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本意就是“到大海上去”。所以，上海雅称“海上”——在大海之上，万类自由，梦寐开阔。这座城市的街道有着船舷的陡峭和甲板的动荡。浩瀚灯火如渔火，含盐燃烧，力量四溢。
我所在的药物研究院地处静安区（一艘船的中心部位）。北京西路一千三百二十号。附近有著名的静安寺，寺门前的金铸匾额上镌刻寺名，从左向右念是“寺安静”……之所以强调“安”“静”二字，大约是为了平衡，平衡周围无边无际的繁华和喧嚣。
以香樟树为主体构成的药物研究院浓荫深处，时时可闻鸟鸣。鸟鸣心更幽，令偶尔独自值夜班的我惊喜。倘若在周末加班，还可以看到一群鸟把翅膀收敛身后，在办公楼或实验楼的台阶上散步，像附近南京西路恒隆广场一带把手背在身后缓慢散步谋划未来的董事长、总经理，也像我院那些被研究生们昵称为“老板”的导师——他们也的确是大大小小的老板了，以课题组为财务结算单位，公司化运作，自负盈亏。一群鸟一样的老板，或者说一群老板一样的鸟，在泥土，在市场，寻找草粒和水。
某日，与手持大剪子的园丁聊天得知：我院香樟树林间的鸟，大多是从隔壁西康公园遛鸟人那里叛逃出来，从蒙着蓝布围罩的鸟笼子里偷跑出来。时时有提着空鸟笼的遛鸟人鬼鬼祟祟来到研究院，企图进来捉鸟，均被门卫挡回：“鸟就应该飞！愿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捉鸟者不甘心，深夜，守在公园内捕捉飞回去觅食、饮水或栖息的鸟。据说，有捉鸟者在公园内张网等待三天三夜，才把一只飞回公园的鸟重新捉入笼子。那人提着鸟笼得意洋洋来到研究院门前示威：“怎么样？还是让我捉住了……阿嚏！”捉鸟者感冒了，使我们的门卫稍稍平息怒气。
午后，我常常来到隔壁西康公园。公园很小，却因设计者的匠心独运而不乏曲折、幽深，被一群老年健身者享受，但不闻鸟鸣。仰望，树枝上有若干鸟笼。笼中空空，曾经囚禁过的鸟儿，此时也许正在我们研究院内的绿树高枝上梳理羽毛？笼中若有鸟，一概呆呆，闭目养神，内心仍汹涌着叛逃的欲望。回到一墙之隔的研究院，在几棵具有百年树龄的大树下站着，很久，我才听到鸟鸣——那鸟儿大约透过树缝，观察、确认我不是鸟笼和捉鸟者之后，才怯怯吐出鸣叫……
距离上海数十公里以外的海鸟，目前大约还不至于成为遛鸟者和鸟笼的目标。除非某人有能力把整个大海编进鸟笼——以海岸线、海藻、闪电作为蜿蜒的枝条或铁丝，来编织。据说，世界上的鸟类正处于每日消失十余种的减法程序之中。一位同事向我推荐一种鸟类分辨软件：“别担心，有了这个软件，不用去公园大海，就能在电脑内观赏鸟类……”它们都是用三维动画技术描绘的。比如，暮色般的麻雀，金丝绒般的唐纳雀，红腹、蓝头、绿背的非洲雀，以及一种绰号叫“红衣主教”的鸟。当然，还有体形更大些的海鸥和海燕，伴有鸟叫、风声或涛声。也许，某一天，我真的只能依赖电脑来听鸟观海，而窗外花园、附近的南京西路、更远处的大海，一片沉寂，只剩下一群群老板在燕尾服的装点下，燕子般呼喊或者哈欠。
便觉寒意袭来……
2.
我的职位是院长秘书。办公桌位于上世纪初期一个英国人所建的别墅式小楼。
英国人雷士德，一八六〇年出生于英国的南安普顿，建筑学学士，三个哥哥都因一种神秘疾病而死去。医生指点雷士德：“离开家乡，离开英国，越远越好……”一八八七年，雷士德乘货轮来到上海。这位摆脱了死亡阴影的英国学者终老于斯，埋葬于静安公园。由他出资兴建的雷士德工学院——我现在供职的这家研究院前身——就以目前这座别墅式两层小楼为核心。小楼，红砖砌成，窗呈拱形，墙覆青藤。内部楼梯及地板全为木质，行走其上，有细微颤动——一种历史感由脚部自下而上悄然涌现。在上海，这座曾经被殖民主义统领的城市，异国风格的小楼众多，皆被视为保护性建筑，不能拆除或改变原貌。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视台的多部电影电视曾在这座小楼内取景，于是常常产生错觉：我也生活在一部无头无尾的影视剧中。何时出现高潮？上海戏剧学院一位教授朋友精辟阐述：所谓高潮，就是往事历历在目。也许，我的往事依然混沌，需要时间像明矾一样介入、辨析、催化。这座小楼之所以处于被保护状态，就在于有历历往事萦回其间。它应当拥有高潮——墙壁上青藤密集攀缘，在风中潮水一般荡漾。
