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铎
文学批评总是根据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和评论是非的。不论批评家们各自遵循的思想原则、艺术标准多么不同，只要是从实际出发，本着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百家尽可以争鸣，对文艺总会有裨益。
可是，有一种文艺批评文字却不是从文学创作实践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而是从某种凝固的意图或观念出发，设置论敌，抨而击之。发表在《河北文艺》今年六月号上的《“歌德”与“缺德”》，便是这种文字。
“据说，现在在我们的文学艺术队伍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这是作者对当前文艺形势的估计，也是文章的基本论题。
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有点怪。“据说”，据谁人所说呢？作者不讲，也许有意讳言。只管凌空架起一块靶子，画上论敌，猛烈射击起来。倘使在若干年前，我们也许会盲目地跟着放起枪来。打得愈狠岂不是愈“左”、愈“革命”吗？至于打的究竟是什么人，该不该那样打，谁肯多去考虑！现在，情况不同了。遇事，人们都要问个究竟。那么，作者到底是据谁所说呢？是不是有个别同志私下同作者谈话时说的呢？若是这样，以平等态度待人，当面交换意见，讨论问题，似乎更好些。大可不必抓住人家几句话，打入另册，以言问罪。更何苦著文发表，痛骂“缺德”呢？作者难道不懂“言者无罪”的古训，也是毛泽东同志多次申述过的原则吗？
从“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并进行猛烈抨击”的话头看，作者所指显然不是个别人的私下之言。似乎是“一些人”有组织的行动。“一些”是多少呢？说不清。大概不很少吧。他们对“称之为‘歌德派’”的新流派，既然不是窃窃私议，而是“猛烈抨击”，总该有不少“抨”的文章，或“击”的著述吧！我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登在哪家报纸，载于哪家刊物。作者是否能指出“一些”来，以便奇文共赏呢？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流派！”这话实在叫人纳闷。文章并没有交代前面曾经出现过一个别的什么流派。那么这个“流派”既是“又出现”的，就不算“新”了，倘是“新的”，怎么叫“又出现”呢？命题本身就自相矛盾，不合逻辑。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语法疏忽吗？文章开篇明义头一句，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疏忽呢？“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思想违背逻辑，语言就自相矛盾。这表明作者对事情的褒贬仅仅建立在传闻、“据说”的基础上，是很不实在的。
近三年来，我国文艺战线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新出现的文艺作品中，主要的、大量的、影响较大和堪称“流派”的是哪些作品？所谓“歌德派”作品指的又是哪些？文章没有提到一篇具体作品，没有举出任何基本事实，却一味地在那里骂大街、说刻薄话。显然，作者不是从实际出发、顺应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潮流来看待和分析文艺现象，而是从“左”倾、革命、斗争哲学等观念出发，抱着“救世主”式的架势来做文章的。因此，就不得不大胆假设：我们文艺队伍中轰然出现了大量“歌德派”作品，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同时，它又受到某些人的猛烈抨击。于是，作者自告奋勇跳将出来，进行反击，充当这个“新流派”的卫士。颇有点堂吉诃德骑士对风车作战的味道。
堂吉诃德先生对风车作战虽然可笑，并不可厌。过去的骑士谁也没有对风车作过战，堂吉诃德毕竟有他的发明创造。而我们这位认定非歌德即缺德的同志却只是笨拙地复写多少年前的一个老题目。所谓“歌德派”云云，原本是1957年6月间开始反击右派分子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当时，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说一些右派分子骂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些人是“无耻”“无骨”的“歌德派”。那文章是具体的，有所指的；批判也是有分析的。文章对于实事求是地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功，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德的作品加以肯定，对那些不切实际的阿谀捧场，虚伪地歌功颂德之作，则是反对的。然而，二十二年后的六月出现的《“歌德”与“缺德”》一文，则只是重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既无具体所指，也无实事求是的分析。凭空“据说”，设敌谩骂。这就连老调重弹也说不上，只能算是乱弹了！
为什么乱弹这个老调呢？作者似乎把他真正想说的话压在舌根底下，偶尔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半句。仔细揣摩，才能听出点“弦外之音”。
原来，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多年来的冤、错、假案，提倡解放思想，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整文艺政策，贯彻“双百”方针。于是，被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禁锢多年的我国文艺界，如春回大地，万象复苏。“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整个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繁荣前景已经在望。”（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这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事实。在这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中，像《伤痕》《班主任》《神圣的使命》《大墙下的红玉兰》《弦上的梦》《森林里来的孩子》《小薇薇》《滚滚黄河总会清》《忏悔》《在小河那边》《爱的权利》《我爱每一片绿叶》《黑旗》《草原上的小路》《剪辑错了的故事》《记忆》《内奸》《锁》等大量的小说和《于无声处》《丹心谱》《曙光》等戏剧，的确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堪称一个新的文艺流派。不过，这个新的流派不是被一些人称之为“歌德派”，而是被另一些人称之为“伤痕文学”并有所訾议的。这批“伤痕文学”不仅数量大，题材广，品种多，样式新，风格别致，而且思想比较解放，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大多数还正确地、积极地显示了矛盾的解决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些作品大胆抒写胸臆，着重描写人物的命运，敢哭敢笑，敢怒敢骂，能憎能爱，颇能触动读者灵魂，启发人们去思考生活、探索真理。它冲破了当代文学的许多“禁区”，为文艺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
