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重身份的诗人——《科学时报》访谈【1】
第一眼见到杨小滨，他太轻松了，我很虚伪地装了一把坦率，我说你看起来不太像诗人。他笑笑说，诗人该是什么样子？我心虚地说（我之所以心虚，是因为我也得承认我其实也不知道诗人该是什么样子），我以为诗人都是把自己搞得跟艺术家似的有点神经质，长长的头发，不修边幅，东张西突的胡子，好像至少五天八夜没睡过的样子。他依然笑笑说，是吗？不过我得承认他的笑很灿烂、很轻松，不像好多的人到了这个年纪都有种生活的沧桑，嘿嘿，这也许就是做一个轻松的诗人的好处吧。
我们来到他在北京租的一间两居室的塔楼下。他自嘲地解释说，这地方环境不太好，太脏了。我说没事，因为我就是生活在这片脏乱和豪华并存的土地上，比这更糟糕的环境都见过，这一点都不在话下，不像他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优美而宁静的小镇里，好的环境见多了，所以才觉着不安，我是安之若素。
来到他的小屋，果然又是一番天地，整个房间干净明朗，墙上挂着工艺品，很有生活安适的味道。我说在国内生活得还不错嘛，他说，是的，我比较注重环境，好的环境能给人以好的心情（不过原话是不是这样说的我记得有点模糊了，也可能比这说得更有哲理或是诗意吧）。
后来我们发现坐在房子里实在是有些不知所云。然后，正好他有个诗人的小聚会，他说可以顺便捎上我，这也正中我的下怀。我想一则可以完成我的采访任务，二则可以混迹诗人之间，看看诗人是怎样的，长长见识。
聚会是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那里可没有杨小滨家里那么舒适，有空调，起坐宽敞。那里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和闷，我只觉得全身上下汗乎乎的，像上了一层糨子似的。因为我是半路杀出的局外人，所以也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说热死了，只是一个劲地扯餐巾纸擦汗，当然也不好意思随便张嘴说话，怕露怯，只好埋头默默苦吃，反正也不吃亏，小龙虾的味道还不错，这也是一个诗人的手艺。席间杨小滨说话不多，主要精力用在喝酒上，另外就是吃菜，他的胃口不错（没让诗弄坏胃口，这说明他的确是在诗中游刃自如）。他们喝完啤的喝白的，白的喝完了又把两瓶干红也干完了，真是海量，而且敢喝混合酒，真是佩服。看样子他们喝得很是酣畅淋漓。也许是因为热不过，杨小滨还主动积极地要求吃了两支冰淇淋，我是对这种甜腻腻的东西敬而远之的。
酒足饭饱，诗人们议论了一下有关精彩盗版光盘的事，于是放起了歌剧的著名片断，因为我是音盲，所以也叫不出名字。杨小滨立马放声高和，果真有一副很好的男高音嗓子，雄浑而沉厚。我才发觉他的确是多才多艺。
我看他喝完了，也唱完了，还是很清醒，没事人一样，我说我们也该聊点什么吧，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不过他的话语里有些比较理论化的词和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当代西方理论家的名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了解。总之他是一个诗化了的批评家和学者。
诗人·批评家·学者
《科学时报》：你是诗人，又是批评家，又是学者，如果这么多角色放在一个人身上也许会手忙脚乱，你是如何处理调和这些角色的？又是如何让这些所谓多重性不相互干扰的？
杨小滨：如果真要自我推销，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同时又写小说评论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诗人。好像没有别的诗人会像我一样去写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的美学》这样的书（不幸的是，那本书要比诗集卖得好得多）。写诗评的诗人就太多了，像欧阳江河、臧棣、王家新，直到更年轻的胡续冬、姜涛等都是很好的诗评家。记得我很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正式开始写诗评，以前只写过一篇。当时有个朋友就说，完了，你一写诗评，你的诗歌生涯就完了，意思是本来感性的东西你去理性化了。这是一种偏见。诗歌里就不需要理性的东西？好的评论就不要感性的成分？其实，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都不是问题。写作跟什么有关呢？我觉得和参与世界的态度有关。如果说，说话、表达、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方式，那么诗应该是一种最能体现语言的自由、表达的解放的文化形式。诗的语言自由是对现实束缚的挑战。英文里有个词叫“poetic licence”，意思是，诗的语言可以有特许，破坏日常语言的规则。搞破坏当然是很愉快的事。也就是说写诗的时候你可以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声音，至少是有差异的声音吧。
同样，批评也是对现实的疏离，也可以称作批判，从这一点来说二者有相通的地方。
诗的语言的自由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批判，是一种想象力的解放。不过我写诗的时候从来不考虑理论问题，如果把诗变成理论的阐释，那就太糟了，反而会走向我倡导的理论的反面。
我推崇谁呢？像翁布莱托·艾科一边写小说一边写符号学论著，皮埃尔·布莱兹一边作曲一边做他的指挥家，君特·格拉斯不仅写作还能画画。人一辈子干同一样活不太单调吗？不过，说到学者，那只是职业而已，我一直不认为批评是一种职业，不过似乎不难把所谓学者的职业转化成批评工作，这至少比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把保险公司的业务转化成诗歌意象要容易多了。其实，目前美国大部分诗人都在学院里，比如阿什伯利，学院对诗人来说只是一个饭碗。