市政府文物保护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年一次进入小楼察看、记录、警告或赞许。雷士德的后人若干年前漂洋过海，重返这座童年时代的天堂，抚摸客厅中的壁炉、阳台上的木栏杆，眼含泪水，喃喃低语：“还是老样子，没变，没变……”小楼当年的客厅，如今成为我所在的办公室。雷士德的卧室，现在是院长工作间。曾经制作西餐的侧房成为文印室。仆人居住过的房间，作为科研管理部、市场投资部等职能部门办公地。小楼后侧英国人的动物试验房改造成职工餐厅。楼前私人花园维持早年格局：花木，绿地，伦敦风格的灯柱，供小鸟饮水的烛台形状锈迹斑驳的铁器……物是，人非。由黄发蓝眼的英语，转换为黑发黑眼的汉语；由英国学者的私人空间，转换为一家药物研究机构首脑层的办公楼——小楼被置换了内脏和灵魂。反复置换内脏和灵魂。同事透露：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某个夜晚，一个生物学家因不堪红色风暴的凌辱，在这座小楼一楼自尽。他在给儿子的遗书上写着：“回老家，回到乡下。种地。儿子，种地去吧……”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往往木然，像忘记了台词和情节的拙劣演员。但生活不允许一个人即兴演出，除非他是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大师，除非他渴望被生活伤害、倾覆。
办公桌旁消失了木柴和火焰的壁炉内，摆有一大盆花——花朵在模仿着火焰的形状和热量。壁炉上面的酒柜内，没有了早年的咖啡、酒具，放满新世纪的书籍、文件。临窗，应该是雷士德先生与夫人听唱片、读书、沉思的位置，如今放着同事奚先生的办公桌。每次打电话，他都这样自我介绍：“我姓奚，奚秀兰的奚，唱《阿里山的姑娘》的那个台湾人的奚……”我笑了。每个出生于六十年代，苏醒于八十年代的男人，都暗暗喜爱过这个台湾女子。一支流行歌曲，一个异性歌星，往往成为回忆往事的索引和路标。我和奚是同代人，电话线另一端的对话者常常不知道奚秀兰、阿里山，大概比我们更年青或更苍老，热爱着九十年代的王菲、杰克逊，或者是五十年代的《小路》《深深的海洋》。奚最近开始这样自我介绍：“我姓奚，山间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山间小溪被一条鱼或一阵风去掉三点水，似乎还应当是一条小溪嘛。奚爱抽烟，头颅在烟雾腾腾中沉浮如溪水中的石头。即使他短暂离去，那支烟仍侧放在烟灰缸旁继续袅袅，仿佛有一个隐形人坐在那里，继续抽——当年，雷士德先生大概也爱抽烟吧？用中国雕花烟斗，在窗前薄暮里凝望上海灯火，懵懂倾听周璇的歌曲，同时用老式电话机与远在英国南安普顿的亲友谈谈天气……
来来往往的院长、院士、厂长、经理、广告商。来来往往的电话、传真、文件、报表。来来往往的英语、韩语、日语、汉语尤其是沪语……我所在的办公室作为这家拥有上市公司的药物研究院的核心，繁忙，芜杂。若干年后，当我、奚以及其他同事离开这座小楼，新一代的面孔、背影、姓氏、主题词、引文、脚注，又将充盈其间——青藤簇绕、红砖结构的小楼躯体之内，是否飘渺着一缕与英国学者雷士德、自尽的学者、奚、我等人有关的思绪和梦呓？——雕花木窗透射而出的小楼目光里，有如烟往事历历呈现。小楼是否会因重重叠叠的记忆沉积而疲倦，在人去楼空的静夜时分，悄悄于花园周围散步，天亮，又不动声色地返回原处？它，体验过多少次的高潮和低谷？
所有的人是一个人。一个人就是人海。小楼内所有的光阴都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是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善良、邪恶、阴郁、明媚，小楼与我都无所不有。作为一个在壁炉旁边办公桌上写字谋生的家伙，我有可能成为各种类型和性质的人，只要有适度的环境和气候来催发。因此，我必须对体内的毒素和阴影保持警惕，像这座小楼，对它体内的黯淡保持警省。
自从同事讲述了那个六十年代生物学家之死的故事和遗言以后，每天下班走出小楼，我都感觉，一楼那间已转变为档案室的、人去灯熄的房间里，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的脊背，盯着……
3.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写字：报告，请示，函，通知，条例，论证书，合同，协议，章程，规划，贺词，某某在某某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让这些文字数字从空白中涌现，我必须在办公室、文件室、会议室、实验室、工厂乃至餐馆、酒吧等等地方穿行、观察、请示、聆听，把领导意图体现于自身行动，按照与写字无关的若干规则，制约自我：
