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沉思录》这本书
去世前6年，马可·奥勒留端坐在他的营帐里，写下了他对人类生活和命运的思考。他的《沉思录》是否打算发表，我们不得而知；多半是这样吧，因为，即便是圣徒也不免有虚荣之心，最伟大的实干家有时候也难免心血来潮，想写本书什么的。奥勒留算不上写作的行家里手；他在弗朗托（Fronto）门下所接受的拉丁文训练，如今已泰半荒废，因此他用希腊文写作；此外，这些“金子般的思想”，都是在旅行、打仗、叛乱和许许多多的磨难中写下的；我们应当原谅它们的支离破碎和毫无章法，常常还有重复，有时甚至是枯燥乏味。这本书之所以宝贵，完全是因为它的内容——它的温柔敦厚，它的坦诚率真，以及它在有意无意中透露出来的一种介于异教与基督教之间、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灵魂。
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奥勒留也并不认为哲学是对无限时空的思辨性描述，而把它看作是一所培养美德的学校和一种生活方式。他很少操心信神的问题；有时他言谈之间像个不可知论者，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但承认之后，他又以一种简单质朴的虔诚接受传统的信仰。他自问：“生活在一个没有神明或没有神意的世界，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他讲到神的时候，一会儿用单数，一会儿用复数，全然不在乎神的来源。他参加公共祈祷和对古老神祗的献祭，但就其个人思想而言，他是个泛神论者，宇宙的秩序和神的智慧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对人与世界的互相依存，有一种印度人的观念。他惊奇于一个小小的精子竟会长成小孩，从少许的食物中竟产生出了器官、力量、心智和抱负等等神奇构造。他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就会在宇宙中发现像人身上一样的秩序和创造力。“一切事物都紧密相联，这种联结是神圣的……只有一个由万物组成的宇宙，也只有一个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神明，只有一种本质，一部法律，一个一切智慧动物所共有的理性，一个真理……倘若宇宙中没有秩序，你身上怎么可能存在秩序呢？”
他承认，很难把邪恶、苦难以及表面上的无妄之灾跟善良的神意协调起来；但除非我们审视整体，否则我们就不能判断任何元素或事件在万物格局中的位置；谁能自诩有这样的整体观呢？因此，判断整个世界对我们来说是傲慢和荒谬的；智慧在于承认我们的局限，在于力图成为宇宙秩序的和谐部分，在于试图感知世界实体背后的精神，并欣然与之合作。一个人只要得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凡是发生的事情都是公正地发生的”——亦即自然的过程；对他来说，任何符合自然之道的事情都不可能是恶；一切自然的事物对理解的人来说都是美的。一切事物都取决于宇宙理性——整体的内在逻辑；每一个部分都必须欣然接受其谦卑的角色和命运。“平静就是自愿接受整体本性分配予你的东西。”
宇宙啊，凡是与你和谐的，必与我和谐！凡是对你恰合时宜的，对我来说也正好不早不晚！自然啊，你的季节所带来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果实！一切从你那里而来、存在于你当中的事物，都将回到你那里去。
作为健全人生的一个工具，知识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在人生的旅途上能指导我们的是什么呢？只有一样东西，那便是哲学。”——不是作为逻辑或学问，而是作为一种坚持不懈的道德训练。“要挺然直立，要么就被人扶直。”神给了每个人一个引领方向的“守护神”，或内在的精神——他的理性。美德是理性的生命。
理性灵魂有这样一些特性……它走遍整个宇宙，并环绕着宇宙的太空，追踪宇宙的计划，伸展到无穷的时间里去，领悟万物的循环再生，审视它，并认识到，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看到什么新鲜事物，正如我们的祖辈之所见并不比我们见到的更多。所以，一个40岁的人，如果他还有点常识的话，由于这种同一性，他也就看到了已有的和将有的一切。
