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日语的寿司店
小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只有一种语言：日语。家里的大人，没有一个会说英语，更不用说汉语了。说到外国，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日本人想到的首先就是美国。
今天，中野最出名的是专门贩售跟日本动漫相关商品的“MANDARAKE”，位于我小时候经常被母亲带去买日常用品的商场“中野百老汇”里。如今的“中野百老汇”是有点儿老气的商场，可是从前曾非常时髦，连大红歌星老虎乐队的主唱泽田研二、小说家兼后来的东京都知事青岛幸男都住在那里。再说，青岛当年在“中野百老汇”二楼开的意大利面店就是日本意大利面专卖店的始祖。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和大我两岁的哥哥，住在爷爷开的寿司店后面。爷爷年轻的时候，从东京西北方埼玉县熊谷的农村跑到首都来，跟同样也是神奈川县农村出身的奶奶结婚，在当年日本国铁（现JR）中央·总武线东中野火车站附近定居下来，先开了木屐店，后来开了寿司店。
父亲生前给我讲过，他记得小时候跟爷爷早上一起坐有轨电车到位于筑地的鲜鱼批发市场采购，买了很多鱼，回程则坐“円タク”，即当年不管坐多远，车费一律收一块日圆的计程车。然而，好事多磨，爷爷四十多岁就中风，从此便半辈子都半身不遂。当时，奶奶刚满四十岁，有五男三女共八个孩子，最小的孩子还在吃奶。为了养活一家十口子，奶奶只好替爷爷当起家来，雇请了厨师和跑堂的小伙子，也叫孩子们帮帮忙，合力经营一家专门供应寿司的餐厅，叫做“朝日鮨”。我出生的时候，除了我父母亲以外，叔叔、婶母都一起在店里工作。另外，也有未婚的小姑和小叔。总的来说，那是一个很大、很热闹，也完全日本的家庭。
小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只有一种语言：日语。家里的大人，没有一个会说英语，更不用说汉语了。说到外国，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日本人想到的首先就是美国。在我的孩提时代，电视上播放着很多美国连续剧、卡通片，如Lucy、Show、Tom and Jerry等。大家很向往美国，以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富有、最先进、最民主、最自由而“女性优先”（Ladies first）的国土。那年代日本电视上很受欢迎的益智比赛节目Up Down Quiz，冠军拿到的奖品是去夏威夷的团体旅行票，是日航空姐边给佩戴花环边送上去的，多么富有戏剧性。能跨越太平洋到达北美大陆的，只有考取了富布赖特计划奖学金的精英分子，其他人只有向往的份儿。所以，连后来成为御宅族圣地的商场都要取“中野百老汇”那样崇美的名字。
同时，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最常接触到的外国文化，其实是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华人的文化；当年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交。电视上的流行音乐节目，如《紅白歌のベストテン》（《红白歌曲前十名》）、《夜のヒットスタジオ》（《晚上的畅销曲播音室》）等节目中，有台湾来的欧阳菲菲、Judy Ongg（翁倩玉），还有香港来的Agnes Chan（陈美龄）等。那些华人女歌星，连名字都特别到普通日本人无法准确发音。比如说，我母亲一直把欧阳菲菲说成“欧阳灰灰”，因为她唯一熟悉的日语里，偏偏缺席“f”音。那些华人歌星当时都唱日文歌曲，如欧阳菲菲的《下雨的御堂筋》、陈美龄的《丽春花》。她们的日语有独特的外国腔，很是吸引日本人，乃无意间形成迷人的异国情调所致。
一九七二年，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于从中国大陆来的第一个明星，我至今都印象特别深刻。那是一对大猫熊，叫兰兰和康康。为了看它们，东京上野动物园天天排上了长长的人龙。当然，我也去看了。
差不多同一时期，有来自香港的双胞胎组合“乐家姊妹”，在日本乐坛用了个艺名叫做铃铃兰兰，显然是学了大猫熊的。各留着左右两条长辫子的铃铃兰兰，打扮成北美印第安小女孩的模样，演唱的歌曲也叫《相思的印第安娃娃》，叫人搞不明白双胞胎到底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文化。实际上，她们是中美混血儿。尽管如此，两个女孩在电视广告中唱的“铃铃兰兰留园，铃铃兰兰留园，去趟留园，吃到幸福！”一段，在当年东京，可说脍炙人口。
位于东京电视塔附近芝大门的留园是一家超高级的中餐厅，我根本没福气光临，也根本不知道那家店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的孙子盛毓度经营的，更不知道如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留园曾经的确属于他们盛家所有。
