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有次去看望朱光潜老师，他兴奋地告我，最近在清理旧稿信件时，发现保存下来的朱自清在抗战时期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说佩弦（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信不少，但几经波折能幸运留存下来一封真不容易。他希望《文艺报》能发表一下。当场他将信给我看了。他说，佩弦的这封信有实际内容，不是一般的应酬信，因为他最近手头事多，如发表，最好请一位了解该信内容的人写篇导读的短文。
我向主持《文艺报》编辑部工作的副主编唐因汇报了此事，他说很好，《文艺报》需要这方面的稿子，叫我物色一位合适的人来写。我考虑了一下，建议请叶至善写。唐因认为合适，叫我尽快去办一下。
不久，叶至善约我一起去看望朱先生。恰巧约定的那天我有会，我告诉他去时一定要看看朱自清先生给朱光潜先生的一封信，如他愿意，请他写篇阅读这封信的说明，他说看了信后再定。
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信末只注了“廿六日”。我在1980年12月22日的日记中记载，叶圣陶先生明确地说该信是“1941年10月26日”写的，“孟实那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
1981年第1期《文艺报》刊登了朱自清给朱光潜的这封信和叶至善写的跋。至善在给我稿子时说，在写跋过程中，为了弄清一些事实，他多次询问过他父亲叶圣陶。
朱自清的信——
孟实兄：
在乐山承兄带着游乌尤大佛，又看了蛮洞、龙泓寺。乌尤大佛固然久在梦想，但还不如蛮洞、龙泓寺的意味厚。那晚又诸多打扰。旅行中得着这么一个好东道主人，真是不容易，感谢之至！
我们十六日过干柏树，据说是匪窠，幸而平安过去。十九日到宜宾，街市繁华不亚于春熙路。十八日早过干碓窝，滩势很险。听了船夫的号子颇担心，幸而十几分钟也就过了。当日到纳溪县。第二天“赶黄鱼”上叙永。天下雨，车没到站因油尽打住。摸黑进城，走了十多里泥泞的石子路，相当狼狈。一住就是一礼拜，车子还没消息。亏得主人好，不觉得在做客。
兄批评《新理学》的文字，弟在船上已细看。除“势”那一个观念当时也有些怀疑是多余的以外，别的都是未曾见到的。读了兄的文字，真有豁然开朗之乐，佩服佩服。芝生兄回答似乎很费力（若我是他的话），但我渴想看看他的答文。无论如何，他给我的信说兄指出的地方只是他措辞欠斟酌，似乎说得太轻易了。到这儿遇见李广田兄了，他也早想看兄这篇文字，我就给他看了。
叙永是个边城。永宁河曲折从城中流过，蜿蜒多姿态。河上有上下两桥。站在桥上看，似乎颇旷远；而山高水深，更有一种幽味。东城长街十多里，都用石板铺就，很宽阔，有气象，西城是马路，石子却像刀尖似的，一下雨，到处泥浆，两城都不好走。
我的主人很好客，住的地方也不错。第一晚到这儿，因为船上蜷曲久了，伸直了睡，舒服得很。那几天吃得过饱，一夜尽做些梦。梦境记不清楚，但可以当得“娱目畅怀”一语。第二天写成一诗，抄奉一粲。夫人和小姐已到否？并念。祝好！
石荪、人楩二兄请致意。
弟自清顿首二十六日
好梦再叠何字韵
山阴道上一宵过，菜圃羊蹄乱睡魔。弱岁情怀偕日丽，承平风物人多。鱼龙曼洐欢无极，觉梦悬殊事有科。但恨此宵难再得，劳生敢计醒如何。
叶至善在跋中说：
十月十一日，我去燕南园看望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给我看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封信，说是无意中保存下来的。信纸已经发黄，是四川夹江产的竹帘纸，字是娟秀的行书。署名下面只写日期，是二十六日，这是一九四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
抗战时期，朱自清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从一九四〇年夏天起，他有一年的休假期，就带着家眷到成都，把家安顿在望江楼对岸的宋公桥。一九四一年暑假后，他休假期满，十月八日搭木船顺岷江而下，十七日（原信作“十九日”，疑误）过宜宾，折入长江，次日到纳溪，再走公路到叙永。在叙永耽搁了十天，才搭上去昆明的汽车。他给朱光潜先生的这封信，就是在叙永写的。
看了这封信，才知道朱自清先生在过乐山的时候耽搁了一天，探望了几位在武汉大学教书的老朋友，朱光潜先生、叶石荪先生和杨人梗先生。朱光潜先生还陪他游了乌尤寺、大佛寺（就是凌云寺），还有蛮洞和龙泓寺。所谓“蛮洞”，据说是汉代人凿在石壁上的墓穴，乐山附近的山上都有，有的刻些图案和人物，不知道他们那天游的是哪个蛮洞。龙泓寺是一个石窟寺，规模很小。记得只有一排洞子，大多一人高，每个洞子里坐着一尊菩萨，只有一个洞子比较大，人可以进去。当时淹没在野草灌木之间，不知道现在整理了没有。