奥勒留认为，他自己预设的前提迫使他走向了清教主义。“享乐既不是有用之物，也不是善。”他鄙弃肉体以及肉体的一切工作，有时候，说起话来有点像在西贝德修行的安东尼：
不要忘记：一切肉骨凡胎，其有生之年如何短暂，其生命如何渺小——昨天还是一团小小的黏液，明天就成为一具木乃伊，或一堆死灰……把这肉体从里到外好好审视一遍，看看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心灵必须是一座堡垒，摆脱了肉欲、激情、愤怒和仇恨。它必须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以致几乎注意不到命运的不幸或敌人的阴谋。“每个人的价值与他感兴趣之事物的价值恰好相当。”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这世界上确实有坏人。对待坏人的方式就是要记住，他们也是人，是他们自身缺点的无助的受害人，而这些缺点由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决定。“如果他做了错事，受害的是他自己。”你的责任是原谅他。如果坏人的存在让你感到悲哀，那么就想想你遇到过的众多好人，许多混合在不完美品质中的美德。好人也好，坏人也罢，人人都是兄弟，都是同一个神的亲人；就连最丑恶的野蛮人，也是我们大家所属于的那个父母之邦的公民。“作为奥勒留，我的城市和国家是罗马；作为一个人，我的家国是整个世界。”这难道是一种行不通的哲学？正相反，没有什么东西像好脾气那么不可战胜，只要它是真诚的。一个真正的好人不受灾祸的影响，因为不管怎样的灾祸降临在他的身上，留下的依然是他自己的灵魂。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还会妨碍你成为一个公正、高尚、纯真、审慎、直率、谦逊、自由的人吗？……他们杀戮我们，他们肢解我们，他们用咒语伤害我们！这如何能阻止你的心灵依然纯洁、稳健、清醒和公正呢？试想，一个人站在清澈甘甜的泉水旁，对它厉声责骂；而它依然会汩汩地冒出有益健康的清水。丢进泥巴甚或是秽物，它很快就会把它们冲走，洁身自净，全无污染。……当任何事情导致你觉得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别忘了坚守这样一句格言：这并非不幸，泰然承受即是幸运。……你要知道，一个人若想过一种平静而庄严的生活，他需要掌握的东西多么少；他只要恪守这些规诫，神明也不会对他有更多的要求。
然而，奥勒留的一生过得并不平静；在撰写本书第五卷的时候，他不得不杀戮日耳曼人，到最后临终之时，也没有从继承皇位的儿子那里得到安慰，无望得到死后的快乐。灵魂和肉体同样都回归了它们最初的元素。
正如地球上这些躯体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分解改变，化为乌有，为其他死去的躯体腾出空间，灵魂也是如此，当它们在持续一段时间后被转变为空气之时，也经受了改变、扩散，化为火焰，被重新带回到宇宙整体的创造理性中，给后来居住其中的灵魂腾出了空间。……你是作为宇宙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你将消失于那使你得以产生的东西之中，……那么，就依照自然之道度过这片刻的光阴吧，高高兴兴地走向旅程的终点，就像一颗熟透的橄榄悄然落地，赞美那承载它的苍茫大地，感激那养育它的葱翠绿树。
2．关于奥勒留其人
勒南（Renan）说，安东尼（Antoninus）“要是没有过继马可·奥勒留作为他的继承人，兴许就没有人跟他竞争最好君主的名声了。”吉本（Gibbon）说：“如果你要一个人指出，世界历史上的哪个时期人类种族最为繁荣幸福，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图拉真登基至奥勒留去世的那段时期。他们的统治时期加在一起大概是历史上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伟大民族的幸福是政府的唯一目标。”（译者注：吉本原文中所说的这一时期是“从图密善被弑到康茂德登基”，意思大致一样，不过杜兰特为了突出奥勒留的名字而篡改了吉本的原文。）