横滨中华街的神秘语言
一顿中式晚餐，即使没有炒菜而只有主食和汤水，在当年日本人眼里，还是充满异国情调、叫人无限兴奋的饮食经验。
记得小时候，一到周末父亲就开车带我们去临近东京的横滨中华街，或者位于中心区银座的中餐馆万寿园，为的是好好吃一顿中国菜。
今天回想起来，有点好笑的是，我父母亲完全不懂得点中国菜，于是乱叫锅贴啦、烧卖啦、春卷啦、炒面啦、炒饭啦，也就是多种主食和点心，然后再叫一大碗玉米汤，以为画龙点睛了。至于甜品，始终只有一种：杏仁豆腐。我被父母带去中餐厅，似乎从来都没吃过什么炒菜。所以，有一次小姑夫妇带我和他们的独生女去位于新宿的东京大饭店，叫了一盘青豆虾仁，既好看又好吃，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连小孩子都懂一盘青豆虾仁绝对比锅贴、炒饭高级昂贵。无论如何，一顿中式晚餐，即使没有炒菜而只有主食和汤水，在当年日本人眼里，还是充满异国情调、叫人无限兴奋的饮食经验。
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喜欢横滨中华街那大红大绿的色彩，跟日本街头始终以素色为主的光景很不一样。到了年底，华人开的食品店，横梁上挂着腊肉来卖，其中有好像是压扁过的腊全鸭，我至今印象深刻，怎么也忘不了。因为平时在日本人开的商店里，连全鸡都很少看得到。日本人历来肉吃得很少，肉铺卖的鸡肉是解剖过的鸡腿、翅膀、鸡胸肉。甚至特地切开鸡胸肉中贴骨头的一部分，将其命名为“笹身（ささみ，sasami，意为‘竹叶肉’）”而高价出售，因为那一块肉的形状看起来像一片竹叶而且肉质也最柔嫩。日本厨师会把“笹身”烫一下后冰镇，切成小块并配上绿芥末，弄成一盘“鳥わさ（tori-wasa）”供应。至于鸭子呢，日本商店甚少贩售，东京小孩只知道那是安徒生童话《丑小鸭》里的群众角色。何况是全鸭而且是压得扁扁的、油光光的腊全鸭，又不仅一只，是有好多只的，简直像南洋长的香蕉一般密集在一起的画面，对我有天大的冲击力，或者说是平生第一次的文化震撼了。
当时我没有口福尝到腊肉，因为父母根本不懂怎么做怎么吃。后来，去广州中山大学留学的时候，我才在当地朋友家里吃到腊鸭子，觉得味道鲜美，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我得补充：一九八五年广州街头的烧肉铺，挂卖着比腊全鸭更有冲击力的货色，即没头留尾的烤小狗。
在横滨中华街商店里工作的人，跟我们说日语有外国口音，但是他们彼此之间讲的到底是什么神秘语言，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后来，上了早稻田大学，有个谭姓同学来自横滨中华学校，家人在伊势崎町开中餐馆。他告诉我：在中华街，讲福建话也就是闽南话的人占多数。原来，那些伙计们讲的，大概就是闽南话。
对中文一听钟情
真没有想到世上竟然有这么好玩的语言！我觉得，说中文简直跟唱歌一样舒服，而且有大脑里分泌出快乐荷尔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觉。
一九八一年我念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了汉语。说起来好神奇，我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就对它一见钟情了。更准确地说，我对它是一听钟情，因为最初吸引我的是汉语的声音，尤其是声调。
在课堂上，老师教我们说：妈、麻、马、骂。
第一声“妈”呢，好比是演员培训班的发声训练一样。在咱们早大大隅礼堂外，不是天天都有穿着运动服的男女一会儿翻跟斗，一会儿发出很大的声音吗？就是那个样子了。同学们，嘴巴大开，吸进空气，大声说“あー”。现在，大家一起说说看“妈”。好。
第二声“麻”呢，是当你吃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发出抗议的声音时，就会说“えーっ？”对不对？就是用那个调子说“麻”。对了，对了。
至于第三声“马”呢，这是你听到别人讲话，佩服不已的时候，会说出来的“へーえ”，就是用那佩服的调子说“马”。不错，不错。
最后是第四声，学一下乌鸦即可。它怎么叫呢？“かー”，对不对？好，现在大家学乌鸦的调子给我说“骂”。好极了。
现在，把四个声调连起来说说看。“あー、えーっ、へーえ、かー”，“妈、麻、马、骂”。
我们做学生的都目瞪口呆。哎哟，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语言呢！从小就说有声调的语言长大的人，也许司空见惯，感觉不到吧。但是，我们日本人从小讲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语，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说话跟念经没有区别，结果越说越发困。