朱自清先生这次走水路一定有许多打算，一路上可以欣赏风景，过乐山可以看望老朋友；旅费可节省许多，在那个年头，大学教授也都学会了打算；还有个原因，就是乘长途汽车太麻烦，太辛苦。公路局的汽车少，车票还有人垄断；买不到票只好出高价跟司机商量。司机私下让搭的乘客有个外号，叫“黄鱼”。信上说的“赶黄鱼”，就是这么回事。西南联大在叙永有个分校。朱先生说的那位好客的主人是李铁夫，有赠给李铁夫的几首诗。
当时，冯友兰（就是信上的“芝生兄”）的所谓“贞元三书”之一的《新理学》已经问世。朱光潜先生写了一篇批评《新理学》的文章，刊登在《思想与时代》上，信的第三段说的就是这回事。
至于《好梦》那首诗，朱自清先生后来写过一则小序：“九月日夕，自成都抵叙永，甫得就榻酣眠。迩日饱饫肥甘，积食致梦，达旦不绝。梦境不能悉忆，只觉游目骋怀耳。”这里的“九月”可能是阴历。
朱自清先生的信，我看到的只有这一封。文笔清新，自不消说，读来感到亲切。凡是收信人朱光潜先生想要知道的事情，他只用了不到八百字，一件一件都说清楚了。为收信人着想，体会收信人的心思，是写好一封信的关键，朱自清先生的这封信是个好例子。
一九八〇年十月
朱光潜和朱自清是友谊至深的老友。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在北平病逝，朱光潜当月连续写了两篇怀念老友的文章。朱光潜先生在我替他编选《艺文杂谈》时，主动提出他的《记朱佩弦先生》和《敬悼朱佩弦先生》两篇中，可选《敬悼朱佩弦先生》这篇。他在文中说：
在文艺界的朋友中，我认识最早而且得益也最多的要算佩弦先生。那还是民国十三年夏季，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因江浙战事停顿。我在上海闲着，夏丏尊先生邀我到上虞春晖中学去教英文。当时佩弦先生正在那里教国文。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1]
佩弦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光潜抓紧在自己任主编的《文学杂志》组织了《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请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一些教授、学者撰写文章，他们多是佩弦先生的同事或学生，写得很积极，“特辑”中朱自清先生的遗像、遗墨和信札，除家属提供的，不少是佩弦先生的朋友主动提供的。翻阅《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朱自清先生纪念特辑》目录，有浦江清的《朱自清先生传略》、朱光潜的《敬悼朱佩弦先生》、冯友兰的《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俞平伯的《忆白马湖宁波旧游》、川岛的《不应该死的又死了一个》、余冠英的《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李广田的《哀念朱佩弦先生》、马文珍的《挽歌辞》、杨振声的《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林庚的《朱自清先生的诗》、王瑶的《邂逅斋说诗缀忆》；朱自清先生遗作有《犹贤博弈斋诗钞选录》、散文《关于〈月夜蝉声〉〈沉默〉〈松堂游记〉》，信札有《寄俞平伯》《寄杨晦》。在1948年9月出版的《文学杂志》第3卷第4期上，编者将这个“纪念特辑”的目录作了醒目的预告。
朱光潜在主编《文学杂志》同时，1948年1月起又主编天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文艺》系周刊，周一版，半个版面。
《文艺》副刊有个编委会，朱自清先生是编委成员之一。朱自清在1948年2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进城。访……从文等。至萃华楼参加《民国日报》的午餐会。”1948年5月17日：“上午读《民国日报》，下午开聘任委员会。”
《文艺》的固定作者阵容也可观，多为北平、天津一带的学者、教授，也有北方的青年作家，如胡适、沈从文、朱自清、俞平伯、废名、潘家洵、闻家驷、余冠英、常风、罗念生、程鹤西、林庚、袁可嘉、季羡林、汪曾祺、李瑛、马君玠、朱星、甘运衡、毕基初、冯健男等等。为纪念朱自清先生，《文艺》出了“追悼朱自清先生特刊”，刊有朱光潜的《记朱佩弦先生》、常风的《朱自清先生——作家、学者、教育家》、俞平伯的《佩弦兄挽辞》，还发表了少若的《〈诗言志辨〉——朱自清遗著》、萧望卿的《朱自清先生最近两年与文学》等纪念性的评论，评述朱自清对新文学的贡献，以及他的学术成就和完美人格。
朱光潜先生说，叶至善为朱自清这封信写的跋好，精确明白。他说书信也是值得关注的散文里的一个品种。
