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显然是家族通婚。弗朗西斯·查尔斯·奥古斯都·艾伯特·伊曼纽尔（这是他的全称）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的小儿子，比他的表姐维多利亚小3个月。他们的祖母——科堡的遗孀公爵夫人，一开始就希望他们结婚。他们长大后，公爵、肯特公爵夫人还有王子的叔叔利奥波德国王，都希望他们结婚。王子呢，在他3岁时，他的家人告诉他，有一天“小小的英国五月花”会是他的妻子，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想过和其他人结婚。最后，斯托克马尔男爵也表示了赞同，这样事情似乎也就定下来了。
公爵还有一个孩子——欧内斯特王子，比艾伯特大一岁，是公国的法定继承人。公爵夫人是一个活泼漂亮的女人，头发金黄，蓝眼睛；艾伯特跟她很像，而且她也宣称，艾伯特是她最喜欢的孩子。但是当艾伯特5岁时，他就与他的母亲分开了。公爵的宫廷并不以道德的严格而出名，公爵就是一个风流人物，人们曾谣传，公爵夫人和她丈夫一样，也很风流。谣传说，公爵夫人曾和一个有魅力、有教养的管家关系密切，这位管家是犹太教出身。最后，公爵夫妇分居，之后便离婚了。公爵夫人隐居到巴黎，在1831年抑郁而死。艾伯特始终忘不了他的母亲。
艾伯特王子是个非常英俊、聪明的热血男儿。有时候，他彬彬有礼，但是有时候，他也很暴躁。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能坚持不变。而他的哥哥则没有活力，意志不坚定，他们发生争吵时，艾伯特总是胜利。这两个孩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住在公爵这个或那个乡间别墅里，周围有漂亮的小山、树丛和小溪。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艾伯特还不到4岁时，他们就不再由保姆照料，而是由家庭教师照看，直到他们上大学。他们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因为公爵很穷，而且领地很小，小得微不足道。不久之后，艾伯特就成了一个模范少年。他聪明、勤勉，深受那个时代道德观的影响。在11岁时，他告诉他的父亲，他要成为一个“善良且有用的人”，这让他的父亲非常惊讶。艾伯特并不呆板，尽管他缺少幽默感，但是他很会讲笑话，而且善于模仿。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喜欢骑马、射击、击剑，喜欢户外活动，他认为最快乐的事是和他的哥哥长时间地在他最爱的罗森诺荒野里漫步——他们围捕鹿，欣赏风景，采集博物学样本。此外，他还非常喜欢音乐。他有一点不像他的父亲，不知是由于他特殊的生长环境还是由于他自身的个性，他并不喜欢异性。5岁时，在一次孩子的舞会上，当一个小女孩走过来想让他做舞伴时，他厌恶且愤怒地大叫起来，尽管后来他成功地伪装了这种情绪，但是他讨厌异性的感觉依然存在。
欧内斯特和艾伯特两兄弟在科堡很受欢迎。根据以往的惯例，预先考试在科堡的“巨人城”公开举行，到场的有热心的官员、牧师、来自公爵领地的代表，还有许多观众。当时，除了公爵和公爵遗孀外，到场的还有符腾堡王国的王子亚历山大和欧内斯特，雷宁根王子，霍恩洛厄·兰根堡公主，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公主。宫廷牧师雅可比博士主持仪式，简朴的祭坛稍稍装饰了一下，设在大厅的后面。仪式以唱诗班合唱赞美诗《圣灵降临》[1]的第一篇开始。雅可比博士说了一些开场白之后考试便开始了。当时的报道说：“两位王子端庄，有礼貌，他们认真思考问题，回答得率真、坚定、正确，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打动人心的是他们流露出的深情和坚定的力量。主考官提出来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就能回答的。他们认真思考，为的是让观众能够深刻理解他们的观点和感受。最动人的一刻是，当主考官问世袭王子是否打算坚信福音教时，艾伯特的回答不是简单的‘是’，而且以非常清楚且坚定的语气补充道，‘我和我的哥哥永远坚定地遵守公认的真理’。”这次测试持续了一个小时，最后，雅可比博士作了总结性的评价。接着是简短的祈祷，唱诗班唱完了开头那首诗的第二篇和第三篇，仪式结束了。王子从祭坛上走下来，与公爵和公爵遗孀相互拥抱，围观的科堡人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艾伯特的心智得到了飞快的发展。17岁时，他开始认真学习德国文学和德国哲学。他告诉他的家庭教师，他开始“致力于研究伟大的普斯托克的思想”，他谦虚地补充说，“虽然在这方面，总的来说，我还没有取得成功”。