以我姓名あらいひふみ（Arai Hifumi）为例。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位老师问过我：在你名字中，重读音节是哪一个，是HIfumi还是hiFUmi，抑或是HifuMI？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全平，是hifumi。多么不好意思啊！相比之下，那“妈麻马骂”要说出来，首先得吸进很多氧气，然后说话要动的肌肉范围也特别广，从气管底下到口腔里各个地方的肌肉，全要动员起来。连舌头都一会儿得使劲说“了”，一会儿得卷起来煞有介事地说“人”。
真没有想到世上竟然有这么好玩的语言！我觉得，说中文简直跟唱歌一样舒服，而且有大脑里分泌出快乐荷尔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觉。直到今天，我站在课堂上教日本学生汉语，每次都会非常开心，不由得高兴起来。
记得那天下课回家的路上，我们班的同学们，都彼此说着刚刚学会的中文客套话“麻烦你了！”“不麻烦！”“明天见！”等等，叫行人们诧异地注视：这批人怎么搞的？难道疯了是不是？除了年轻人确实容易疯疯癫癫以外，主要还是中文非常好玩所致。
那年在早大政治经济学系教我们汉语的是日本数一数二的中文音韵学专家藤堂明保先生。多年后回想初学中文的日子，我不能不觉得自己的运气特别好。藤堂老师当年还兼任饭田桥日中学院的院长，所以我也不久就开始在日中学院夜间部上课了。
在早大政治经济学系，第二个中文老师是当年刚从北京过来不久的杨为夫老师。杨为夫老师的教学方法，强就强在对北京话的发音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对日本学生很难掌握的卷舌音，绝对不允许马虎。站在学生座位旁边，杨老师简直要把手臂放进嘴里似的严厉要求：“把你的舌头弄成汤匙形状，然后往里，再往里，更往里，好，现在说给我听：这、是、什么、书？”当我们学外语时，掌握准确的发音至关重要，但是教发音却非常费事，很不容易。所以，我至今衷心感激杨为夫老师当年热心的教导。
中文好听、好看又好玩……
我和中文谈恋爱，刚开始的一年是全靠耳朵和嘴巴的。中文听起来很悦耳，说起来则由大脑分泌出快乐荷尔蒙来，令人特别高兴。
当年，我们刚入门第一年用的中文课本，是以汉语拼音为主，以简体字为辅。连我们用的《岩波中国语辞典》也像英文辞典一样，按照罗马字的顺序排列字词。比如说，要查“中文”，就查z-h-o-n-g-w-e-n，不外是为了叫日本学生专注汉语普通话的准确发音。
众所周知，日文也用汉字。日本的小朋友，在小学毕业以前，就要学会一千零六个汉字，在高中毕业之前，则要学好大约两千个汉字。虽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语改革，当代日本汉字的字体，跟中国大陆的简体字或者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通行的繁体字不完全一样了，但是稍微花点时间就可以习惯，会看懂。这情形跟欧美大学生得从头学方块字，居然是两回事。日本人读起中文来，学习汉字的过程基本上可以免除掉。反之，重点在于：如何排除汉字的日本读音造成的干扰。要是把“中文”两个字，用日语发音念成“ちゅうぶん，chuu-bun”，或者把“汉字”两个字念成“かんじ、kan-ji”，可不行，谁也听不懂。所以，教日本学生中文，藤堂老师的想法是：刚入门的时候赶紧抓好发音，把时间花在汉语拼音的读写上；过一年，到了中级阶段，再引进中文阅读都不迟。
我和中文谈恋爱，刚开始的一年是全靠耳朵和嘴巴的。中文听起来很悦耳，说起来则由大脑分泌出快乐荷尔蒙来，令人特别高兴。果然世界上，华人历来以爱说话闻名。我也马上受到影响，除了在学校里听听说说以外，回到家里还要听录音，甚至洗澡的时候也把录音机放在洗澡间的玻璃门外，听着播放的声音洗洗刷刷时而出神了。
我认为，恋爱的本质在于：在对方的存在里发现美。有人喜欢听音乐，觉得特定的旋律或者音色无比美丽；有人喜欢绘画，被特定画家作品里的美迷住了不能自拔。一个年迈的数学家在退休演说中说道：他中学时发现了数列之美，后来的五十多年都没有变心。喜欢运动或者骑摩托车等热爱户外活动的人，我也相信他们从中发现了某种美。
现在，我教日本学生中文，常提到：中文的“漂亮”两个字是“美丽”的意思。但是“漂浮”的“漂”和“光亮”的“亮”，加起来怎么会有美丽的意思呢？据说，是公元前的中国人把丝绸放在水里洗净的时候，看到光线反射，水中发光，觉得非常美。所以，他们后来用“漂亮”两个字来表示“美丽”。也许，你们之中有人谈过恋爱吧，请你回想一下，当你从远处看到他/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在众多人里面，只有他/她一个人显得特别亮？那就是古代中国人看水里的丝绸发现的美，显然视觉跟心理以及思维，全串在一起。美不美啊？所以，我跟中文谈恋爱呢。
言归正传，讲回我开始学中文的第二年。经过专门看拼音的春夏秋冬，教材上终于出现中文简体字了。我在课余时间自己看中文小说，是当年日本的一种教材，翻开看时，左边印着简体字原文，右边印着罗马字的拼音。那样子，边看小说就可以边学中文普通话的发音。如果遇到生词，按照拼音去查《岩波中国语辞典》也方便得很。就那样，二十岁的我看了鲁迅的《呐喊》、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以五四文学为主，中国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的经典作品。