这期《文艺报》出来后，朱师母给我电话，说朱先生手头只有我们每期赠送他的一本，他想分送几位老朋友，到学校和海淀书店没买到，能不能再给或买几本。
我去送《文艺报》给朱先生那天下午，先生情绪甚好，他同我讲起他和朱自清先生的一些交往，此后多次，他又同我谈起过朱自清先生，他的所谈，多为我之前不知或知之不详的。
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将朱自清的《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两书合一出版，书名为《欧游杂记》（外一种），系该出版社“现代中国人看世界丛书”一种，出版社约我在书的后面写了篇介绍性的短文：《朱自清的欧游二记》。书出来后，我去给朱光潜老师送一本，他笑着说他已有了，并问我怎么也喜欢佩弦先生的散文。他说，佩弦先生对新文学的贡献，除诗写得好，就算散文了。朱自清是现代散文一代大家，留下了不少名篇。他赞许朱自清散文的平淡质朴，至性至情，文字讲究。他说：
读过《背影》和《祭亡妻》那一类文章的人们，都会知道佩弦先生富于至性深情；可是这至性深情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深沉的忧郁，压得他不能发扬踔厉。[2]
他还提到朱自清1929年写的《白马湖》，说有的段落他以前能背下来：
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惝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儿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疾，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3]
朱光潜1924年在白马湖与朱自清一同生活、工作过几个月，他有这种经历，读起来就格外亲切，浮想联翩。他甚至对我说，没有白马湖那秀丽的景色，没有那段与朱自清等友人宛如家人的相处，没有那种欢愉的环境和心境，他的《无言之美》是难以写出来的。朱光潜在《谈文学选本》文中说：“选某一时代文学作品就无异于对那时代文学加以批评，也就无异于替它写一部历史，同时，这也无异于选者替自己写一部精神生活的自传，叙述他自己与所选所弃的作品曾经发生过的因缘。”他说，如果我选一本朱自清的散文，肯定会将这篇《白马湖》收进去。
朱先生多次谈起，从白马湖时代至朱自清去世的二十多年里，在思想、学术和友谊方面，他得到过朱自清先生许多切实的帮助、鼓励和温暖。
他着重谈到《文艺心理学》和《谈美》的写作。1931年8月至1932年5月，朱自清在英国伦敦游学期间，仔细看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谈美》两部书的原稿，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文艺心理学》“第六章《美感与联想》就是因为朱自清对于原稿不满意而改作的”。朱自清还替这两部书作了两篇序，称《文艺心理学》是一部“介绍西洋近代美学的书”，也是有作者特有的“主张”的书。他在《序》中说：
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给一般读者说法的书几乎没有；这可窘住了中国翻译介绍的人。据我所知，我们现在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再则这类书里，只有哲学的话头，很少心理的解释，不用说生理的。像“高头讲章”一般，美学差不多变成了丑学了。奇怪的是“美育代宗教说”提倡在十来年前，到如今才有这部头头是道，醰醰有味的谈美的书。……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4]
《谈美》写于1932年，是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作者自称该书是“通俗叙述”《文艺心理学》的“缩写本”。但朱自清并不这么看，他在《序》中说：《谈美》并非《文艺心理学》的“节略”，“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文艺心理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的。——‘人生的艺术化；一章是著名的例子；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当时美学观念模糊、美学理论贫弱、爱好文艺的青年常苦于无所适从的现状，朱自清说《谈美》“这部小书”：
