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GDP崇拜
在中国，最近的十几二十年里，有一个最重要的词汇频频出现：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s，国内生产总值）。它是指经济社会（即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A·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称其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如同人造卫星能探测地球上的气候一样，GDP能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陈新英，2006）。
GDP对国家来说叫做国内生产总值，对地区来说叫做地区生产总值或本地生产总值。由于GDP覆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具有国际上通用的核算原则与方法，是衡量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经济活动总量的国际通用语言，因此GDP是全世界通用的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根本体现，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参数，尤其是在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实行宏观监控以及宏观经济分析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的经济发展历程证明，没有GDP我们就无法进行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GDP就像一把尺子或一面镜子，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秦朔，2004）。作为经济的总量指标，作为全球范围内衡量经济发展的通用标准，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国，GDP无疑享有着所有数字中的至尊地位，它的增长，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决定了我们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为此，首先要解决的是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要解决13亿人吃饭穿衣的问题。30年前，邓小平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我们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并果断地走上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自救自强之路。30年来，我国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中国人都从中受益。经济增长为人们的幸福和快乐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幸福指数”又不完全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的，两者是一种曲线关系（金明善，2004）。有研究表明，当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经济指数越高，幸福指数也越高，就是说经济的支持是幸福的前提，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人均GDP8000美元）的时候，经济因素在“幸福指数”中的作用呈现出递减的态势（田国强，2006）。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生活水平提升很快的国家，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刘伟，2006）。所以，单单用GDP是无法全面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情况、精神情况的。
GDP在一国的经济生活中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GDP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先天的不足，因为它无法涵盖“发展”的全部内容（梁小民，2001）。在人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值得关心的东西是GDP这个指数无法衡量的。GDP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而不能准确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它可以代表经济增长，但不能反映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否协调，城市与农村是否协调，更不能反映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以及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不能准确衡量贫富差距和财富的流向，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不能准确衡量分配，不能准确衡量社会保障……这些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幸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GDP都“忽略”了（林治波，2004）。
二、绿色GDP的尝试
GDP没有衡量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尤其是环境的代价。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得越多，其GDP增长也就越快。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只关注经济增长，很少重视社会学意义上的财富概念，没有人去关注阳光、空气、水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与意义。随着环境与资源问题日益凸显，使人们认识到工业革命以来，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和自然财富的快速毁灭并行发生的（布莱恩·布雷姆纳，2005）。人类居所的环境应当是空气清新、水质洁净、绿树成荫（绿化程度达60%以上），然而，地球的环境却日益恶化，近年来，一些地区环境的污染，已经给当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人们开始怀念曾经的青山绿水、碧草蓝天。从1990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把衡量社会经济的指标体系由单纯的GDP指标变为“社会指标”（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后来又引入一个绿色GDP的概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
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对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的破坏性影响后的余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GDP能更好地体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负面效应越低，反之亦然（弗洛伦斯·陈，2005）。
现行的GDP指标只是一个衡量经济产出的指标，没有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作为经济过程的投入看待，同时也没有适当考虑人类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所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为恢复适宜的环境所作的努力，因此计算结果无法作为在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下体现环境和经济统一性的长期发展成果，存在着极其明显的核算漏洞。绿色GDP指标将克服这一不足，为决策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因此，绿色GDP指标的提出意义重大。
绿色GDP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也符合科学发展观。从衡量经济增长的GDP，到考虑资源环境的绿色GDP，最后到衡量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的完善，是一个充满着挑战与希望的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目标。我们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而彻底转变“GDP至上”的观念，把推进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发展目标。将绿色GDP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统一框架中，通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解决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同时也解决其他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马川，2007）。在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好的条件，让人们在生理、心理上都能得到满足，向着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迈进，这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望。
三、GNH关怀
1.国外的国民幸福指数
20世纪末期，人类开始跨入精神经济时代，精神经济的主要生产要素是知识、信息和精神智慧（成乔明，2005）。2005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领导的一个小组计划设立一个指标来衡量人的幸福感，使幸福感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man）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Aaron Krueger）一直致力于建构“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NHI）。这一指标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成为了GDP的校正与创新。“国民幸福指数”成为衡量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就是衡量国民幸福快乐程度的标准。
英国社会学家萨拉·凯坦普（Sara KatiPo）在其专著《快乐是新的经济指标》中认为，快乐是衡量一个国家相对成功的最佳指标。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国家富裕、人民幸福则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达到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幸福就是人类与整个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舍赫拉扎德·达涅什胡，2005）。
国民幸福指数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关注，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已经开始比快乐、比长寿、比轻松、比活得更自在。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是经济增长的竞赛，而是对国民生活幸福的追求（高鸿业，2004）。GDP的增长是为“幸福指数”的增长服务的。事实证明，经济增长和幸福感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过去，评价经济发展是见“物”不见“人”，政府关注更多的是GDP这样的“硬数据”，而对人的发展和人的切身感受等“软指标”就很少提及，所以，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也就是说GDP是基础，是前提，但是GDP的增长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幸福。GDP增长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幸福指数”的最大化。
2.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
早在千百年前，中华民族的先贤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罗建文，2007）。在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更加关注民生，更加注重“群众利益无小事”。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为”要求，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三民政策”；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六个“更加”，这一切都是以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导的，而所有的一切又都离不开“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根本（赵丽芬、江勇，2002）。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李昌森，2005）
国家统计局近期还将联合有关部委推出一系列与国民幸福总值（GNH）密切相关的综合指数，如“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和“社会和谐指数”等。幸福指数的推广对于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等都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意味着追求幸福感从个体行为变成了政府行为，用指数去指导、规范、约束各级政府的行为，用指数去调控社会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民族进步和人民幸福的新观念和新追求。“幸福指数”衡量了民众幸福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并通过指数百分点的变化，反映的是国民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切身感受。把幸福指数纳入到统计体系中，不仅是一个人文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体现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张瑾，2006）。关注“幸福指数”等人文指标，标志着政府的施政思维和手法的大幅度提升，即逐渐由过去仅仅重视产值转移到既要关注产值又要关注民生上来；由过去单一的政绩取向进入到综合的政绩取向阶段。这将对“GDP崇拜”注入一剂“清醒剂”。通过添加的人文指标进行考核，还将有力地推动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李昌森，2005）。
“幸福指数”关注民生，关注和谐，关注人的心理感受，体现了和谐发展的精神，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发展理念。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提出人类发展指数是人均寿命指标、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和人均收入指标整合的综合性发展指数，用于衡量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和谐的程度。我国拟把“幸福指数”等指标纳入统计范围，一方面顺应了国际潮流，适应了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等方面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