鲁迅、老舍描写的世界，是二十世纪初，从清末到民国，用当年的说法就是解放以前的中国社会，跟我生活的一九八〇年代的日本完全不同，也一点儿都不像大红大绿的横滨中华街。反之，中国近代文学普遍很黑暗，却有独特的美，安静到几乎是无声且很深刻。一时我深受吸引，甚至有一次，在东京高田马场火车站对面芳林堂书店大楼地下的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看中文小说，忽然发觉自己心跳得特别快，脸都有点发热了。怎么回事呢？果然，我看中文小说时的生理反应，跟谈恋爱时一模一样。
可以说，从一听钟情开始的恋爱，当时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尤其与张爱玲的作品艳遇以后，我被中文之凄美与华丽深深迷住了。若说五四文学叫我看到了中文理性、男性的一面，张爱玲则叫我看到了它感性、女性的一面。总之，全部用汉字写的中文，一看就跟英文、日文很不一样。
英文用的是标音而不表意的罗马字，结果第一印象平静得犹如黑白照片，需要读者在自己的脑子里用手工把一个又一个标音文字像玻璃球一般串起来，整个画面才会变成彩色项链，从中浮现出各种故事来。至于日文，标音的两套假名和表意的汉字混合在一起，乍看就像纵横填字谜，叫人非得匆匆把假名表达的声音跟汉字表达的内容结合起来确定文意。
有一位大陆编辑说：日文因为夹着假名，给人不确定、暧昧的感觉，叫人不舒服。但是，同一件事情，由一位台湾编辑说来，倒成为：日文因为夹着假名，想象的空间很大，给人自由的感觉。相比之下，中文画面全由表意的汉字组成，包括象形和会意，一个又一个汉字都张着嘴巴自我主张，给人的印象好不热闹，就像横滨中华街的大红大绿商店招牌以及密密麻麻的腊鸭子。那感觉也很像香港茶楼里卖的很多种点心，或者说是英国庭园里盛开的种种花儿，又或者说是在托儿所窗户边等着妈妈来接回家的娃娃们。总之，叫我觉得非常亲切。
哆啦A梦的任意门
我开始把中文当作日本护照以外的另一本通行证，或者说哆啦A梦的任意门，大胆地走世界各地了。
上大学开始学中文以后，我的世界一下子扩大了。原来，在地球上，除了日语和英语以外，还有中文和其他语言，除了日本和美国以外，还有很多国家地区，五花八门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作为一则知识，我当然早就知道；可作为亲身经验，却是上大学以后才体会到的。例如，在日中学院执教的，除了中国籍老师以外，还有南洋马来西亚、新加坡来的老师们。我当年才二十岁左右，对世界历史、地理的理解非常有限，搞不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教中文。其中有一位陈志成老师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就是他给我介绍看香港杂志，而我后来的中文作家生涯，就是从那份香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开始的。
当时，一九八〇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台湾地区也还没有解严，在蒋家王朝独裁下，有所谓“报禁”控制着言论活动。相比之下，香港杂志不仅属于民间，而且内容世俗得很。在我第一次买的一期杂志上，登着已故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的华裔女朋友——即他和日本籍太太小野洋子之间的第三者——写的札记。没错，完全八卦，而我一下子被它迷住了。中文啊中文，你除了好听、好看以外，原来还这么好玩啊！可以说，我当时就发现了：中文不仅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语言，时间上，它拥有悠久的历史，空间上，它通行于全球华人社区。
中文有世界性。这一则发现对我人生的影响无比大。英文是如今的世界语言，再有了中文，地球上行走的自由度又会大幅度提高。我开始把中文当作日本护照以外的另一本通行证，或者说哆啦A梦的任意门，大胆地走世界各地了。
最早的目的地是中国。我拿到中国教育部的奖学金，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前后两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留学。每到放假，我就背上红色大背包独自去各地旅行。中国是跟欧洲一样大的大陆国家，即使在汉族居民占多数的沿海地区，每个地方的方言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区别。上海话、福建话、客家话、广东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如果拿到欧洲去的话，好比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关系了。简单来说，彼此不通。
