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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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人不是从某块地域上消失的人，而是从某种语言中被抛出而突然喑哑的人。我们在异国的人群中穿梭，想象着抒情的词组，想象着谩骂的最恶俗的言辞，想象着双关、戏拟或反讽的段落，但对象却无迹可寻。这种语言的冲动是至为尴尬的，它同肉身的无效的激情正可比拟：它成为表达的手淫，从自身抵达自身。
因此，被汉语遗弃比被那个叫作“中国”的空间遗弃更为令人绝望。那个在形式上呈现为空间的国度也许需要“民族”这个范畴才能获得它的意味，而民族，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断言的，无非是一个“想象的社团”罢了。这个社团仅有的纽带便是语言。作为符号化的文化，语言不仅曾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形式，诸如渗透在家族网络以及性的关系下的抽象形式，而且也是维系着整个政治和文化体系的基本形式。同世界上所有的语种相同，汉语，毋庸讳言，是一个庞大的帝国或监狱，囚禁着每一个企图说话或聆听的人。然而，正是在与之搏斗的意义上，我们混入了其中，并且许久以来成为极为聒噪的人，以至于我们在失去了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敌人抛弃了）之后显得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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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囚禁来说，放逐毕竟是一种对压制的解脱。在这个意义上，放逐无疑体现了一种夸张的自由。在这种自由里，兴奋和无聊是同义的。在这种自由里，声音穿越了足够广袤的空间，却无人听见。
我在另一处谈过囚禁与放逐这两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母题。从语言意义上说，这两个母题似乎更令人不安。当然，放逐的快乐只有在经历了囚禁的痛苦之后才能获得。同样，对于一个深知如何在语言枷锁中挣扎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逃离这种枷锁更快慰的事了。也就是说，对于曾经只有将“痛楚”升华为“坚忍”一词才能说出他肉体苦难的人来说，直接说出“痛楚”是一次极乐的经验。但是，这一次说出却是没有听众的，正如上一次虎视眈眈的听众一样令人沮丧。
不管怎样，语言个体的命运永远徘徊于囚禁与放逐之间：要么被那个体系捕捉，成为执意反抗的或者以径自的、出轨的游戏来藐视体系规范的不安分的囚徒而时时遭到惩罚；要么被那个体系忘却，享受最自由的无限空间，却因孤独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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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对话，无论这种对话是对抗式的还是交流式的。显然，被放逐者唯一的生存形式便是独白。在虚拟的语言国境内，独白便成为孤寂的、唯一的“社会”事件。沉溺于汉语的虚拟国度中，徒劳地寻找说话的对象，我们孜孜不倦的独白使放逐显得更为荒谬。然而这种荒谬却正是被放逐者注定要面临的。
对于被放逐者来说，做一个局外人，这个简单而现实的境遇，当然从根本上说是语言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人”连地狱都不是，连地狱所拥有的好客性、亲和性和包容性也不可能显示。“他人”作为一种异己的语言存在，仅仅是一个无关的、隔绝的体系，或者一个擦身而过的影子，无法触摸，更无法进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独白没有人倾听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无法获得倾听的能力。因此，反过来，异己性也是我们对“他人”所显示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变成了“他人”，阻隔了所有自身之外的人。于是，哲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命题为寓言家卡夫卡的城堡意象所替代而显得不可捉摸，它甚至变成后现代的令人疲耗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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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汉语放逐并不仅仅意味着那个具有四声系统的说话方式的丧失，它更意味着对语言背后的历史语境的间离（顺便一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性的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不可译的）。而这正是被放逐者的困境：语种的绝缘被文化的绝缘注定了厄运。
同样，迷失在“洋话”（假洋鬼子说：“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之间的人毋宁说是徘徊在橄榄球的无聊规则、迈克尔·杰克逊的假模假式以及肥皂剧的笑声之外的人。被一个语言世界遗弃而在另一个语言世界外徘徊，这种无可名状的窘境指示了我们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会是一个超越的契机吗？抑或它仅仅是绝望的悬崖？
关键在于，你如何可能，像欧阳江河曾经看到许多人所拟想的那样，“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变成对那个“想象的社团”毫无记忆和知觉的人；或者，自我狂妄地放逐了那个巨大的国家，作为对被放逐的阿Q式的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