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我们的主任是一个帅气的男孩，好年轻第一感觉，姓李名纯。进办公区域的时候听道了很多人不满的抱怨声。“抽到这么年轻的实习主任，还是个小男孩能带好我们几个吗？能带好我们吗？能让我们学到东西吗？看他长相就知道肯定带不好我们那么帅肯定不可靠。”我真是搞不懂女人要是八卦起来，真是什么都能想的出来。真怕我以后娶得女子也是这样的人。我希望的女人不要瞎操心、毫无逻辑的瞎八卦，要想我妈妈那样富有逻辑、富有涵养从不八卦。
我突然转过头去看舒曼。办公室的座位并没有分配，大家都是随便坐，很自然她又坐在我身边。那一刻，我脑子里有个荒谬的问题，这个女孩要是当妈了，跟儿子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办公室里面每一个用淡漠表情掩饰期待和兴奋的孩子，每一个自以为站在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平台上的佼佼者，每一个充满了各种期望和目标并志在必得的未来赢家，三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呢？
舒曼转过头：“你怎么了？”
我大脑短路，脱口而出：“你说，你要是当了妈，是什么样子啊？”
她满面通红，我也是。
这是怎么了？我发现，自从来了央行实习，我的智商原地不动，情商却朝着尖子生靠拢，稳步下降。
很长时间，李纯在讲台前整理各种即将分发的资料，新同事们窃窃私语互相介绍，我们却像两尊石雕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
就在我尴尬地偏过头去看窗外阳光曝晒下熙熙攘攘的人的时候，她突然很认真地说：“保守估计，那应该取决于孩子他爸是什么样的人。”我笑了，她如释重负地趴在桌子上，好像刚参加完一次重大的考试。
“你脑子里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她皱着眉头，半张脸贴在桌面上，转头看我。“没有啊，”我辩解，“我就是突然很想知道我们大家几十年后的样子。”她不再用鄙视的目光镇压我，眼神飘向窗外，好像也开始认真思考起来。“可能会像我们的父母吧，”我继续说，“毕竟是遗传嘛。”舒曼摇摇头：“那样多没劲儿。”“什么？”“我是说，人就这么一辈子的时间，你前半辈子观看你父母的生活，后半辈子还要再模仿复制一遍——你亏不亏啊？”我默然。话是这么说，可是谁能担保我们不重蹈覆辙？也许父母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无聊，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有理想和憧憬，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爱情，就像此刻的我们。可是最终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高估了自己的创造力和运气。
就像我爸我妈曾经那样反叛而浪漫的婚姻——荣辱与共，死于非命。
“不过……”舒曼转过头来看我，笑眯眯的：“你这男生真挺好玩儿的，真的，挺有意思。”她说我好玩儿。有意思。
很多很多年后，我对着各大公司网申系统的opening questions（开放式问题）发呆，这些变态的国企、外企总是要求我们用100字左右来形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总是语塞。我有时候开朗，有时候木讷，有时候认真，有时候懒散，有时候热情，有时候冷淡，性格中找不到任何一丝压倒性的鲜明特点。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有一天下午，热气腾腾的办公室，最后一排的角落，有个第一次见面的女孩子趴在桌子上，用懒洋洋的语调瓮声瓮气地说，慕容四少，你真挺好玩儿的。
李纯敲敲桌子，咳嗽两声，开始讲话。
他说，欢迎大家来到央行，大家对这所特殊学校有什么问题的话尽……量不要来问我，因为我也是新来的。
我们笑，他也露出腼腆的笑容，好像成功讲出一个开场笑话，如释重负。
李纯的头发是偏分，而且分得很明显，略长的半边刘海儿让他看起来有些像农村版谢霆锋。他的眼睛和舒曼一样小，我有时候很难找到他目光的焦点。
在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上班注意事项之后，他开始让大家记录上班时间、第一天上班需要记很多条列规定……大家拿出纸笔刷刷地记，我用余光无意中捕捉到舒曼写字的样子。
不知道这是不是尖子生的独特魅力。哪怕是一个站在墙角其貌不扬的眼镜女孩，佝偻背，两眼无神，只要一坐到书桌前开始写字算术，那种姿态就散发着一种专注的霸气，何况是舒曼这种高高大大的清爽女孩。她略略低头，整个人被阳光和阴影一分为二，眼睛低垂，没有驼背，握笔姿势正确，下笔如飞，字迹清隽，这样的姿态，偏偏不知哪里又有点儿漫不经心的懒散劲儿。
我轻轻把相机打开，将照相声音调为静音，刚刚鬼鬼祟祟地举到一半，她就皱着眉转头看我：“你怎么跟狗仔队似的？”
“能不能别这么自恋？你以为你多好看啊？”我嘴硬。
“我怎么不好看？我不好看你干吗拍我啊？”
前面的女生诧异地回头看了我们一眼，眼镜片反光，明晃晃的，我俩赶紧闭嘴。
她转回头继续写字，我很小声地学着刚才舒曼的语气：“我怎么不好看？啊呸，你真好意思。”
她不理我，继续认真记录，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行云流水。
我被晾在半路，有点儿尴尬。
过了不到半分钟，她突然大吼：“你愣着干吗呢？我给你机会了，肩膀都酸了，你到底拍不拍啊？！”
这回，一大半同事都回过头来看我们。
李纯看到了，嘿嘿一笑，“哟，相机都带来了？也别光拍一个人，给主任也照一张！”
全部同事开始大笑，起哄。我脸红了，但也大大方方地站起来给李纯照了一张。他摆着V字手势笑出一口白牙，活脱儿就是个欢乐的农村青年。
然后在李纯的号召下，全部同事扭过头朝着我的方向微笑（当然也有很多木讷腼腆的同学丝毫没笑，目光苦大仇深），我们有了第一张合影。