然而，在中国境内，大家除了母语方言以外，还会说在学校念过，在广播上、电视上、电影院里听到的普通话。所以，无论在黑龙江哈尔滨，还是在四川成都，大部分中国人都听得懂我说的话。那经验真的好过瘾。我发现：其实不少中国人每天都讲三种语言。比方说我去广东省顺德，即周润发的老家旅行时，在当地中旅酒店前台工作的女孩子，跟我讲普通话，跟同事讲顺德话，接电话时则讲省会广州的广府话，而且语言之间的切换完全自然圆满，简直像变魔术一般。
当年中国的物价还很便宜，加上公费留学生处处受到优待，所以，我才能够去离北京、广州很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乃中国和俄罗斯（当年苏联）的边境小镇。我是五月初劳动节假期去的，北京已经是初夏了，但是隶属内蒙古自治区的北国小镇仍在冬季，大湖泊中心结的冰还没有融化。街上看得到很多穿着民族服装的蒙古族人。他们住在五百公里之外草原上的蒙古包里，好不容易来到镇上办事情。族人彼此之间说蒙古语，但是跟汉人，跟我则说普通话。他们个子并不高，但是力气却特别大。看来蛮可爱的小伙子，开啤酒瓶不需要用开瓶器，用三根指头就开得了。
几个月后，我到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吐鲁番、喀什，乃从北京坐几天的火车，然后改坐两天的巴士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去的。我从小梦想坐夜车、长途巴士一个人闯世界，这回儿时梦想成真了。那巴士的乘客大多是当地维吾尔族人，彼此说民族语言，但是念过书的人都会说普通话。维吾尔族是能唱善舞的民族，晚上巴士停在绿洲上的小旅馆过夜，他们吃完晚饭后，男女老少都随着小提琴伴奏跳起舞来，真有意思。而且跟他们在一起，就吃得到别处没有的西域美食，例如我在中国吃过的面条里最好吃的羊肉拉条子。那儿就是历史上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连马可·波罗、带着孙悟空的唐僧都走过。跟一批维吾尔族人一起旅游，好比自己成了书本里的登场人物，说印象深刻到一辈子难忘都一点也不夸张。
从新疆，我回到甘肃省会兰州市，赶紧吃两碗兰州牛肉面：一碗清汤加香菜的，一碗麻辣的。那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几个汉族小伙子介绍的，果然好吃到能跟新疆拉条子媲美，或者说是一个香妃，一个杨贵妃吧。我在兰州也看到了滚滚而流的黄河上游，真是跳进去都一定洗不清了。然后，匆匆搭上往西的火车去青海省格尔木市。窗外看得到牦牛，乃像披上了毛毯一般的牛，远处地面上则有白色如霜的矿盐，原来很久很久以前，青海高原曾是大海。且让我提醒你：青海高原在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也就是跟日本最高峰富士山顶差不多。确确实实是沧海桑田，没得说了。
从格尔木，我又坐两天的巴士越过海拔五千米的高山区去西藏拉萨。路上的故事也不少。例如，有几个法国人老跟着我，要我帮他们当翻译。人家要表达的永远是：bread and omelet（包子和炒鸡蛋）。极其简单的一句话，却需要找个会说中文和英文的人，才能叫厨师明白，否则得挨饿，搞不好还会饿死。刚去中国不到一年，我已经成了掌握着法国旅客生命关键的重要人物了。当地老百姓则以惊讶的眼光看我这个通多种语言的神秘外国妞。那里的山，炎夏八月还冠着雪，被太阳照着很像稍微融化的冰淇淋。藏族人的民族性格跟维吾尔族人恰恰相反，是非常严肃老实的。愿意说汉语的藏族人不是很多。当然，在旅馆、餐厅等地方，从事观光服务业的都会说汉语。
如果不会说普通话，我当年一个人背着大背包跑中国的边境地区，肯定没那么顺利了。我对边境和半岛情有独钟。后来也去了位于缅甸边境的云南省西双版纳，位于天涯海角的海南省三亚鹿回头等少数民族居住区，都是靠讲普通话来解决各种问题的。
用中文畅行华人世界
是否我前世是一个中国人？否则，说中文的感觉怎么会这么自然呢？不过，这也有点像恋爱了：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往往觉得，对方是前世来的老亲人，对不对？
去中国留学两年，我通过亲身经验深深体会到：中文在本质上是讲不同方言者之间的共同语言，好比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区的拉丁文。其实，公元十七世纪，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在写给罗马的书信中，就是把中文官话比喻成拉丁文的。而众所周知，当年中国官场通用的官话，通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几场革命和现代化，翻身为民国时期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