——头发理短。九年前，我自故乡河南一所高校来到这家研究院接受笔试面试。通过。人事处处长含蓄提醒：“小余啊，作家们是不是头发都很长呀？”妻子当天就把我逼进了理发店。镜子中的头发越来越短，一张进入中年的脸陌生而茫然。上海生活，从头开始。短发，伪装了我散漫的内心，给人一种钉子般充满进取心的错觉。但错觉的积累和强大，有可能转换为现实——一个头发短暂的家伙每天早晨对着卫生间镜子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三分钟，然后用五分钟时间拿起面包、牛奶、公文包冲到公共汽车站，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在公交车内继续困倦和盘算，再用十五分钟时间在北京西路上快步奔走，必须在领导们上班之前到达办公室……显然，头发漫长的先生只适合散步于空山野水间，速度缓慢，诗意盎然。倘若他在清晨的上海街头奔跑，势必头发张扬如疯子，不合时宜。从头开始，在上海，每半月理发一次。
——穿西装扎领带。在皮肤的遮盖形式上与西方接轨，可以形成“我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遵守市场规则的人”之幻觉。在上海，一个穿休闲装的秘书紧跟穿西装的老板，是不和谐的。我在院领导们的西装品牌附近稍低的价位上购置一套西服，挂在办公室衣柜内，在陪他们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脱掉夹克、紧急换装。用领带锁紧喉咙，避免内心独白脱口而出。院长看着面目一新的我，宽谅一笑：“小余，转眼间换了一个人似的！难为你了。”院长同时还是科学家，进实验室摇动烧瓶，午休时读历史小说，周末听交响乐，对我身上难以彻底消除的书生气能够容忍甚至略带几分欣赏。某日，一个来洽谈合作的小官员腿部奇痒，我买来止痒膏递给他。那家伙盯着药膏包装盒上的厂址叫嚷：“不行，这是河南的药厂生产的！”我脸腾地一下汹涌燃烧，领带失效：“亲爱的领导，我这个人也是河南生产的啊。信得过我，就请您使用之后再判断是否可以信赖这瓶药膏。”那家伙尴尬地咧开了嘴：“信，怎么不信呢，河南是咱中华民族的摇篮呢！黄河还是母亲河呢——开封还曾经是咱首都呢，哈哈……”赶忙涂上，果然止痒。晚宴，我给那家伙唱了一段豫剧然后敬酒：“感谢你给了河南人一点面子，感谢你使用了河南产品，希望不要流传伤害本人情感的种种段子。”满桌宾客哈哈大笑。那家伙后来竟成了我朋友。喝了酒后满脸通红的院长拍拍我的肩膀：“河南人民的代表，好！”他是一个在西装和夹克之间过渡得比较从容的人。他拍我肩膀的时候一般穿着夹克，心情好。
——注意平衡。平衡周围同事的感受。比如，敲门的力度和节奏要一视同仁并注意音响效果。某君曾愤怒：“余，你敲我的门是嗵嗵嗵，敲院长的门是嗒嗒嗒……温柔极了。”我惭愧，认真研究了这两扇门。同样的力度和节奏，敲出的声音果然迥异，原因是该君的门比院长的门微微薄弱。我请他谅解。之后，尽量降低敲击其门扉的次数和力度。从此，对敲开所有人的心扉不再抱以期望。我迂拙。“一个拥有乡村背景的移居者/对周围景象怀着复杂的疑虑和爱/他必须平衡故乡异乡之间的冲突/他必须培养一种把羊群和地铁、真实和善/同时包容于那颗桃子般的心脏的能量/面对写字楼镜中的陌生人、那个逐渐热衷于书写数字的人，他震惊、不安/在记忆与现实日益微妙的关系之间/他像杂技演员在钢丝上历险——/在一行夜晚的文字上，历险，成为诗人/一个怀想旷野而又迷恋广场的矛盾者”（拙作《大海旁边的城市》）
诗中的“他”就是我，一个为谋生而遵循规则、消解冲突，从而面目模糊、气质暧昧的矛盾者。一个在“余秘书”“汗漫”这两个角色间跳来跳去的家伙。诗人、作家聚会，我常常被视为一个“小经理”；同事聚会，我又往往被呼为“诗人”“亲爱的作家”——一个总是出现在客场的球队队员，是勇毅，也完全可能是一种软弱——为一切可能的失败，提前准备好了“我始终不在主场”的托词。难以认识自己。“一个不想当将军的裁缝肯定不是一个好木匠”，这是我喜欢用来自嘲的一句话——我的笔，迷失于手枪、剪刀和斧子间的逻辑关系。我的内心在“将军”“裁缝”“木匠”一类角色间跳来跳去。在“诗人”“作家”被注入复杂意味的实用主义上海，直觉告诉我：应当将“汗漫”这一笔名造成的倒影，移植到白昼生活以外的夜晚书房里去——变成一张打印纸那样平面、苍白的“余秘书”，混同于其他广告纸、晚报、纸币一样的人士之中，通俗，从而平安。让“余秘书”“汗漫”相互尊重、审视、滋养，而非相互鄙夷、排斥——一种理想，所以多么难。
看到我办公桌上消失了《万象》《书城》，代之以《经济学原理》《企业家》，院长拍拍我肩膀：“这样好。稿费、杂志可以寄回家里去，别让他人议论。”成功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不被议论，但可以议论议论他人。我猜想：产生小说家的动力，可能就是一些胆怯甚至结巴的家伙，在纸上终于可以放言无忌横行霸道——戴着各种人物的绚烂面具，昼行夜奔。有同事询问：“余，写小说吗？可别把我写成反面人物啊！”我赶忙安慰：“写小说干吗，小声说话，鬼鬼祟祟的。写发言稿多好，可以在会议上大说特说，掌声一片！”彼此欢笑，共同安全。
4.