121年，马可·阿尼乌斯·维鲁斯（Marcus Annius Verus，译者注：奥勒留的本名）出生于罗马。阿尼乌斯家族在一个世纪之前从科尔多瓦附近的苏库波来到罗马；在那里，似乎是他们的诚实为他们赢得了“维鲁斯”（意识是“真实的”）这个姓氏。这孩子出生三个月之后，父亲便去世了，他被带到了家境富裕的祖父（当时是执政官）家里。哈德良（Hadrianus）是祖父家里的常客，他喜欢上了这个孩子，他在他身上看出了当国王的天分。很少有人带给一个年轻人这样的幸运，或者说这样敏锐地意识到了他的好运。50年后，奥勒留写道：“感谢神明，让我有了好的祖辈，好的父母，好的姐妹，好的老师，好的伙伴和亲朋——几乎一切都好。”时间老人给了他一个可疑的妻子和一个不中用的儿子，总算公平了。他的《沉思录》列举了这些人所拥有的美德，以及他从他们那里所学到的品格：谦逊、忍耐、刚毅、节制、虔敬、仁慈，以及“过简朴的生活，远离奢侈的习惯”——尽管财富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
从未有过一个孩子像他这样持续不断地接受教育。孩提时代他就去神庙参加祭司们的宗教活动；他曾承诺要记住那些古老而难懂的祈祷书中的每一个单词；尽管哲学后来动摇了他的信仰，但从未使他懈怠古老而严格的宗教仪式的践行。奥勒留喜爱游戏和运动，甚至喜欢捕鸟和狩猎，他曾做出一些努力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以及心灵和品格。但童年时代的17个老师是一个很麻烦的障碍。4位文法老师，4位修辞老师，1位法学老师，以及8位哲学家，把他的灵魂在他们当中进行了分配。其中最有名的老师是教他修辞学的马可·科尼利厄斯·弗朗托（Marcus Cornelius Fronto）。尽管奥勒留很爱他，把一个充满深情的帝王弟子的全部友善都倾注给了他，还与他有过一些引人入胜的私人通信，但这个年轻人不喜欢演讲术，认为那是一门无用且不诚实的技艺，他沉迷于哲学。
他感激他的老师们让他免去了逻辑学和占星术，感激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狄奥格内图斯（Diognetus）让他摆脱了迷信，朱尼厄斯·鲁斯提库斯（Junius Rusticus）让他熟悉了埃皮克提图（Epictetus），喀罗尼亚的塞克斯图（Sextus）教会了他过符合自然之道的生活。他感激他的兄弟塞维鲁（Severus）让他了解了布鲁图（Brutus）、乌提卡的加图（Cato）、特拉塞亚（Thrasea）和赫尔维狄乌斯（Helvidius）；“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国家的观念，这样的国家有一部基于个人平等和言论自由的法律适用于所有人；学到了君主的观念，这样的君主把臣民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由此，斯多葛学派的君主观念占领了王座。他感谢玛西摩（Maximus）教会了他“克己自制，目标坚定；在病中就像在其他所有环境下一样，都要开心愉快；要有一种把温柔和庄重结合得恰到好处的品格；要毫无怨言地完成手头的工作”。很显然，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都是没有宗教的祭司，而不是没有生活的玄学家。奥勒留对待他们的教导是如此严肃认真，以致他一度因为禁欲苦行而险些毁掉了天生虚弱的体格。12岁那年，他穿上一个哲学家的粗陋斗篷，睡在只胡乱铺了些许稻草的地板上，长时间地拒绝母亲要他睡长榻的恳求。在他成为一个男人之前，他已经是个斯多葛派哲学的信奉者。他庆幸“我保持了我的青春之花未被玷污；直到恰当的时候，甚至有些延迟，我才一试身手，证明我的男儿本色。……我从未接触过本妮迪克塔……后来，当我陷入情欲的时候，我还是治好了这样的激情。”
有两种影响使他没有成为职业哲学家和圣徒。一种影响是他所担任的一连串次要的政治职位；一个行政管理者的现实主义与一个喜欢冥想的年轻人的理想主义产生了冲突。另一种影响是他与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的紧密联系。他并没有对安东尼的长寿感到不快，而是继续过着他简朴的生活，专心于哲学研究和公务职责，同时住在皇宫里，继续他漫长的学徒期；他的养父在国家治理上的奉献和诚实为他树立了榜样，这一榜样是他成长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影响。我们用来称呼他的那个名字——奥勒留——是安东尼家族的姓氏，马可和卢修斯（Lucius）在过继的时候都采用了这个姓氏。卢修斯成了红尘俗世的一个浪荡公子，一个玩乐场上的优雅老手。