相比之下，我的母语日文则相当于中国一个地区的方言例如上海话，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跟中文的包容性呈现清晰的对比，乃普遍性层次之不同所致。当日本人听到外国人讲日语之际，一定会去注意哪怕一点点外国腔调，或者语法上哪怕小到不能再小的毛病。记得大学时，两位外籍老师对日文的封闭性气愤不已。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马来西亚华人陈老师，他在日本待了十多年，日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一开口说话，日本人百分之百能够听出外国口音来，使得老师埋怨道：你们日本人的耳朵怎么那么挑剔？
另一位是早大法学院的西班牙语老师，他写过好几本日文书，日文掌握得特别好。可是，有一天，他在早稻田铜锣魔馆咖啡厅跟一个学生聊天，弟子指出来老师的日文用词上有点儿不自然的地方。我在旁边听到两位的对话。老师发怒道：你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觉得非得纠正不可；倘若是一个日本人说了完全一样的一句话，你就不会觉得有错了，你懂吗？
抱歉，他不懂。日本人的耳朵就是自然倾向于排外，永远会识别出来外国腔调。相比之下，我在中国留学、旅游认识的很多很多人，几乎都夸我说：你中文讲得很标准！也许跟我在北京留学，受了北京腔影响有关系吧。不过，我觉得，主要还是大家把普通话当作一种“共通语”，也就是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海外华人都努力去学习而掌握的“人工语言”所致。所以，当一个外国人跟他们一样努力之际，很自然地一视同仁，竖起拇指说：很棒！而不会像日本人那样钻牛角尖，非得找出不一定存在的毛病不可。
回想当年，唯一对我说的中文评价偏低的一群人，果然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他们看来，北京话才是最地道的普通话，北京腔永远高高在上。对于外地人讲的中文，人家的耳朵跟日本人一样小心眼、排外得很。听出了哪怕一点点外地口音，老北京就一刀两断说：南方人！这样的情形其实到处都有。上海人对苏北来的外地人也很严厉，绝对听出来他们讲的上海话里渗入的哪怕一点点苏北口音。对北京人来说，北京话是他们村儿里的语言，正如对上海人而言的上海话，对日本人而言的日本话。可是，全世界讲汉语、普通话的十三亿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把普通话当作跟外地人沟通而用的“共通语”，跟自己村儿里的语言，如顺德话、广州话，本来就是两回事、三回事了，所以根本不存在对外国人排斥的动机。
总而言之，中文普通话很有包容性，通行度很高，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因为老是被大家夸奖中文说得好，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结果中文进步得相当快，直到有一天开始想：是否我前世是一个中国人？否则，说中文的感觉怎么会这么自然呢？不过，这也有点像恋爱了：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往往觉得，对方是前世来的老亲人，对不对？
讲中文让我自由
中国境内通行普通话是理所当然吧，可是出乎我意料，其实中国境外很多地方也通行中文普通话。
我从中国回日本以后，当了半年的新闻记者，而后又到加拿大多伦多念书去了。谁料到，在多伦多大学英语进修班上课的第一天，我就结识了刚从北京来的女同学，交上了好朋友。她弟弟当时念多伦多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是已经在当地待了好几年的老手了。我通过他们姊弟认识了好多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等。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熬过来的一代，小时候没有好好读书的环境，所以邓小平一复出，高考恢复就报名，外国留学一开放，马上就想办法办护照出国。果然，那一批人的向上心和意志力都非常可观。
在多伦多，除了中国来的留学生以外，还有不少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人学生。我跟他们也都用普通话交流，感觉上比讲英语亲切多了。记得有一个印尼华侨告诉我，印尼政府不允许华人学普通话，所以他的中文能力很有限，可是越受压迫，作为华人的身份认同越强，仍然很愿意用中文跟别人沟通。
我在加拿大待的六年半时间里，跟加拿大人讲英语，跟日本人讲日语，跟中国人、海外华人则讲普通话。曾经在东京中野寿司店后面生活的孩提时代，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以后，不仅会去比夏威夷还要远的北美东部，而且要讲三种语言愉快地过日子。学会说几种语言，我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去不同的地方旅游、生活很方便，也可以交很多朋友。中文有句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觉得，多一种语言，多很多自由。中文的优点有：好听、好看、好玩、包容性高、具有世界性。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很多自由。