《科学时报》：在座的诗人朋友大部分是70年代出身的，而你与他们还是很投契的，起码他们聚会不会忘了叫上你这个大哥，真是不错，你的确有种流动的活力在诗里面。但你和他们相比肯定是有不同的，另外和你同一代的诗人呢？
杨小滨：我觉得50年代生的严力、60年代生的李亚伟，都是70年代人的先驱。我的诗也有相当的喜剧成分和反讽色彩，其实这在我80年代的一些诗里早有体现。那些诗现在看来不够成熟，但是我觉得比当时的许多城市诗似乎更具复杂性。总的来说，我觉得我还是能写不同风格的诗，尽管都有自己的印记，但是比起很多人来还是应该算变化比较大的。说得好听这是风格多样化，像毕加索一样，说得不好听是没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就很难说不同，因为我有一部分作品在倾向上和70年代出生的诗人相差不远，而另一部分又接近同代的甚至上一代的诗人。
古典音乐的爱好者
《科学时报》：我刚发现你是一个很好的男高音，说说你的业余爱好？
杨小滨：我最持久的爱好应该说是古典音乐。音乐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也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音乐鉴赏家，我大多在工作的同时放着音乐，有的朋友认为这是亵渎。我不认为好的东西就一定是神圣的，就像对待亲人并不一定要像对待情人一样专心凝视。现在除了声乐，我一般只听钢琴和室内乐，对交响乐表达的那种集体的整齐划一越来越厌倦。我的音乐都在唱碟上，几乎不去音乐厅，正如我的电影都在影碟上，几乎不去电影院。这也是一种对集体活动的拒绝吗？可能我觉得好的音乐应该是一个人静静倾听冥想的东西。
我父母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我的男高音是跟录音和唱片学的，聚会时常常用来助兴，以至于有人觉得我要是不干文学这一行，可以去唱歌剧，像当红的伊安·波斯特里奇，他是地道的牛津的历史博士。我的曲目大多是意大利拿波里歌曲，这可能是我唯一保存着浪漫情怀的管道。最喜欢的男高音是科莱里，女高音是雅诺维茨，有人说他们的声音是男女声中最性感的声音。这是不是或多或少和我写作中的知性倾向形成了一种平衡？
另外，那种艺术上的乃至生活上的精英主义倾向在我身上正在慢慢消失。我开始更多地发现不同事物的美，哪怕是不完美的美。
在美国做教授
《科学时报》：说说你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你是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的吧？
杨小滨：我从来没有考GRE，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其实不少美国学校和教授都注重实际能力，所以申请美国大学时，如何展示自己的长处是很重要的。对于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学，也有不少人觉得不可思议。事实上，海外的中国研究常常会有较大的空间，也有可能取得较大突破。耶鲁当然是顶尖的大学，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有杰弗里·哈特曼、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本地“大腕”，也经常有世界各地的学界“大腕”来串门，像利奥塔、哈贝马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马丁·杰伊等。
读人文学科比较大的考验是毕业后的求职，一般以学院里的教职为主，选择就比较少，薪水相对来说也不是最高的。不过在大学里工作自由的时间比较多，是一个最大的优点。
美国教育中最大的优点当然是对创造力的启发。尤其是那种讨论班式的课，学生有比较多的参与，而不是教授一个人独白式的讲授。所以我现在讲课也只是提纲挈领，更多的是诱导，启发学生的联想和思考。
《科学时报》：你在美国大学里做教授，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杨小滨：是一个受到尊敬的文化装饰。在我这个南方的大学，文化多元的观念似乎才刚刚开始为人所接受，或者说很多人还不大能接受。密西西比是一个被称为种族主义最后堡垒的地方。对非西方文化感兴趣的人在逐渐多起来，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多数学生对中国的了解大致就像我们对印度的了解一样，知道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但具体是什么，所知甚少。
这也体现在我所在那个系，大致上相当于国内的外文系，比如说北京大学有个东方语言系，可能有一个教印地语的教授，那个人就是我。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在东海岸和加州的大学里，这种情况就很少。总之我的课都是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开始，这样我当然比较轻松，但也有一定的成就感，就是从无到有，让对中国什么都不知道的学生了解中国。我想最特殊的感觉就是，你无法想象有些对我们来说是不加思考的东西西方人可能完全不懂。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是——不止一次出现在我汉语班上——美国学生会把一个中文字拆成两个，比如这个“如”字，他们会把“女”字留在上一行，“口”字写到下一行去，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