便是帮助你走出这些迷路的。首先，它让你将那些杂牌军队改编为正式军队；裁汰冗弱，补充械弹，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其次指给你一些简捷不绕弯的道路让你走上前去，不至于彷徨在大野里，也不至于彷徨在牛角尖里。最后它告诉你怎样在咱们的旧环境中应用新战术；它自然只能给你一两个例子看，让你可以举一反三。它矫正你的错误，针砭你的缺失，鼓励你走向前去。[5]
朱先生说，佩弦先生对他写作《文艺心理学》有多方面的帮助，他在初版《作者的自白》中说：
这部书的完成靠许多朋友的帮助。第一是朱佩弦先生，他在欧洲旅途匆忙中替我仔细看过原稿，作了序，还给我许多谨慎的批评。第六章《美感与联想》就是因为他对于原稿不满意而改作的。
朱先生说现在回想起来，也还有可以补充的。他曾对我讲，《文艺心理学》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西方美学流派的，为了便于国内的读者理解，他采用阐述名画、名诗词的方法加以印证。初稿列举名画、名诗，西方和中国的都有。佩弦先生想到书的读者主要是中国的读者，建议举例时更多地列举些中国名诗、名画。朱先生在修改定稿时，考虑过吸收佩弦先生这个意见。朱光潜先生的这点“回想”，原来准备在《敬悼朱佩弦先生》一文收入《艺文杂谈》时补充进去，他想了下又说：这次不动，以后在合适的地方再写进去。
1933年朱光潜从欧洲留学回国，不久就任了北京大学教授，佩弦先生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主动邀他去清华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授了近一年的《文艺心理学》。朱先生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友徐悲鸿时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得知了朱先生在清华讲授的效果，也主动邀请他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授《文艺心理学》，接着还有其他几所院校邀请他去授课。朱先生说与学生的直接交流，对修订出版《文艺心理学》多有受益。当时清华听朱先生讲文艺心理学的人除中文系的还有外语系的，北大吴组缃教授当年在清华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班学习，1981年2月13日，他在家中对我说：“朱光潜也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讲的《文艺心理学》。”1986年，北大季羡林教授在《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文中追忆在清华听朱光潜先生讲授《文艺心理学》时的情景：
五十多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念书。我那时是二十岁上下。孟实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三十四五岁吧，他只教一门《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我选了这一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年。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一门课非同凡响，是我最满意的一门课，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国来的外籍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家，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6]
朱先生说佩弦先生治学严谨，但又虚心，给过他许多指教，也乐于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相互平等切磋，多在私下交谈，偶尔也公开见诸文字。朱自清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了散文《房东太太》。朱光潜在该期“编辑后记”中说：“朱佩弦先生的《房东太太》是一篇‘画像’。他的风格朴质，清淡，简练，以亲切口吻道家常琐细，读之如见其人。”1940年夏，朱自清在重庆与魏建功、黎锦熙等六位国学名宿编写大学国文教材。《大学国文选目》出来后，朱光潜在1942年发表了《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认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也还不能等于中国文学，它主要是一种语文训练”，而《大学国文选目》中“就大体说，两汉以前的文章选得太多，唐宋以后的文章选得太少”，他主张“大学国文就应以训练读和写作两种能力为标准”。认为“就大体说，姚姬传的《古文辞类纂》所示路径是很纯正而且便于初学的”。佩弦先生看了朱光潜先生的这点“微词”，写了《论大学国文选目》公开作答，表示了多方面的不同意见。他在文中说：
