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浮容：犬儒时代的崇高呕像
一个时代被芙蓉姐姐吓呆了，笑翻了，不知道会不会最后就噎死了。在我看来，“芙蓉”不过就是“浮容”的代指，这副不仅浮肿，并且浮夸、浮躁的容貌，与她的粉丝群体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出色隐喻。或者说，这个时代的脸是不需要让自己打肿的，因为本来就肿着（先是被权力的棍棒痛击，继而又被饲养出了肥胖症），但它却必须依赖无边的丑陋来充当（或者被欢呼为）无边的美丽。可以预料，当“丑陋就是美丽”这样的口号被重复一千遍之后，芙蓉姐姐（连同她所代表的当今社会形象）便万众瞩目地成为当今最靓丽的女主播了。
这个时代的美学，本来是靠小品来支撑的。但赵本山和范伟饰演的是丑角，当我们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是经济大款和政治大腕的时候，我们的优越感便一下子降到了最低点。我们忽然发现，真正被“忽悠”的竟然是俺们观众自己，肥了他人的腰包，浪费了自个儿的大好春光。但赵本山们培育了一个时代的忽悠主义。萨特的箴言“他人就是地狱！”在几十年后的东方被改写成了：“他人就是猎物！”
在这个猎人成群而猎物奇缺的时刻，芙蓉姐姐适时地出现了。芙蓉姐姐填补了我们对于猎物的欲望沟壑，不是因为她本来就是我们的欲望对象，而是因为她自认为是我们的欲望对象。她几乎像一只笨拙而善意的乌鸦，把奶酪和自身都扔进了狐狸的血盆大口里。世界上本来可以有无数欲望对象，也曾经有过无数，但无一不被最终证明为幻象。信仰可以匮乏，欲望却永远不会匮乏。那么，唯一可行的便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没有上帝，我们能虚拟出上帝；没有理想，我们能虚拟出理想；没有美丽，我们也能虚拟出美丽。既然能够被虚拟的已然到来，为什么不借用一下呢？
这种虚拟，正是舞台艺术的起源。于是，这个时代的剧场关系被颠倒了：被观看的（芙蓉姐姐，或她的表演）其实不过是生活本身，而观众（社会生活）却充满了表演的虚假。或者说，在表演化生活中出现的芙蓉姐姐被生活中戴着面具的、虚情假意的表演性观众耍弄了。观众之所以成为表演者，是因为他们早已陷入了符号的迷魂阵，他们无法回到原初的真实自我，那个自我已被曾经欲望过的幻象所欺诈，从而失去了纯真。正如艾柯所说，这个后现代的世界就是失去了纯真年代的世界，因而一切都成为引征。
引征，便意味着重复。在此意义上，芙蓉姐姐的确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的虚拟美女。我们难道不曾有过刘胡兰姐姐、江姐（姐）这样的美女偶像吗？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所出现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第一次的精神创伤只有在第二次的打击中被扭曲地唤醒。按照后现代的理论，再现就是对原本的滑稽模仿，呕像正是偶像的基因突变。我们难道没有看出，妖冶芙蓉正是铿锵兰花的一个搞笑的变异吗？
由此，我们可以猜测，芙蓉姐姐是这个犬儒社会与时俱进的标志。混合了搞笑、依恋、玩世不恭、热爱、伪装、媚俗、从众等社会心理特质。正像齐泽克所说的：“每个人都知道，然而没有人想大声说出来”；“一个共享的谎言对群体的团结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甚至是比真理更有效的纽带”。作为一个欲望的“她者”，芙蓉姐姐其实是我们的短缺，是对实在的隐匿，是对本原的误认。而这种误认一方面消解了原有符号体系的刻板法则，另一方面却有效地重整了意识形态的韧性构成，强化了犬儒主义表演的合法。芙蓉，这个可怜的“小她者”，之所以可以看作所谓的“崇高对象”，并不是因为她具有令人景仰的特质，而是因为她用自命不凡的肉身打开了一个精神呕吐的空间，一个令人惊恐而晕眩的深渊。
这无疑是崇高美学用历史创伤换来的狞厉面貌。既然绝对的美是难以触及的，令人心碎的，那么只有痴狂化甚至滑稽化的崇高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既不至于被深不可及的历史真实所拒斥，又不会（更准确地说，自认为不会）迷失在现实符号的达尔文丛林之中。但是，在这样的时刻，谁又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不被当作）另一个芙蓉姐姐呢？表演者与观众的互换，不就是一场击鼓传花式的无尽游戏？在这个注定为修辞效应的、互为崇高对象的社群里，难道我们不也只是一簇簇聊博一笑的、尽管是略为标致或略为矜持一点的芙蓉/浮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