同事的气氛瞬间轻松了很多，他中断了冗长的各项通知，突然倚靠在讲桌上，开始跟我们语重心长地讲起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末了，他长叹一口气说：“你们长大就知道了，大学时候交到的朋友，最贴心，最难得，最真诚，最长久。等到了工作，人都变复杂了，很难再有真心相待的同学，哪像现在，你们是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光。”
同样的话，高中老师也说过——高中交到的朋友，最贴心，最真诚，因为高中的时候人都变复杂了……
虽然各执一词，但共同点在于，人越长大、越复杂，交朋友的难度和成本都在极速上升。
只是当李纯慢慢地说出“最好的时光”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心底忽然变得很柔软。
我转头对舒曼说：“喂，赶紧，把‘最好的时光’几个字写下来。”
“为什么？”她又拧上了眉头。
“不为什么，你写字好看，翻到新的一页，空白的纸，写上‘最好的时光’要大字！”
她疑惑不解，但还是照做了，依旧是那么好看的姿势。
在她即将完成“光”字最后一笔那张扬的转折时，我按下了快门。
画面上的女孩，挺拔温和，在光和影的纠缠中认真专注地写字，笔下是白纸黑字，‘最好的时光’，每一笔都恣肆舒展，美好得让人不敢直视。
她凑过来要看效果，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儿心慌，没有给她看。
“没电了，”我苦着脸，“以后上班的时候我再给你看吧。”
她拉长了脸：“切。”
我安慰他：“不过很好看。”
她有点儿小得意，但是极力掩饰着：“哪里好看？”
“姿势。”
“姿势？”
“对……”我不知道怎么给他形容，“就是手离笔尖一寸远，胸离桌边一拳远，眼离书本一尺远……”
她扭过头，再也没搭理我。
李纯终于结束了他的忆往昔，重新回到开学注意事项上面去了。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分座位……当然，我们还是按照学生的方法，大小个儿排序，公平起见嘛。当然，如果哪位同事有特殊要求的，可以单独跟我说，我酌情考虑。”
他顿了顿，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还有，互相熟悉的同事如果想要做同桌，我也没意见，总之大家自己权衡，我向来推崇公平民主！”
舒曼刚才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什么，没有听到张平前面说的话，此刻才转过头傻呆呆地问我：“你听懂了吗？他刚才嘀嘀咕咕在说什么？”
我耸耸肩：“就是说……就是说你想坐哪儿就坐哪儿，只要跟他申请，他酌情考虑。如果他不同意，你就还是跟大家一起等他安排。”
我觉得，我比李纯简洁明了多了。
舒曼听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问：“对了，有大学同学跟你同一个班吗？”
她摇头。
“这么惨？你哪个大学的啊？”
“商学院的。”
我咂舌：“那可是咱们市最好的大学，听说今年有将近一百名考上清华统招的，更别提自费和分校了，怎么会没有你们大学同学？按照概率也不应该啊。”
她挑眉：“哟，你还懂概率？”
我翻白眼。
她笑了：“我大学的同班同学没有跟我一起分在咱们这里的。”
“那其他班级呢？有你其他的大学校友分在央行吗？”
她耸肩：“那么多人，哪儿那么大闲心挨个儿认识啊，累不累啊？”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无法沟通：“好不容易有那么多人跟你一起考上大学，这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你都不珍惜。你又不像我，小地方考进来，连个熟人都罕见。”
“你是哪个学校的？”
“南大商校的。”
我已经做好准备看他带着疑惑的表情说“没听说过”了，然而他大喜过望地说：“哎呀，你和我小姨夫是校友啊！”
我也很诧异，起哄似的叫起来：“过儿也是我学校的？！”
她瞥了我一眼，转过脸，又别扭上了。
这时候李纯哈哈一笑，又开始跑题。
“其实我今天也挺高兴。刚才主任说了，带咱们的经济师，叫吴峰。”
他激动地将“吴峰”两个大字写在了黑板上。
于是全班肃然，反正我是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可高兴的。
李纯的目光已经飘远了。
“吴峰啊，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俩是一个大院长大的，小学就是同桌，初中也是同桌，高中我们一起考进我们县一中，还是同桌。上了省师范，我俩不同系，没法儿住一个宿舍，可是我俩的女朋友是同一个宿舍的。后来没想到一起应聘上了央行，一起带实习生。”
舒曼栽倒在桌子上：“慕容四少，你发现没？还有更巧的。”
“什么？”
“他俩一个叫李纯，纯结的纯。一个叫吴峰，山峰的峰。”（谐音纯疯）
我咧咧嘴，靠，这是什么孽缘啊？
“所以说啊，同事们，你身边的人，就是你一生最最值得珍惜的财富……”
话音未落，我和舒曼就不约而同地彼此看了一眼。
然后一齐丧气地趴在了桌上。
“什么财富啊，是负债吧。”
就在我还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一穷二白的苦相时，舒曼突然爬起来，很认真地说：“喂，咱俩做同桌吧！”
我心头一颤，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因为她大大咧咧的笑容就在陽光里，小虎牙白得耀眼。
吃错药了吧你，我们又不熟，为什么？
然而我说，好。
报完到后立马回到老家因为还要休息七天再来上班，七天见各种亲戚，被大人摸着头夸奖，他们说，哎哟，央行啊！进了央行实习不就等于一只脚踏进北京了吗？
我笑。
当年的汤莹，在我们心里，也等于是一只脚踏进了央行。然而真正决定命运的，是另一只脚。
我轻轻地叹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