自由包括行动上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先讲行动上的自由吧。在多伦多中心区，当时日本食品店只有一家“SANKO”而已，但是唐人街的食品店则多如牛毛。要买大米、豆腐、干面、酱油、咖喱块、红豆面包以及日本药品如正露丸、表飞鸣等，我都去华人开的商店买；品种比日本商店多，价钱还便宜很多。要剪头发，我都去华人开的美容院。听起来简单吧？但一般日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语言不通，有心理障碍。其实，当年多伦多的华人老板不一定会说普通话，很多都说台山话等我听不懂的广东方言。但是，华人圈子挺有趣的，彼此的方言互不相通是司空见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交易照样成立，很正常，没什么问题。
我后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温哥华、美国西雅图、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越南胡志明市等地方逛过当地唐人街，都觉得一样自如，也就是享受到行动上的自由。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市，在一个大商场里的华人商店买东西。商店里有四十岁左右的母亲和十来岁的女儿。那小朋友听到我讲的华语，就小声跟母亲说，这个人说话有点不一样啊。我心里想：那可不。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母亲对孩子回答说：马来人吧。我长得像马来人吗？这种小小的生活插曲给我过的日子增添了味道，好玩极了。
讲回在一九九〇年代初的多伦多，我因中文而感到的自由吧。就是当时当地，我开始为香港中文杂志定期写专栏，即《九十年代》月刊上的“东西方”。那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快要回归中国的日子。回归以后的前景不明了，所以好多香港人都移民去了加拿大。结果，我把在多伦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尤其是牵涉到移民生活的种种写成文章，香港读者都看得津津有味。叫我惊喜的是，正如我最初在东京被南洋华人老师介绍看了香港杂志一样，在两万公里之外的北美加拿大，也有好多华人看香港杂志的。当时多伦多一共有五条唐人街，每条唐人街都有一两家中文书店卖香港杂志。另外，除了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的图书馆以外，当地几所公共图书馆也都为华人居民订阅了杂志。所以，我一个日本人住在多伦多，每个月从唐人街文具店买来原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写成的文章，以航空邮件寄到香港去，半个月后在杂志上刊登出来，果然在我周围都有不少人看到。因为我的名字较少见，被“发现”的几率倒很高。比方说，在唐人街上有个朋友叫我：“新井！”旁边的陌生人马上问道：“难道你就是新井一二三吗？”
那是还没有网络的年代，搜寻信息仍依靠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当时，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看完了一份杂志都不敢随便丢弃，因为不能确定下次什么时候才买得到日本出版的杂志。这不是夸张的。我从日本去加拿大的时候，在皮箱里装了几本日文书，后来在多伦多住的六年半，不知道重复看了多少遍。虽然华人的人际网比较起来大而密，可当时在海外的华人对中文杂志，还是一样珍惜的。我很幸运，能够在人们珍惜的媒体上开始了中文作家生涯。
中文陪我离家出走
大伙儿以为母语很重要，虽然没错，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人也会觉得受不了附着在母语上的文化环境而开始逃避母语。我从大学时到三十几岁，走的就是那么一条逃避母语的道路。
我从日本到中国，然后又去了加拿大的目的，除了留学、扩大视野以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离家出走。年轻时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感到别扭，所以远走高飞，并不是少见的事情吧。我的漂泊基本上是个人性质的：对于日本社会长期觉得规矩太多了，喘不过气，想要去远处自由地呼吸。
