤摊。
他突然停住，把我推到一个角落，自己四处张望。不认识的还以为是心居叵测的坏人，专拐少男少女的那种。我多次发窘想走开，却被他眨眼制止。
不一会儿，摊上来了一伙小孩，像是十一二岁，打扮的很前卫的那种。小孩点了年糕和鱿鱼串。福根见了飞快上前要了两串韭菜。老板嫌麻烦就把韭菜和荤一起烫了。
福根拿了韭菜，分了我一串。
“这个老板心不细，韭菜只用热油，荤的用孜然和面粉烧，我这样就一起做，占了便宜······”他像是得到了重大的胜利。我也很高兴。什么宽容大度，互相理解，其实只有真实的念想才能填饱我们穷汉子的肚子，才能安慰我们无法“高贵”的灵魂。我细细地撕扯着散发肉香的韭菜。
那伙小孩瞥见了福根。福根报之一笑，那又黑又缩的面孔挤成一团，像一只阴缩缩的老鼠。这样突如其来的惊愕显然激起了小孩们的回忆——回忆如何被家长教育，被教育要警惕这“鱼龙混杂”的社会。他们甚至惊得身体一抖，“心照不宣地”互相眉眼。
你觉得可悲吗？可悲什么？你要说可悲我们这种人？可悲孩子们的可笑？不是的。没有什么可悲的，越是同一个世界，越不能互相知晓，人的心意互相传达，难，幸好我们都在做目的相同的事情。
福根继续笑着，没有理会孩子们的小动作，“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我如此真心希望福根不知道孩子们的想法，永远不知道。我无力守护任何人质朴的笑容，包括福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