朱先生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这句话代表大部分人对于大学国文的意见。作者却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先生希望大学生的写作能够“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这似乎只将朱先生所谓语文训练分成两方面看，并无大不同处。但从此引申，我们的见解就颇为差异，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更能明达，也就是朱先生所谓“深一层”的“立本”。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7]
关于《大学国文选目》是重今还是重古，朱自清说：
朱先生主张多选近代文，以为“时代愈近，生活状况和思想形态愈与我们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据作者十余年担任大学国文的经验，这句话并不尽然。一般学生根本就不愿读古文；凡是古文，他们觉得隔着他们老远的，周秦如此，唐宋明清也一样。其中原因现在无暇讨论。作者曾见过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国文选目，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但这办法似乎太偏窄，而且其中文学古典太少。[8]
朱先生还谈起一个例子，他在1948年写的《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中说：
前两年我写过一篇《陶渊明》就正于他，他回信说在大体上赞同我的看法，但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他的结论不同，希望将来有机会详细说出，可是至今没有说出而就长辞人世了。这只是一个事例，他的像这样留着没有说出的话还不知凡几。[9]
《文学杂志》主编是朱光潜，朱先生说：“实际上朱自清和沈从文、杨金甫（杨振声）、冯君培（冯至）诸人撑持的力量最多。”朱光潜在《文学杂志》创办和复刊过程中同佩弦先生商谈过多次，或面谈或书信，佩弦先生不仅自己赐稿，也推举他人的稿件，为办好刊物出了不少主意，一起商定了不少事。1997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10卷中所收的不甚齐全的日记中留存了一些记载。如，1937年1月26日：“中午在朱光潜家午膳，商谈《文学月刊》事，朱提议常风任助理之职，余赞成之。”同年4月11日：“朱先生来访并约写文章。”1946年冬，朱光潜从四川回到北京大学，酝酿《文学杂志》复刊，1947年3月14日：“参加《文学月刊》宴会。”1947年6月《文学杂志》复刊至1948年11月停刊，这期间，朱光潜与朱自清先生在北京的往来较多，朱光潜说“在北平文艺界朋友聚会讨论，有他就必有我”。除见面外，书信也频繁。如1947年2月4日：“孟实来访。”同年4月20日：“复孟实信。”9月11日：“复孟实信。”12月13日：“归家后访树棠，孟实和从文，疲倦。”1948年1月17日：“复孟实信。”同年2月9日：“复孟实信。”3月15日：“复平伯、孟实、从文信。”3月26日：“复孟实信。”4月20日：“复孟实信。”4月10日：“复孟实信。”7月23日，也就是朱自清8月12日逝世前夕还“复孟实信”。
朱先生在谈起《文学杂志》的刊名时说，最早酝酿时，梁思成先生曾建议过叫“大都”，表明是在北平办的，后来又准备叫《文学月刊》，刊物快付梓时，商务印书馆考虑要有别于他们过去出的《小说月报》，刊名可以再考虑，他和沈从文意思不妨改叫“文学杂志”，他为此事特地去征询了佩弦先生的意见，佩弦同意，就这样定了下来。
朱先生还对我谈起过与朱自清有关的两件小事。
朱光潜在1948年9月4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朱自清先生遗诗·怀平伯》。诗云：
思君直溯论交始，明圣湖边两少年。
刻意作诗新律吕，随时结伴小游仙。
桨声打彻秦淮水，浪影看浮瀛海船。
等是分襟今昔异，念家山破梦成烟。
延誉凭君列上庠，古槐书屋久彷徉。
斜阳远巷人踪少，夜语昏镫意絮长。
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园共食水相忘。
平生爱我君为最，不止津梁百一方。