Y在我们研究院显然是一个成功者：特殊津贴专家，博导，日本留学归国人员，把一个课题组逐步发展成生物制药公司的老板，若干股份的持有者……但他被议论包围——一个完美主义者，因追求完美而抑郁。
在距离我院总部十公里以外的闵行高新技术开发区，这家制药公司的科研大楼和生产车间外观壮丽、内部精致。完美主义者Y，既是公司产品的研发者，积多年心血将相关产品引领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是这座公司大楼的设计者和监理人，使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的经理们很头疼。为了马桶的摆放位置、空调的安装方向，他指挥装修工人推倒了两面刚刚筑成的墙。为了在走廊里挂上原创性的油画而不是仿制品，他放下身段去拜访若干知名画家并奉上高额酬金。为了保持实验台、办公桌的洁净，他监督清洁工必须把抹布洗涤得他能够拿过来作为毛巾擦脸——我真的见他随手拿过清洁工手中的抹布来擦脸！清洁工的手指就只能持续沉浸在洗涤液里，不安、发白、褪皮……
一座完美的大楼，从布局到细节，全面打上完美主义者的烙印。前来参观的官员、商人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艺术馆。来洽谈合作的日本客商从中读出了Y的日本留学背景：“比日本公司还日本！”Y的严谨敬业，使公司里的博士硕士像拧紧发条的钟，运行不息。Y语录：“晚上十点以前保证不休息，周六周日休息不保证！”尽管Y给予下属的薪酬很高，但还是不断有人因压力巨大而辞职出走。在送别一个最得意的弟子离开上海远赴纽约的浦东机场，师生二人抱头痛哭。弟子说：“老师保重，别太累了。”Y点头。待弟子的背影快要消逝在安检口的时候，Y高叫：“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大笑？祝贺你终于逃脱了老师的魔掌！但你要明白，纽约也不是天堂！”
他失眠。脸色苍白。对着财务报表和实验室内的烧杯、烧瓶，脸色苍白。彻夜坐在客厅，给下属和院领导打电话，说公司的扩建，谈新产品的国外研发进展，讲某个员工的操作失范……直到接听者的手机电池耗干。他的那个郁闷的副手来向院长诉苦，要求每月补贴手机费若干元。副手受命陪Y去杭州疗养，解决睡眠问题。但Y在西湖断桥附近成功摆脱副手，坐火车逃回上海，继续上班、发脾气、追求完美、脸色苍白、头疼欲裂、失眠、打手机……典型的抑郁症病象。拒绝吃药，痛哭。一天深夜，他悄悄从妻子身旁爬起来，进入厨房，把门关紧，用毛巾和纸把门缝窗缝完美地堵死，再打开煤气……半睡眠状态的妻子蓦然醒来，哭喊，撞开厨房。救护车把Y送进急救中心的高压氧舱。一个月后，出院，他的表情有些呆滞，像弱智者和婴儿。不再发脾气、打手机，但依然上班、脸色苍白、头疼欲裂、失眠……两个月后，一个凌晨，他终于摆脱妻子的半睡眠状态，跳楼而死，跳出抑郁和完美主义的纠缠。
我是Y的手机谈话对象之一。他的死和死的方式，让我震惊和难过。他推开窗子之前的心情，我无力猜测。乘出租车去殡仪馆为Y送行。在上海，不宜对出租车司机直接说：“去殡仪馆。”而应婉转暗示：“去漕溪路口。”听上去很美——多年以前，那里曾经是一个溪水纵横的地方。而今道路纵横，通往喧嚣尘世或天国边境。与我同乘一辆出租车的某研究员感叹：“上海有多少抑郁的人呀。生存压力大呀。注意，头疼胸闷找不到病因就是抑郁症了，就成了Y那样的人了！”我安慰：“小抑郁没什么，正常，谁都有。姑娘们抑郁起来看上去还很美。但千万别发展成大抑郁，老兄。”研究员点头：“余啊，你说的好啊……哎，这车堵的，已经三十五元了！AA制呀，我分担一半呀你放心。”我说：“看看，你已经开始抑郁了。”司机笑了，拿起毛巾盖住计价器上闪烁变幻的数字：“好了，不用抑郁了。”三人安静，透过车窗眺望前方的道路和树木。
如果Y拥有一块巨大的毛巾，能够盖住他出租车般的办公室老板桌上的事业计程器闪烁变幻的数字，也许就能安详地眺望窗外的云白天蓝……
5.
C，独身者，女，副研究员，为爱情而一直体验并表现着小抑郁。但中年人的小抑郁，看上去不那么美妙。况且，她还是在为一种非常规的爱情而抑郁。
C的爱情对象M，先是她的硕士生导师，后成为她的课题组长或者说老板。M人近暮年，已婚，与C的爱情是我院人所共知的秘密。十多年来，每天中午，M、C在单位餐厅里夫妻般相对而坐互相夹菜，完全忽略周围的微妙眼神。餐毕，M端着两个人的碗筷在水池边刷洗，C站一旁看着，表情从二十来岁的甜蜜，逐渐过渡到四十来岁的茫然。课题组员工集体旅游，头发花白的M总是为脸上已经浮现出黑斑的C提行李，姿态充满怜爱和歉意，使同行者表情复杂而感慨。
M曾允诺C：患了癌症的妻子去世后，就娶C为妻。C就从青年等到中年。M的妻子目前依然活着，仿佛是在用这艰难的活，来藐视和指责这样一种爱情。M对妻子同样充满怜爱和歉意，陪伴一个肉体和心灵双重疼痛着的女人，在医院中耗去无数夜晚和钱财。显然，M可疑。妻子、情人、同事，对他充满不同角度的疑虑。一个与情人形影相随而丝毫不顾及舆论的男人，事业的颓败可想而知。没有人再报考他的研究生。下属科研人员纷纷转投其他老板门下。他孤单而沉默。C也更加沉默和孤单。不久，只剩下M、C两个人的课题组终于撤销。M应聘到一所高校当教授。C坐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对着窗外的事物发呆。日前，C被降薪待聘，回她租居的一室一厅的家休息。M一直在为她缴纳房租。
每天黄昏，C依然骑自行车来研究院，到图书室的“文学”部分里寻找琼瑶和金庸，然后到职工浴室里洗澡。一群从浴室里涌现出来、披头散发如同湿淋淋花瓣一般的女人中间，四十多岁的C，依然醒目。水蒸气的作用，使她脸上的苍白和黑斑暂时消失而代之以红润，身材曲线在廉价服装的遮掩下依然性感……同情小C的人很多，不断为她介绍男朋友。也确实有陌生男人追随小C的场景出现，但都不了了之。她说：“一个人，习惯了。”她已经习惯了M的爱情阳光偶尔照拂，习惯了这种用一生来爱一个可疑者的抑郁感。
对待爱情，女性往往表现出偏执、决绝和低智商，与男人的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形成对比。我院还存在一个为爱情而精神崩溃了的美丽女人H，丈夫逃之夭夭，成了德国某高校的访问学者。在病情微微减轻的时候，H会被年迈的母亲接出精神病院，过一段正常人的生活。偶尔回研究院走走，H的体形已经因大量服用镇静剂而显得异常丰满。她用流利的德语向昔日同事问候，然后陷入漫长的低语，用德语低语。她的灵魂也许需要借助于异国语言作为天线，来联通旧日爱人异常微弱的体温和信息……
一个搞化学药物研究的研究员告诉我：爱情的强弱程度，实际上取决于男女大脑深处的化学物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等等。所谓热恋、生死恋，不过是这些化学物质正处于激烈的活跃状态而已。化学冷酷，拒绝诗意。男人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大约比女人要少一些、弱一些吧？这位研究员正在致力于一种抗抑郁药物的研究，以减弱患者对某一事物的持续思考和关注。他担心，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会减弱情人之间的恋爱感觉——他在一种对伴侣忠诚度很高的雌性草原田鼠身上做实验，发现：用这种药物抑制多巴胺后的田鼠，很快就失去了对伴侣的迷恋，开始独往独来。
C,H，这两个女人脑部由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清素构成的隐秘之花，盛开或衰败，有谁能洞悉并掌控？
6.