146年，当皮乌斯想要一位同僚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只点到了马可的名字，而把卢修斯留给了他的风流帝国。安东尼去世之后，马可成了唯一的皇帝；但他想起了哈德良的愿望，于是便立即让卢修斯与自己共同治理国家，并把自己的女儿露西拉（Lucilla）嫁给了他。在他的统治时期刚开始之时，就像在这一时期结束之时一样，这位哲学家便由于慈悲心肠而办了错事。统治的分权是一个糟糕的先例，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继承人那里，这样的分权将分裂和削弱帝国。
马可请求元老院表决，尊奉皮乌斯为神，修缮皮乌斯为他妻子建造的神庙，重新供奉安东尼和他妻子福斯蒂娜（Faustina）。他对元老院谦恭有礼，并十分乐于看到他的很多哲学家朋友成为元老院的成员。整个意大利及所有罗马行省都对他欢呼致敬，视之为柏拉图的梦想成真：哲学家成为国王。但他从未想到尝试柏拉图的理想国。像安东尼一样，奥勒留也是个保守分子，皇宫里培养不出激进分子。他是斯多葛派意义上的、而不是柏拉图派意义上的“哲人王”。他曾告诫自己：“不要梦想乌托邦，只要有些许的进步就该心满意足，不要认为做完手头的事是小事一桩。谁能改变别人深信不疑的观点呢？不能改变人们的确信，我们只不过让人们假装被说服，私下里却不断抱怨，就像奴隶被强迫一样。”他发现，并非人人都想成为圣徒，他满腹悲伤地让自己接受了一个堕落而邪恶的世界。“不死的神明从不抱怨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不可避免地要始终忍受那些毫无价值的人，这些人一直都是那样，而且人数众多；不，他们甚至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照顾他们。但是你，尽管注定很快就要死去，却总是大声抱怨，而且，何况你自己也是那些毫无价值的人之一。”他决定依靠榜样而不是法律。他使自己在事实上成了一个公共圣徒；他肩负起了所有行政管理和司法裁判的负担，甚至担负起卢修斯曾答应承担却疏忽了的职责。他不允许自己奢侈，以简朴单纯的友谊对待所有人，因为平易近人而使自己疲惫不堪。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把太多的公款花在了馈赠百姓和军队上，给禁卫军的每个成员2万塞斯特斯，增加了可以申请救济的人数，经常举办耗资不菲的竞技比赛，蠲免了大笔税负；这种慷慨尽管不乏先例，但在这一时期，几个行省和边境地区明显受到叛乱或战争的威胁，甚或正在发生，这样做就很不明智了。
奥勒留继续坚持不懈地推行哈德良发起的法律改革。他增加了法院开庭的天数，缩短了案件审理的时间。他经常亲自充当法官，对严重犯罪毫不手软，但通常还是仁慈的。他设计出专门的法律措施，保护被监护人免受不诚实的监护人的侵犯，保护债务人免受债权人的侵犯，保护各行省免受总督的侵犯。他默许遭到禁止的长老会起死回生，把一些民间社团（主要是丧葬协会）合法化，使它们成为有资格继承遗产的法人，并为安葬贫穷市民建立了一笔基金。他对“供养政策（alimenta）”进行了其历史上范围最广泛的扩展。在他妻子去世之后，他创立了一笔帮助年轻女性的捐助基金；有一幅浅浮雕表现了这点：受到这种帮助的女孩子簇拥在年轻的福斯蒂娜身边，后者把小麦倾倒进她们的裙兜里。他废止了男女混浴的习俗，禁止给演员和角斗士过高的赏金，根据各城市的财力限制他们在竞技比赛上的花费，要求在斗剑比赛中使用钝头剑，针对血腥残忍的习俗所允许的所有竞技比赛，消除了竞技场上的死亡。人民爱他，但不喜欢他的法律。当他为马科曼尼人战争而征召斗剑士入伍的时候，平民百姓发出了不乏幽默感的愤怒呼喊：“他是在拿走我们的娱乐，他想强迫我们成为哲学家。”罗马正在准备接受清规戒律，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名声，以及哈德良和安东尼治下的长久和平，鼓励了内部的叛乱者和外部的野蛮人。162年，不列颠爆发叛乱，卡狄人入侵罗马日耳曼，帕提亚国王沃洛加西三世（Vologases III）对罗马宣战。奥勒留挑选了精明能干的将领去平定北方叛乱，但他委派卢修斯担当出征帕提亚的重任。卢修斯只到了安条克便止步不前。因为美丽迷人、多才多艺的潘西亚（Panthea）就生活在那里，卢西恩（Lucian）认为一切尽善尽美、一切雕塑杰作全都集于她一身；除此之外，她还有曼妙迷人的声音，熟练弹琴的纤指，以及饱读诗书的头脑。