他写了一篇名为《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德国文明史的梗概》的论文，他说，“在这篇文章的大纲中，我使用了处理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分类方法”，在文章的结尾，“回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缺陷，并呼吁大家能够从自身做起改正缺陷，为他人树立榜样”。他在布鲁塞尔得到了叔叔利奥波德国王的照料，在那里待了数月，受到了数学家阿道夫·凯特勒的影响。阿道夫·凯特勒特别喜欢把概率定律运用到政治和道德问题上，这一研究思路吸引了艾伯特王子，于是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他从布鲁塞尔来到波恩大学，在这里，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社交能力很快就出名了，并把精力放在玄学、法律、政治经济学、音乐、剑术和业余的戏剧演出上。30年后，当他的同学回忆起艾伯特的时候，还能非常高兴地回忆起当年艾伯特惟妙惟肖的模仿。他曾模仿一位教授的声调和手势，指着威尼斯的一排房子说“这是里尔特桥”；他还模仿另一位教授在跑步的时候跌倒了，然后爬起来找眼镜的窘相。艾伯特的模仿非常到位。
在波恩[2]住了一年后，王子去外地旅行的时间到了，斯托克马尔男爵从英国赶来，陪着王子长途跋涉到意大利。两年以前，利奥波德国王曾就维多利亚和艾伯特之间的婚事征询过男爵的意见。他的回答很值得思考。男爵以他特有的先见、特有的盲目乐观态度和这种情况下出于道德因素的考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什么是婚姻成功的条件。他写道，“艾伯特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就他现在的年龄来说，长得不错，他的品行很讨人喜欢。在未来的几年里，他可能会长成一个强壮英俊的男人，和蔼可亲、单纯天真且品行端正。因此，从外表上看，他已经具备博得异性欢心的条件，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年代。”因此，假定维多利亚同意这门婚事，那么艾伯特的精神品质能否满足做英国女王的丈夫的要求，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男爵说，他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据说王子很谨慎、聪明，但是所有这些评价都有商榷的余地；男爵宁愿保留自己的意见，直到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准确确定的结论为止。于是，他补充说，“这些并不够，年轻人不应该仅仅能力强，而且还应该有正确的抱负、坚强的意志终生从事这么艰巨的政治事业，不仅要有精力和爱好，还要有认真严肃的态度，这样才能自愿地牺牲仅有的快乐去追求真正的效用。从今以后，如果得到欧洲最有影响的地位还不满足，他会经常为自己的冒险活动而后悔的！如果一开始他不能以强大的责任心接受这个天职，认为他的荣誉和快乐都来自于它，那么日后他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斯托克马尔认为，艾伯特为了适应他的家族为他选定的使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他希望通过这次意大利之行，对王子作出评价，看看他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艾伯特对男爵的印象很好，他们以前仅有数面之缘；他这一生中第一次认识的年轻的英国人是弗朗西斯·西摩中尉，他奉命来陪伴王子。在王子看来，他非常和蔼可亲，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很喜欢佛罗伦萨[3]的画廊和风景，但是对罗马却没有什么印象。他说：“要不是那些美丽的宫殿，罗马还不如德国的一座城市。”在与教皇格里高利[4]十六世见面的时候，他趁机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学识。格里高利说，希腊人的艺术都是从伊特鲁西亚那里学的。艾伯特反驳道：“在我看来，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学的”，教皇很有礼貌地默许了。不管到哪里，他都希望能够增长自己的知识，在佛罗伦萨的一次舞会上，人们注意到他对女士并没有兴趣，而是专心致志地与博学的卡波尼先生进行交谈。“瞧，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王子，”站在一旁的托斯卡纳大公说，“漂亮的女士们在等着他，可是他却和你这位学者交谈。”