刚开始会讲中文、英文的时候，我就发觉讲外语的感觉很自由。当我们讲起母语来，自动地被种种社会规矩约束，结果往往不能说出真正想说的话了。尤其在日本社会，孩子和女性的地位比起成年男性低很多，所以随心所欲讲起话来，马上挨批评道：没大没小，哪有规矩？然而，讲起外语尤其像英语、中文具有高度普遍性的一级“共通语”，村儿里规矩约束的程度低很多了。随心所欲讲讲话，人家至多以为外地人、外国人不懂规矩，仍处于“化外”状态而已。一个日本女孩子，一直生活在规规矩矩的日本社会，从乖乖女成长为贤妻良母，恐怕一辈子都没有机会随心所欲讲话了。怪不得在日本常听到一个好女人上年纪后患上了痴呆症，压在心底几十年的牢骚一下子爆发出来，再也不可收拾。我一个远亲老太太过了八十岁得了痴呆症，马上就不认得伺候几十年的丈夫，要求把房产的登记名义从那不认识的丈夫改变成她本人。面对无法控制情绪的病人，先生也只好听从，还好不至于被离婚。
光光会说外语就带来很大的内心自由，开始用英文、中文写文章来发表以后，我拥有的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如果用母语书写的话，连思考都不能允许自己思考的众多内容，例如对母亲的不满、对社会文化的愤怒等等，用外文书写起来，对外国读者会是很有趣的文化观察。是的，离母语的环境远一点点，那永远约束我们的村儿里的规矩就蒸发掉了，古老东方的论资排辈、重男轻女，由外人看来居然是：没那么严重吧？也确确实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法兰克福学派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有一本著作叫《逃避自由》，乃研究分析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人为什么被纳粹主义吸引。弗洛姆指出：大伙儿以为自由很好，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人会觉得受不了自由而开始逃避自由。我则觉得：大伙儿以为母语很重要，虽然没错，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人也会觉得受不了附着在母语上的文化环境而开始逃避母语。我从大学时到三十几岁，走的就是那么一条逃避母语的道路。
所以，对我而言，中文书写来得很自然。我小学一年级就知道了：阅读和书写能带我去另一种更大、更自由的时空，乃那一年的班主任仓田照子老师通过每天批改学生的读书日记叫我们体会到的。所以，我从小的志愿就是做作家，在初中、高中、大学都做了校报、校刊的撰稿人、编辑。从中国留学回到日本，出版了留学札记《中国中毒》。到了加拿大，还读过Ryerson Journalism School（赖尔森理工学院新闻系）。我知道使用外文会扩大内心的自由空间。所以，对外文书写充满期待，很积极地尝试了各种门道。在当地的Toronto Star（《多伦多星报》）、The Idler Magazine（《懒人杂志》）等英文报刊上发表散文，我发现当地的主流社会对亚洲移民的经验与观点蛮有兴趣，加拿大不愧为标榜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替香港的中文杂志写专栏，我由此知道了华人读者们对日本事务也非常有兴趣。
当初，我觉得自己跟日本文化格格不入，所以远走高飞也要逃避母语环境。然而，到了一万公里之外的加拿大多伦多，我却发觉：自己对日本社会、文化的知识，或者在日本长大、受教育的经历，一旦用外文写起来，简直是挖不尽的题材宝库。新闻学院的犹太裔英文老师就劝我一定要订阅日本的文化杂志，使得自己能不停地接触到日本最新的文化动态。这个发现，有点像法国作家梅特林克写的童话《青鸟》里，兄妹俩要到远处寻找幸福，最后却发现家里养的那一只就是幸福的青鸟，所需要的只是在不同的光线下看一看。
当时我也接了加拿大航空公司机舱杂志的日文版编务，再加上写散稿赚来的钱，就足够一个人在教堂街上租小小的公寓生活了。我开始以笔维生，能够自我介绍说“I'm a writer”以后，接触当地文艺界的机会增加，我在多伦多过的日子变得丰富多彩了。通过当地杂志的编辑，认识了小说家、摄影师、制片人、画廊老板等五花八门的人物。我运气特好的是，当时的多伦多有很多“洋插队”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演员、导演、诗人、舞蹈家、画家、音乐家等专业人士，都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主要由于我会用中文跟他们沟通。太棒了。
常有人问我学了多长时间的中文。答案是：我在中国留学的时间其实不到两年，除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广州中山大学的课堂上课以外，还在各地的长途火车、公共汽车上，通过跟各地老百姓的交流打好了中文基础；后来到了加拿大，又把多伦多“洋插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当教练，通过跟他们的日常交往实地练习中文的时间，则长达六年半了。其实，当上了中文作家以后，我每天为了写作查辞典的次数比之前增加许多。我认为，语言能力和查辞典的次数会成正比例，甚至外语能力压根儿就是查辞典的耐心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