冬日浓雾，不像桑德堡笔下迈着猫步的雾那样烟视媚行于芝加哥，而是虎奔狮行般笼罩上海。街道上的汽车纷纷亮起前灯尾灯。同事普遍迟到，院长宽容：“特殊情况。”直到中午，浓雾才渐渐稀释。研究院周围的建筑物恒隆广场、南阳大厦，次第浮现出自身半隐半显的轮廓，如海市蜃楼般缺乏真实感。办公楼前花园里的树木缓缓再现，仿佛把浓雾兼并重组成为自身的枝叶，丰盈，神秘。雾中鸟叫，幽远而湿润，好像是雾在叫……
午休，D先生、G女士与我一同坐在落地玻璃窗前，享受微薄的阳光。雾，进一步撤退。“浓雾与死亡有关。”D出语惊人。这位一向大口啖肉喝酒的豪放派人士，毕业于某医学院外科专业，目前负责投资管理。印象中无所畏惧、洒脱不羁的D如此感叹，令我意外。每个人周围也许都有一场浓雾，使我们无法认清通往他灵魂的道路从而相互疏离。D的话是一缕穿越浓雾的阳光吧？他讲了一个与雾、死亡有关的故事。
幼年，D常和同学们到苏州河边玩。当时的苏州河外是荒凉城郊，菜农们进城送菜要掠过一个缓坡来到桥上。D和同伴们经常坐在坡下，等待装有水果的三轮车吱呀吱呀骑来时一拥而上，夸张地嗨唷嗨唷推三轮车上坡。菜农厚道，明白这些孩子是在冲着水果使劲，便在到达桥顶时赏几个苹果、桃子或甜瓜给他们吃。某日，浓雾，D和同伴们又来到苏州河边，没有见到菜农和水果，却看到扎绑腿的军人们高举布满弹洞的旗帜，扛步枪，骑马，开美式吉普，大水一般从郊外涌来，涌上桥顶，消逝，自始至终没有发出脚步声、马蹄声、马嘶、车轮滚动声……D和同伴们惊呆了，好像在看一部无声黑白战争片！刹那之间似乎明白了什么，哇哇大叫着爬上桥头跑回家去。从此再也不敢到苏州河边游玩，在雾天。
G女士听到这里，缩紧了娇小身躯：“幸亏太阳出来了，如果雾再浓下去，你的故事非把我吓死不可。”我说：“太阳出来了，我也讲一个故事好吗？”G高叫：“饶了我吧，别让我做噩梦！”我告诉G，这个故事不仅不恐怖，而且温暖，她才松开捂着耳朵的手——两岁时，一个夏夜，我在外婆家门前空地的凉席上，看庞大星空，听周围虫鸣，毫无睡意，模模糊糊想着小心事。劳作一天的外婆外公鼾声起伏。村庄里的远近土狗偶尔叫嚣。黑夜深广。隐约有些害怕，我侧身紧依外婆，却发现门前有一个白衣白裤、手提竹编旅行箱的人！我叫醒外婆：“有人！”外婆外公猛地醒来，查看，然后生气：“糊涂蛋，哪里有人，睡觉！”我大声辩解：“真有人！他白衣白裤，提着一个竹编的箱子！他走过来了，他站到外公身边了……”外公长叹：“是二弟回来了吧？你保重啊！”多年之后外婆向我复述了这一故事。她说，我在那个夏夜看到的人，是解放前来上海读书但从此杳无音讯的外公的二弟。传说他登上了准备开往台湾的那一艘著名的太平轮。通过幼儿的眼睛，一个人试图传递自己灵魂的行踪……
D问我：“你相信幽灵的存在吗？”我说：“半信半疑吧。如果存在，浓雾和黑夜是最好的载体。”据说，看见亡灵，只有七岁以下的儿童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做到。我们大于七、小于七十，所以无所畏惧，也就不会与亡灵相遇、沟通，尤其是在人声鼎沸灯红酒绿的上海。或许，只有那些怀有童心者，在浓雾或黑夜里才会遭遇奇迹……
窗外，雾彻底散去。周围建筑物、花园里的树木恢复原貌，但失去神韵。或许，阳光灿烂的白昼，使我们迷失于物质生活，世界的真相在浓雾或黑夜里才会有所披露——浓雾，以及黑夜，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研究院”。笔，是这种研究院的试管，雾一般、夜色一般的墨汁是显影液，稿纸就是试纸。
——写下这些凌乱文字，形散神也散的文字，使我有资格成为由浓雾和黑夜构成的研究院内的初级实验员吧？
7.