卢修斯见到她，便像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一样，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他沉湎于享乐、打猎，最后是放荡，与此同时，帕提亚人长驱直入，进入了惊慌失措的叙利亚。奥勒留对卢修斯未作评论，而是给卢修斯的副手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寄去了一份作战计划，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帮助了这位自身也很有能力的将军，不仅把帕提亚人赶过了美索不达米亚，而且还把罗马的旗帜再一次插在了塞琉西亚和泰西封。这一回，这两座城市被烧为平地，以免再次充当帕提亚人发动战争的基地。卢修斯从安条克凯旋而归，回到罗马，他宽宏大度地宣称，奥勒留应该分享胜利的荣耀。
卢修斯带回了这场战争中一位看不见的胜利者——瘟疫。它最早出现在被占领的塞琉西亚的卡西乌斯的军队中；瘟疫传播得如此迅速，以至正当帕提亚人为他们的神明复仇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军队撤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撤退的罗马军团把瘟疫带到了叙利亚；卢修斯让其中一些士兵参加了他的凯旋行军，他们把瘟疫传染给了他们所经过的每一座城市，以及他们后来被派驻的每一个地区。古代历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瘟疫带来的浩劫，而不是瘟疫的性质；他们的描述暗示了这场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或腺鼠疫。盖伦（Galen）认为，它类似于在伯里克利（Pericles）统治时期蹂躏雅典人的那种疾病：在这两种情况下，黑色的脓疱几乎遍布整个身体，患者饱受嘶哑咳嗽的折磨，“呼吸中散发着恶臭”。瘟疫迅速席卷了整个小亚细亚、埃及、希腊、意大利和高卢；一年的时间里（166—167），它所消灭的人口超过了这场战争的损失。在罗马，一天之内就有2000人死于瘟疫，其中包括很多贵族；尸体被成堆成堆地运出城外。在这个无形的敌人面前，奥勒留茫然无助，他尽了一切努力来减轻瘟疫所带来的祸害；但他那个时代的医学、科学给他提供不了任何指导，瘟疫一路肆虐，直到它帮助人们形成了免疫力，或者杀死所有病毒携带者。影响是无穷的。很多地方的人口被席卷一空，以致重新回到了遍地蒿莱或一片荒漠的状态；粮食生产急剧下降，交通运输混乱不堪，洪水摧毁了大量粮食作物，饥荒紧跟着瘟疫接踵而至。标志着奥勒留统治时期开始的“幸福欢乐”消失不见了；人们陷入了手足无措的悲观主义，成群结队地去寻求占卜师和神谕的帮助，用熏香和供奉把祭坛搞得乌烟瘴气，到任何能够提供安慰的地方去寻求安慰——到鼓吹人的不死和天国平和的宗教中去寻求安慰。
就在国内陷入重重困难的时候，传来了多瑙河沿岸各部落——卡狄人、夸迪人、马科曼尼人、埃阿热格人——渡过多瑙河的消息。他们打败了一支2万人的罗马驻防部队，正畅通无阻地涌入达西亚、雷蒂安、潘诺尼亚、诺里库姆；有些部落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派来抵挡他们的每一支罗马军队，如今正在围攻阿奎莱亚（威尼斯附近），威胁着维罗纳，使意大利北方的富庶良田沦为废墟。之前从未有过日耳曼部落如此团结一致的行动，也不曾如此近距离地威胁过罗马。奥勒留以惊人的坚决果敢采取了行动。他把哲学的快乐搁置一旁，决定亲自披挂上阵，奔赴沙场，他预感到那将是自汉尼拔（Hannibal）以来罗马最重大的一场战争。他征召警察、斗剑士、奴隶、土匪和蛮族雇佣军加入因战争和瘟疫而兵力锐减的罗马军团，从而震惊了整个意大利。就连众神也被征召来服务于他的目的，他出高价请来外族信仰的祭司，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仪式，为罗马祭祀神明；他本人供奉的献祭是如此奢侈，以至一个风趣之士传播了一条据说是白公牛带给他的口信，求他打胜仗时不要赢得太过分了：“你要是旗开得胜，我们可就遭殃了”。为了在不征收特别税的情况下筹措战争经费，他在广场上拍卖了皇宫里的衣物、艺术品和珠宝。他采取了谨慎小心的防御措施——给从高卢到爱琴海的边境城镇修筑了防御工事，封锁了进入意大利的通道，贿赂日耳曼人和斯基台人的部落，让他们从背后攻击入侵者。他拿出了在一个憎恨战争的人身上更加令人敬佩的干劲和勇气，把他的军队训练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武装力量，率领他们打了一场艰苦的战争；他用自己的战略技巧运筹帷幄，从阿奎莱亚赶走了围攻者，甚至一路把他们赶到了多瑙河，直至把他们几乎全部俘获或杀死。