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
终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沉灰。
不熟悉朱自清与俞平伯先生关系的人，难以读懂这首诗，朱光潜在发表这首诗时专门写了一段话：
朱佩弦先生在抗战期间写了不少旧诗，这篇诗是在昆明寄怀俞平伯先生的，我们得到平伯先生的同意借抄了在本刊发表。佩弦先生与平伯交谊最笃，二十年如一日，他们两位虽然同时在北大读书，同时为《新青年》和《新潮》写稿，在学生时代却无甚往来，直到毕业之后在杭州才熟识结了友谊。十四年胡适之先生介绍平伯先生到清华教书，平伯先生转介绍了佩弦先生，此诗第二首第一句即指此。古槐书屋是平伯先生家北平老君堂七十九号的书房，佩弦先生进城每下榻于此。大约是十九年平伯先生改就清华专任教授之聘，移居清华大学南院教员住宅，第二首南园即指南院，平伯先生文章中常说起的秋荔亭即在此。七七事变后佩弦先生偕眷属南行，平伯先生因亲老滞留北平，故第三首如是云云。
朱先生对我说：“这段话留下了一点真实的史料，你喜欢写艺文逸话，不妨找来一读。”这个“逸话”我尚未写，倒被叶至善派上了用场。至善为《文艺报》写了朱自清致朱光潜的信后，又连续写了俞平伯致叶圣陶的信、叶圣陶致夏丏尊的信。俞平伯致叶圣陶的信写于1948年8月27日，信的内容涉及朱自清的逝世，也涉及朱光潜悼念朱自清文章事。叶圣陶与俞平伯关系亲密，但叶圣陶其时不在北平，叶至善除了询问父亲，还得从朱光潜先生那里了解一些有关的情况。俞先生在信中云：“附去《民国日报》一纸，朱、常二文尚不劣，弟之挽联极难措辞，说此则必漏彼，故只可如此，望兄评之。来索稿者纷纷，以情怀抑郁，记忆迷茫，实无法应付。然亦写了两文，一付《中建》北平版第4期，一付商务之《文学月刊》。迟日谅可次第尘览，仍请教之。”俞先生信中说的他为《民国日报》写的挽联和给《文学月刊》（即《文学杂志》）的文章，都是朱光潜先生约的并经手发出的。我将在编选《艺文杂谈》时复印的资料提供给至善写跋时做参考。至善对我说，俞先生信中说朱光潜先生《记朱佩弦先生》一文“不劣”，这个评价很不错了，俞先生是绝少轩轾别人文章的。
有次朱先生告诉我：“北大1920年前后的文科毕业生中出了几位有名的教授，一个朱自清，学哲学的；一个俞平伯，学中文的；一个杨晦，学哲学的，你的研究生导师。”他颇有点神秘地告诉我：“1948年3月，北平学术界、文艺界庆贺杨晦五十寿辰，朱自清给杨晦写过一封贺信，在会上宣读了，杨晦很高兴，短信写得真切感人，对杨晦的个性和为文的成就有中肯的评价，可见佩弦先生重同窗之情，那时佩弦胃病加剧，拿到他的稿子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我将信抄录了下来并征得他的同意，《文学杂志》准备在适当时候刊出。”朱自清的信是这样写的：
慧修学兄大鉴：
这是您的一个同班老同学在给您写信，庆祝您的五十寿辰，庆祝您的创作和批评的成绩，庆祝您的进步！
我知道“杨晦”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您，远在您成名之后，大概是抗战前的三四年罢，记不清是谁和我说的了。那时我很高兴，高兴的是同班里有了您，您这位同道的人！可惜的是自从毕业就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是在我的大发现，发现您是我的同班，或我是您的同班之后！但是我直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脸，您的小坎肩儿，和您的沉默！
我喜欢您的创作，恬静而深刻，喜欢您的批评，明确而精细，早就想向您表示我的欣慰和敬佩，又可惜没有找到一个适宜的机会动笔。今天广田兄告诉我，说是您的五十寿辰，我真高兴，我能以赶上给您写这封祝寿的信！
敬祝
长寿多福！
弟朱自清，卅七年三月十九日北平清华园[10]
《文学杂志》正在安排版面刊出这封信时，佩弦先生过世，于是朱光潜先生决定将它移后，放在《纪念朱自清先生特辑》中。
朱先生有次笑眯眯地说，不少朋友说我和佩弦先生有些地方相像。他在《敬悼朱佩弦先生》中说：
佩弦先生和我同姓，年龄相差一岁，身材大小肥瘦相若，据公共的朋友们说，性格和兴趣也颇相似。这些偶合曾经引起了不少的误会，有人疑心他和我是兄弟，有一部国文教本附载作者小传，竟把我弄成浙江人；甚至有人以为他就是我，未谋面的青年朋友们写信给他误投给我，写信给我的误投给他，都已经不止一次。这对我是一种不应得的荣誉……
光潜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佩弦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值得他永远学习，活着的人真该多做一点事情。他吧吧地吸着烟斗，沉浸在回忆中，沉默了一会，他说，佩弦先生走得过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