研究院旁边是一条小街“南阳路”，路名源于我的故乡南阳。
长短五百米左右的一条小街，咖啡馆、幼儿园、教堂、书店、水果店、酒吧、时装店一一呈现。午休，我常常独自在这条小街上闲逛，仿佛一次虚拟中的还乡。但巴尔扎克说：“外省就是外省，巴黎就是巴黎。”请允许我模仿巴尔扎克：南阳就是南阳，上海就是上海。我接受南阳背景所造成的“他者”身份、“间离”效果，我接受这样一种与周遭世界若即若离的命运。
南阳路东端是美琪大戏院，三四十年代周璇、王人美、孟小冬、胡蝶、阮玲玉、上官云珠等等美人们们唱歌的地方，也常常是黑白故事片中地下党人的接头处。如今主要上演话剧和舞剧。南阳路西端，一座四层独立别墅式酒吧“艳阳天”，历史保护建筑，三十年代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当代建筑大师贝聿明之姑父）的私宅。墙壁微绿，故俗名“绿房子”。在当年上海滩巨富大亨们的豪华宅邸排行榜上，绿房子名列榜首：小电梯首次出现在一个上海家庭，客厅地面铺设了弹簧板以增强跳舞时的足部快感，洗手间的设计和配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五星级酒店里才普遍再现……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慕名而来，与吴同文在二楼阳台共进晚餐、合影留念。六十年代，某夜，吴同文和妻子在绿房子的阳台上自杀。红卫兵在楼下狂欢。醒目的奢华，带来灾难。
绿房子让我想起契科夫的《海鸥》《万尼亚舅舅》《樱桃园》，这些戏剧中总有一处不安宁的老宅、一群疼痛的人。
从南阳路转身回我办公室，只需五分钟。吴同文当年站在别墅阳台上就可看到我目前所在的这座小楼。他猜想过几十年以后这里会出现的面容身影吗？楼前草坪周围种植香樟树、玉兰树。树老，树叶和花朵则属于新生代了。沿楼梯宛转向上，如同攀登故乡边缘的伏牛山。在宛转向上的过程中，常想起李白的句子：“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到过南阳。他蓦然驻足、转身、回顾所走过的宛转山路，有些迟疑和感伤。我也驻足、转身、回顾：楼梯间内的阴影如暮色，吊灯繁复如伏牛山区的星空，宛转楼梯如山间曲径，但“苍苍翠微”已不可目睹。这，就是我和李白的区别，上海某座楼与伏牛山的区别。
透过办公室窗户隐约可见南阳路。它像护身符，藏在我身体某个部位、这座城市的某个细部，暗暗护佑着一个游子。
8.
醒目的才华，同样也能带来灾难。
与南阳路相衔接的愚园路，有法国梧桐荫蔽着的傅雷旧居。小街上，有一个沉浸于用镊子来修复时间的老钟表匠。傅雷帮他翻译过进口钟表说明书。“傅先生，好人呀……”老钟表匠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像盯着一枚错误的秒针。六十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来抄家的前夜，傅雷用秀雅端庄的行楷写下遗书，嘱托将剩余的一笔稿费赠送给跟随多年的老保姆，然后与妻子一起上吊自杀——脚下的凳子被蹬倒在傅雷铺了一层厚棉被的地板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使楼下的老保姆能度过这个安静的夜晚。无人认领傅雷骨灰。一个戴大口罩的姑娘出现在火葬场，以干女儿之名抱走傅雷夫妇的骨灰，送进永安公墓保存。这个名叫江小燕的女子仅仅读过傅雷的书，在美琪大剧院听过傅雷之子的钢琴演奏。这一异乎寻常的行为，使她被审查以致失业多年，独身，渐渐进入暮境。
醒目的才华还能带来什么？似是而非的爱情和抑郁？——似是而非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血清素。
南阳路向前延伸二百米靠近常德路的地方，张爱玲离开大陆以前居住于此——常德公寓——一个美女、享乐主义信徒、避世者、语言炼金士的“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在这里，她完成了一生中最主要的几部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心经》《花凋》的创作，以及最主要的一次爱情。直到一九四七年九月的一个黄昏，提行李，匆匆下楼，幽幽回眸，然后乘黄包车离去，经香港，最终萎谢于多年以后的洛杉矶，最终矮到尘土里去了——再开出一朵世俗而诗意的花吗？
张爱玲孤傲清冷的面影，如今化为云影，吸引游客在此地驻足、怀想。常德公寓或爱丁堡公寓，如废弃的旧码头老航标，依稀指示出一个民国女子海上沉浮的时区和流言。霉味荡漾。墙壁早年的粉色，已颓败成女人们遗弃在镜前的过期粉饼。我曾经乘轧轧作响的老式奥斯汀电梯到达六楼。女电梯工慵倦、漠然，不知道是不是胡兰成乘电梯拜访张爱玲时遇到的老电梯工的后代？敲门，无人应答。胡兰成弯腰隔门缝塞进一张纸条。我弯腰把鞋带系紧。下楼。门厅墙上悬一排旧信箱，左下角某个隐约写有“张”字的信箱里突然窜飞出一只麻雀！如同一封字迹雀跃心迹零乱的书信——