回到德国后，斯托克马尔在给利奥波德国王的报告中，对艾伯特的评价仍持谨慎的态度。他说，艾伯特很聪明、善良、和蔼可亲，他有最好的意图，最高尚的决心，他对事情的判断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所应具有的能力。但是他没有进取心，对自己似乎过于宽容，他良好的决心经常没有表现出来。很遗憾的是，他对政治似乎不是很感兴趣，他从来不看报纸。他的举止也有待进一步提高。男爵说：“他和男人打交道比和女人打交道更容易成功，在与女人的交往中，他热情不高，有时很冷漠或者退到一边去。”这个老医生还敏锐地注意到另一个特点：王子的体质不是很强壮。但是整体来说，他还是能胜任英国女王的丈夫这个身份的。但是现在主要的障碍似乎是另一个问题，女王显然不愿意作出什么承诺。因此，当艾伯特去英国的时候，他下定决心从这件事中完全退出来。他曾对一位朋友坦白，他不会再傻乎乎地等着了，他将不管不问。他在温莎受到的接待使情况明朗化了。命运之轮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他发现，在维多利亚的心里，他不可改变的命运被确定下来了。
二
然而，艾伯特并不爱她。他对维多利亚的感情更多的是感激和仰慕，这些感情都出于他的本能反应——毕竟很少有男人会抵挡得住一位活泼、年轻的女王无条件的付出。然而，感激和仰慕之情并不能代替爱情。尽管他很喜欢维多利亚，但是这种喜欢终没有敌过他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新奇感。在绚丽多姿的温莎，他的生活炫目多彩、满是新奇——骑马、跳舞、唱歌，这样的生活消磨了他的斗志。的确，他的地位万人瞩目，令人惊羡不已。然而这种消沉享受仅是昙花一现，这一想法很快被宗教的教诲、斯托克马尔的劝诫以及他自己多年来树立的信条所淹没。他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应该只是寻欢作乐，他必须要努力做出一番成就。他的所作所为必须体现出高尚、果敢的王者风度。他应该为了他的新祖国的利益牺牲自己，运用他的权力为他的同胞谋取福利。这种严肃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涌现在他的脑海中。英国宫廷的财富和热闹的排场只是让他感到暂时的欢愉，毕竟他的家乡科堡占据着他的内心，令他念念不忘。“一方面，我要为我未来归属的国家不懈操劳，”他在写给祖母的信中说道，“毕竟我现在接受的位置是如此之高；另一方面，我将永远是一个德国人，科堡人，哥达人。”现在他必须永远离开科堡了，他寂寞而悲伤，幸好有哥哥欧内斯特陪伴，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安慰。两位年轻人把自己关在一起，坐在钢琴前逃避现在和未来，躲进海顿二重奏营造出的甜美欢乐的氛围中。
他们回到了德国。艾伯特在告别祖国的几个月中，最后一次享受家庭之乐。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则在伦敦和温莎最后一次度过她往昔的生活。尽管他们每天用混合着德语和英语的文字通信，但是日常生活重新纳入常轨：每天的事物和娱乐不受干扰，M勋爵又像以前一样终日在身边；托利党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在这最后的时刻，往日的恩怨疯狂爆发。暴躁的女王恼怒地发现，做这个国家最大党的敌人对自己不利。这期间，托利党有两次让她的计划不得实现。一次是她丈夫的地位没有通过法定地位固定下来；另一次是她丈夫的俸禄由5万英镑压缩到3万英镑。这些都是托利党所为。情况简直糟透了！在议会中讨论她丈夫的俸禄问题时，有人指出，3万英镑是科堡全年的收入，而现实是很多英国人还十分贫穷。维多利亚争论道，她舅舅曾经被授予5万英镑的俸禄，给艾伯特的若是少于5万英镑，是不是不公平？更令维多利亚女王气愤的是，罗伯特·皮尔爵士[5]竟然进行了反对演说，还投票赞成只给艾伯特3万英镑。对此，维多利亚下定决心，结婚时绝不宴请一个托利党成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年迈的利物浦伯爵[6]，即便是惠灵顿公爵，她也拒绝邀请。有人向维多利亚提出，若是她的婚礼没有公爵参加，整个国家将会为之蒙羞。维多利亚听后异常愤怒：“什么！那个奸贼！我就是不请他。”据说维多利亚女王曾经这样说过。最后，经过劝说，她勉为其难地给公爵发送了邀请，但她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公爵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也有深切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