“伤痕文学”四个字虽是一些人加给这类文艺作品的贬称，倒也反映了这类作品的某些特征。从题材来看，这类作品多是描写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危害，在人民身心中刻下的伤痕的！其创作方法较多使用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较少使用革命的浪漫主义。若干年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林彪、“四人帮”一类反革命分子的猖獗和极左思潮的肆虐，确实给革命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惨痛的悲剧。对这种悲剧，我们多数人或者是司空见惯而不愿深入思考，或者是醉心欢乐而不肯正眼相看。“伤痕文学”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悲剧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了。许多作品把林彪、“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制造的牺牲者、受伤者的悲惨形象直接奉献到读者面前，让人民去观看，去评论，去思索。催人惊醒，促人感奋。
面对着“伤痕文学”的出现和它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我们的一些批评家们又是怎样评论的呢？
有的说，这是“暴露黑暗”，有伤风雅，给欢乐的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赶快批！
有的说，这是“解冻文学”，牛鬼蛇神出笼，修正主义又泛滥了，赶快压！
《“歌德”与“缺德”》的作者说，这是“缺德行为”，“诅咒红日”，“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用灰色的心理对待中国的现实”。啊呀！不得了了！右派似乎又来进攻了，赶快反击！
“左”得可爱的朋友们！请先莫闻言即跳。还是平心静气地看看吧！“伤痕文学”既然在今天中国的文艺园地上出现了，自有它出现的道理。它存在着而且发展着，也自有其存在和发展的道理。我们的文艺科学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个中道理。
历史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历史发展的道路却不是笔直而平坦的。它时有曲折，偶或倒退。于是，生产暂受破坏，人民一时遭殃，文明突然历劫。恰如地球在运行中猛然发生震动，山崩地裂，使地面留下褶皱一样，历史的曲折，也必然给社会遗下它的折痕。小说《内奸》中有一段话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波壮浪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伤痕文学”大多是这种时代折痕的反映。在历史的折痕中，受伤、致残的一代人们伸出舌头舐吮自己的伤痕，痛定思痛，发为歌哭，诉诸文学艺术，记录下人们感情的某种经历，总结出人民思想的某种经验，给社会提供一份独特的精神财富，正常地发挥文艺应有的作用，这有什么值得厚非，备受责难的呢？
对“伤痕文学”的猛烈抨击，莫过于骂它的作者们是“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这一笔不但抹杀了整整一个文学流派，而且把作者也开除了“人籍”。然而，只准许“歌德派”一派独存的评论家的笔，能够抹掉张志新烈士的血迹吗？能够抹掉杨联康同志的残疾吗？显然，他否认不了，在当代现实生活中还有“阴湿的血污”散发着“腥”味。那么，所谓“歌德派”与“缺德派”的区别不就只在于是不是“善于闻腥”了吗？不闻腥者便有德这真有点“君子远庖厨”的遗风。可惜，那种吃肉而不闻腥的齐宣王式的“君子之德”，不过是一种假德、伪善！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对这种虚伪的道德早已抛到大粪坑里去了。只要现实生活中还有阴湿的血污散发腥味，善于发现那血污，闻出那腥味的人就总是需要的。对人民的命运有敏感、善惊觉的文学艺术家是真正有高尚道德的人。比起那些对人民命运漠不关心，连看见血污、闻着腥味都闭目掩鼻的假道德家来，谁个有德，谁个缺德，人民是十分清楚的。“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刻画了现实中的血污，描写了生活中的腥气，并不就是“诅咒红日”。相反，倒是希望红日放射出更温暖的光芒，晒干阴湿处，用红外线和紫外线消毒灭菌，给人民送来更多的光明、健康和欢乐。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有功者歌其功，有德者颂其德。受伤者抚摸其伤痕，咀嚼其苦痛。但抚摸伤痕，咀嚼苦痛者，决不是为了讴歌这伤痕，赞美这苦痛，而是为了平复这伤痕，根绝这苦痛。
应该说，“伤痕文学”是一种起着反作用力的文学。它的笔锋指向过去的伤痕，但对读者的作用则是促使他们设法防止将来再出现类似的伤痕。正像鲁迅的小说《呐喊》，揭露的是旧时的病痛，唤起的则是对未来的疗救。所以，它决不是“向后看”的文学，而是真诚地向前看的文学。
“伤痕文学”刚刚出现不久，还很年轻。它的许多作品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思想感情的抒发，艺术形象的描绘，都有可以批评之处。进一步丰富、提高，还有待作者和评论者共同努力。事实上它也正在向着思想和艺术的深度及广度突飞猛进。随着历史折痕的平复，“伤痕文学”将来也许会走向欢乐的境界。
“伤痕文学”之所以发展得这样迅猛、茁壮，也还和我们文学的伤痕有关系。林彪、“四人帮”称霸文坛时，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受到了严重创伤，森严的戒律规定：文学中不能有爱情，不能有悲伤，主人公不准死，英雄不准哭；矛盾冲突只能人为设置，各种典型人物只能三个突出。法西斯式的文化专制，使我们的文学艺术本身也留下深深的伤痕。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的伤痕开始逐渐治愈，而“艺术的对立原理”却针锋相对地催生出“伤痕文学”，特别地显示出它与文学伤痕是对立的。
倘使“伤痕文学”终于被公认为一个新的流派，那么，它并不伤害一切兄弟流派。它不是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炮弹文学”。它和我国现在的科学文艺几乎是一对孪生姐妹。对老资格的功德文学、英雄文学、欢笑文学等，它是尊重而且尽力学习的，绝不会独霸文坛。一切健康的文艺流派尽可以更多更好地开放自己的鲜花，但不要禁止“伤痕文学”去为过去的伤痕哭泣。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时候，请不要过分轻视眼泪的力量！
原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