假如我在深夜穿长衫戴金丝边眼镜来访，也许更能感受到一个伪政府文人晦暗的心境？一个背叛了祖国和母语的暧昧者，在女人痴情灼烫的身体上，又怎么能找到他誓死固守的乡土和边疆？朵云轩信笺上一滴泪珠般的月亮，继续闪耀在常德公寓或爱丁堡公寓上方，依旧如铜钱大的红黄湿痕，陈旧，模糊。新世纪的霓虹比民国时代还要铺张。新一代的白流苏、范柳原继续演绎倾城之恋，使软弱的上海地区每年沉降半毫米。
当年，张爱玲站在自家阳台，就可以看见静安寺的金顶、静安公园里的池塘，以及百乐门舞厅里出入的红衣舞女。如今，新主人住在一个民国作家旧居里，不知道眼前是否每天隐约浮现出张爱玲高傲的脖颈，胡兰成暧昧的笑容？但阳台外已经看不见多少风景了——上海航站楼大楼遮蔽了视线。百乐门没有了舞女，静安公园里法国梧桐茂密。静安寺内的和尚敲打木鱼，怀揣设置在震动状态的手机，侧耳倾听高墙外南京西路宽阔的喘息……
周璇、王人美、吴同文、傅雷、张爱玲、胡兰成、红卫兵……他们当年的生活路线，与我所在的药物研究院，只有五百米左右的距离，只有六十年或四十年的隔阂。当年，他们步行、骑自行车、坐黄包车或轿车、卡车，从我院门前的大街掠过，去约会、购物、看戏、密谋、抄家、武斗……他们对药物研究院内密集高大的香樟树林和英式建筑匆匆一瞥，或许，隐约觉得体内的疼痛或暗疾，有可能与这个机构研制出的安神剂、抗生素等等药物发生关联？但疼痛彻骨，暗疾无边，一粒药片苍白无力——即使将静安寺上空一轮满月融化在水杯，口服，也无法医治一代又一代的迷乱或抑郁。
周围同事大都不知道附近街景人迹与我之间存在隐秘的关联。我，以及这些通过显微镜、切片、基因来与疾病对视对峙的科学家们，在一家药物研究院里生活，如同生活于一枚被研究着的巨大药片内部——我、Y、M、C、H，本身也是一种明朗或隐晦的疾病，渴望被试管、烧杯乃至最彻底最有力的时间，来说服、破解。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这是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开篇第一句话。黄浦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谁能像傅雷一样听到了，然后抬起头来，失眠或者不安？
9.
研究院一角的草坪终年暗绿，贴地建立的实验动物纪念碑往往易被忽略，尤其在青草长高没有修剪的时候。
猴子，狗，兔，猫，老鼠……这些啮齿类动物，由于与牙齿活泼的人类有太多相像，而被研究者注入疾病基因，然后尝试接受某种研发中的新药，再观察这一药物对其身体的伤害是否可控——这就是“药物安全性评价”。在人类放心地使用各种药品、化妆品、食品以前，必须以实验动物的痛苦不安为代价。尤其是与人类同源性最近的猴子、黑猩猩，在实验动物中最为珍贵。为使它们能够逼真摹仿人类的生理心理以获取最有价值的数据，这些实验中的猴子、黑猩猩，一只一只被分别关在“单人房间”内，房内有淋浴、电视、水果甚至美人云集的画报！它们简直就像是披了兽皮的市民，模拟着城市孤独者的处境。当我偶尔隔着实验动物中心的门扉玻璃与坐在床上的猴子、黑猩猩对望，常常觉得自己成了另外一只猴子、黑猩猩！我甚至摸摸自己的臀部——暂时还没有把柄似的一只尾巴在裤子外摇荡，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L，研究员，课题组长，因购买实验猴子而被西安警方取保候审。一贯豁达的L，虽年近六十依旧朝气蓬勃如愤怒青年，穿牛仔裤，步伐充满弹跳性，穿梭于各种研讨会、讲坛、药品交易会。但在这长达一年的取保候审期间，他迅速萎靡，每次出差都由我作为担保人向西安警方通告。几只秦岭森林里的野生猴子，让L痛苦。按照法规，野生动物不能作为实验动物，只有养殖场培育的家养动物，方可按照一定手续购买。但L没有能力从面貌上区别这几只猴子来自旷野还是养殖场，就像同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我的乡村背景一样，他们只是从我决不留下任何剩饭剩菜的吃相上推测出一个人幼年生活的清苦。L手续简化地买了陕西动物贩子的猴子。警方说：这些猴子来自秦岭，被动物贩子捉到，圈进挂了一个“动物养殖场”牌子的院落里吃了几天杂粮，就冒充家养猴子混进上海。
为解救L，我陪他一年间数次飞赴西安。过秦岭，他透过飞机舷窗长久俯瞰，嘟囔：“这里藏有多少猴子啊……比我这个博导还宝贝呀……现在公平了，猴子和我都取保候审了，看看电视、吃吃水果吧……”我安慰他：“别担心，很快就自由了。”他说：“我再也不做猴子、黑猩猩的实验了。我不敢看它们服用实验药物后的眼睛，那眼神，太他妈像一个人了……”我说：“太像你现在的眼神了。”L苦笑。猴子和黑猩猩也能做出苦笑表情。解除取保候审的L，果然只做兔子、老鼠一类小动物实验，丧失了研究重大新药的雄心壮志。美女们每天早晨使用的洗洁剂、发胶、指甲油，就可能与L手中若干小动物的隐约夭折有关。L对缭绕着小动物喘息和呻吟的双手，无奈而怜惜，在水龙头旁持久冲洗十指。
草坪上的实验动物纪念碑前，经常出现一束鲜花。纪念碑贴地放置，那束花就像野生于草丛里似的。矮纪念碑，鲜花，在世界上许多医学、药学科研机构的某一角落屡屡呈现。据统计，全世界每三秒钟就有一只动物死于药品、食品或化妆品实验室。美英两国一年消耗实验动物四百万只，一概进口自其他国家。美籍英籍的猴子、狗、兔、猫、老鼠、黑猩猩，在自己的国土上安全奔跑……立碑，献花，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用花朵来安抚良知，减却不安。花朵芳香，对那些摹仿着人类疾病和疼痛的动物亡灵，能带去几丝慰藉？