他懂得，这次行动并没有终结日耳曼人的威胁；但想到局势暂时已经安全，他便跟同僚们一起回到了罗马。在回来的路上，卢修斯死于中风，像政治一样没有慈悲心肠的流言飞语悄悄传开了，说奥勒留毒死了卢修斯。从169年的1月至9月，皇帝一直在家里休息，放弃了那些让他虚弱的躯体濒临崩溃的种种努力。他患有胃病，这常常让他虚弱得不能交谈；他通过节食来控制胃病，一天只吃一顿，而且吃得很少。那些熟知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饮食的人，都对他在宫廷里和战场上所付出的劳动感到惊讶，便只好说，他在决心上的坚定弥补了他在体力上所缺乏的东西。有几次，他召来当时最有名的医生——帕加马的盖伦，并称赞他所开出的朴实无华的治疗办法。
或许，国内一连串令人失望的事，加上政治和军事危机，加剧了他的病情，使他在48岁之年便垂垂老矣。他的妻子福斯蒂娜——她那漂亮的脸庞通过很多雕像传到了我们手里——可能不曾跟这位哲学的化身分享过床笫和餐桌上的快乐；她是个充满活力的女人，渴望快乐的生活，而不是他严肃的本性所能给予她的那种生活。城里的闲言碎语说到她的不忠；一些滑稽剧把他讽刺为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甚至提到了他的情敌们的名字。像安东尼对待母亲福斯蒂娜一样，奥勒留也一言不发；相反，他还把那些被怀疑是奸夫的人提拔到了更高的职位上。他对福斯蒂娜极尽温柔和尊重，在她去世（175年）之后把她祀奉为神，还在他的《沉思录》中感谢神明让他有“一个贤妻，她是如此温顺，如此柔情，如此大方”。现有的证据都不能证明人们对她的指控。他对她的爱饱含着激情，在他写给弗朗托的一些信中，这种激情依然温暖如初；她为奥勒留生下了4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在童年时代就夭折了，幸存的那个女儿因为卢修斯的放荡生活而黯然神伤，在他死后便独守空闺。双胞胎儿子出生于161年，其中一个刚生下来便夭折了，另一个便是康茂德（Commodus）。那些传播流言飞语人说他是一个斗剑士送给福斯蒂娜的礼物，他穷尽自己漫长的一生，力求证实这个故事。但他是个英俊潇洒、精力充沛的少年；不难理解，奥勒留溺爱他，以提名继承人的象征方式把他介绍给罗马军团，聘请罗马最好的老师，为的是把他打造得适合君临天下。但这个年轻人更喜欢奖杯、跳舞、唱歌、狩猎和击剑；他发展出了一种不难理解的对书本、学者和哲学家的厌恶，而喜欢与斗剑士和运动员厮混。很快，他就在撒谎、残忍和说粗话上超过了自己的所有同伴。奥勒留太善良了，不可能给他足够的惩戒，也不可能抛弃他；他依然希望教育和责任会让他平静下来，让他成长为一个国王。这位孤独的皇帝，消瘦憔悴，胡子拉碴，眼神因为焦虑和失眠而疲惫不堪；他只能从妻儿那里转过身来，埋头于治理国家和指挥战斗的任务。
中欧各部落对边境的侵袭只停止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在这场旨在摧毁一个帝国、使蛮族获得自由的斗争中，和平只不过是一次停火而已。169年，卡狄人入侵莱茵河上游的罗马地区。170年，卡乌基人进攻比尔及亚，另外一支大军围攻萨米泽盖图萨；科斯托博契人穿越了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洗劫了埃莱夫西斯的众神殿，那里距雅典14英里；摩尔人从非洲入侵西班牙，一个新兴的部落——伦巴第人——第一次出现在莱茵河畔。尽管被打败了一百次，但这些繁殖能力惊人的蛮族人却发展得越来越强大，而生育率很低的罗马人却越来越弱小。奥勒留认识到，如今面临的是一场生死之战，一方必须消灭另一方，否则就完蛋。只有一个在罗马人和斯多葛学派的责任感方面接受过训练的人，才能如此彻底地把自己从一个神秘主义哲学家转变成一个有能力的、成功的将军。哲学家依然在，只不过隐藏在皇帝的甲胄之下；就在第二次马科曼尼人战争的喧嚣混乱中，在他驻扎在格兰纳河畔面对夸迪人的营帐里，奥勒留写下了《沉思录》这本小书，今天的世界正是凭借这本书记住了他。这个身体瘦弱、容易犯错的圣徒，不倦地思考着道德与命运的问题，同时率领一支大军投身于一场改变帝国命运的冲突，这篇文章对他昙花一现的展示，呈现出的是一幅最为贴切的图景，从中可以看出时代是如何使它的伟大人物永存不朽。白天对萨尔马提亚人穷追不舍，夜晚他能够满怀同情地写到他们：“一只蜘蛛为抓到一只苍蝇而洋洋自得；一个人为抓到一只野兔而洋洋自得，还有人为了捕获到……萨尔马提亚人而洋洋自得。……这些不都是强盗吗？”
尽管如此，他还是与萨尔马提亚人、马科曼尼人、夸迪人、埃阿热格人战斗，整整六个艰苦的年头，终于打败了他们，带着他的军团向北进军，远至波希米亚。很明显，他的计划是要用海西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作为新的边界；倘若他成功了，罗马文明可能就让日耳曼人像高卢人一样，在语言上是拉丁文，在遗产上是古典的。但就在他的成功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大惊失色地得知：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平定埃及的叛乱之后，宣布自己为皇帝。奥勒留赶忙议和，让蛮族人不由大吃一惊；他仅仅吞并了多瑙河北岸一条10英里宽的狭长地带，并在南岸留下了强大的驻防部队。他召集了手下的士兵，告诉他们，只要罗马愿意，他会欣然把自己的位置拱手交给卡西乌斯，并承诺宽恕这次叛乱，然后挥师进入亚洲，去跟卡西乌斯会合。在此期间，一位军官杀死了卡西乌斯，叛乱瓦解了。奥勒留穿越了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来到亚历山大城，像恺撒一样为自己被剥夺了宽恕的机会而抱憾不已。在士麦那、亚历山大和雅典，他独自走上大街，身边没有一个卫兵；他披着哲学家的斗篷，去听当时一些最重要老师的讲课，加入他们的讨论，说希腊语。在雅典逗留期间，他被许多伟大的学术流派授予教授之职——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
176年秋天，经过将近7年的战争之后，奥勒留回到了罗马，罗马城为他举行了一个凯旋仪式，把他奉为帝国的拯救者。皇帝让康茂德跟他一起出现在凯旋仪式上，让这个15岁的少年作为他的共同统治者登上王座。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过继的原则首次被搁置一旁，世袭统治得以恢复的时刻。奥勒留深知，他给帝国招致了怎样的危险；但如果拒绝把皇位传给康茂德的话，康茂德和他的朋友们就会发动内战，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们千万不要用后见之明来判断他，罗马也没有预料到他对儿子的这种爱所带来的后果。瘟疫已经偃旗息鼓，人们开始再次感受到幸福快乐。首都遭受的战争损害并不大，财政开始好转，经济异常繁荣，税收负担不重；在边境上战事频仍的同时，国内的贸易却繁荣兴旺，到处都能听到硬币叮当作响。这是罗马大潮及其皇帝声望的顶峰；全世界都向他欢呼致敬，称赞他同时是一个军人、贤哲和圣徒。
但是，他的胜利并没有让他受骗上当；他深知，日耳曼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确信，未来的入侵只能通过积极的扩张政策来阻止，必须要把边境延伸到波希米亚的苍茫群山。178年，他带着康茂德启程，奔赴第三次马科曼尼人战争。他们渡过了多瑙河，在一次漫长而艰苦的战役之后，再次打败了夸迪人。抵抗力量已经片甲不留，他打算吞并夸迪人、马科曼尼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土（大致为波希米亚和多瑙河地区的加利西亚）作为新的行省；而就在这时，他在文多博纳（维也纳）的营地里病倒了。感觉到大限将至，奥勒留把康茂德叫到自己身边，告诫他要继续推行如今几乎就要大功告成的政策，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实现奥古斯都（Augustus）曾经的梦想。接下来，他拒绝一切饮食。第六天，他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起身下床，把康茂德作为新皇帝介绍给军队。回到长榻上，他用床单盖住自己的头，片刻之后，安然辞世。当他的灵柩运抵罗马的时候，人民已经开始把他当作神来祭拜，这尊神只是暂时同意生活在这红尘俗世之中。
（本文摘译自：Will Durant,1944. Caesar and Chri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