不久前，L参加了在东京召开的“第六届生命科学研究与实验动物替代法国际大会”。归来，喝茶，他送我一把日本纸扇。在这个大会上，他呼吁用基因技术来减轻动物痛苦程度，并促使全世界的实验室数据共享，减少重复实验所需要的动物数量。“但是，多么难！连我们院内的重复实验都无法消除，彼此信息封锁，何况一个国家、全世界……我悲观。”“猴子事件”以后，L成了多愁善感的人，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总装着唐诗或宋词——他想回到没有动物实验、也没有这么多疑难杂症的唐宋。但据考证，世界上最早的动物药理实验，出自唐代的药学家陈藏器。
实际上，动物们真的能够完全摹拟出人类当下的困境和疼痛？我怀疑。即便把它们所生活的动物实验中心内的“单人房间”，扩张成一个微型城市，除了淋浴、电视、水果、美人画报外，再布置出股市、银行、公司、酒吧、按摩房、财富论坛、颁奖典礼，也很难在一个猴子、黑猩猩体内，无微不至地复制出当代人的欲望、虚荣、冷漠、厌倦……何况，用来实验的猴子、黑猩猩，还可能来自千山凝翠、万川流美的莽原。它们，至多能摹仿出一个猎人或隐士的内心生活。而那些猎人隐士的疾病，比市民应该少了许多吧？
草坪上贴地建立的实验动物纪念碑前，一束枯萎的花，像惆怅的心……
10.
研究院内小花园旁耸立三座铜像，纪念三位去世多年的药物科学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先后从美、英、日归来，成为我国现代药物研究领域的拓荒者。长期的海外生活，使他们的英语、日语比汉语还要说得流畅，分别担任过中国工程院院士或我院的院长、名誉院长，同事、后辈一概尊称他们为“先生”。那是一种尊重——有谁敢把他们喊为“老板”？中国的第一支贵似黄金的青霉素，根治血吸虫病的呋喃丙胺，出于其手，惠及国人。除了三座铜像，他们似乎没有留下多少资产。面对那些把实验室当作名利场和提款机的浮躁后人，三位先生铜铸的目光，显得忧伤。
在这家连鸟儿散步也被我看成“老板状态”的研究机构内，被称为“老板”的功成名就者比比皆是。把那些博导、研究员喊作“老板”，比喊“老师”多了一份亲昵，也多了一份与市场接轨的时尚和轻松。但这些老板似乎缺乏“鸟儿状态”的自由和快乐，受制于一种无形鸟笼的包围。往往不敢自己开车，而由爱人或学生在晨昏开车接送，因为，他们热爱走神——精神出走，走到哪里去了？他们提着内含饱满、寓意鲜明的袋子，从银行或储蓄所内走出来以后，往往让出租车或爱人所开的私家车，在市区内路线复杂地绕行很远，才探头探脑地匆匆走进公寓大门——摆脱想象中的跟踪者、抢劫者。不安。在实验室或汽车内，隔窗眺望小花园旁边的三位先生，以及三位先生肩膀上跳跃的小鸟，他们眼神充满羡慕，像笼中鸟羡慕风声中的万物。
甚至，他们还会流露出对来自安徽乡村的清洁工小夫妻的嫉妒。
小夫妻住在小花园旁边的平房内。平房内的家具、电器一概是各实验室各部门的淘汰品，被精心组合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小“巢”。内心不平衡的老板们私下议论：“他们住房、用电、用水，免费的呢！”“星期天他们还把被子晒在网球场上……”“春节，他们的乡下亲戚成群结队在咱们院内晃来晃去。”但看见小夫妻的时候，这些老板非常谦恭热情地问候：“早上好！”“辛苦辛苦！谢谢谢谢！”小夫妻年轻有力，开电梯，打扫卫生，修剪草坪，运送垃圾，搬运实验仪器。收入不高，表情的幸福度似乎不低。他们告诉我，打工的钱够养活一家人了，也快攒够两个女儿将来读高中、上大学的钱了。他们说：上海好、药物研究院的人好。他们有一个梦想：“将来让我女儿考咱院的研究生咋样？在这大楼里做实验，再成为那三个老先生一样的人，研究药，治病救人，积德行善，多好！”
每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小夫妻胸前都各藏一只蝈蝈，边擦玻璃边唱黄梅戏，蝈蝈鸣叫就像乐队在伴奏。那是来自安徽的蝈蝈在鸣叫、伴奏。蝈蝈寿命短暂。这些年来，他们胸前的蝈蝈肯定不是同一只，也许来自同一家族？次第传达出安徽某地阴历中的烟火风水。小夫妻毫不掩饰自己的愉快，让周围老板困惑：“这两个乡下人究竟拥有了什么？蝈蝈？”每天黄昏清洗小花园旁边的三座铜像，小夫妻都放弃直接用来冲刷地面的软皮水管，而是站在凳子上，用干净毛巾蘸水，细心擦去铜像上的浮尘鸟粪。这一场景，终于让我和若干老板感动。
——目前，我还残存一丝被感动的能力。这说明，一个猥琐浮泛、模棱两可的家伙并非无药可救。我还有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抽身而出，重新获得简明扼要的宁静和欢乐。铜一样的宁静，蝈蝈一样的欢乐。“在这个尘世，我已一无所求。/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嫉妒。/我经历过的一切邪恶，都已忘记。/想到我曾经是这同一个人并不使我羞愧。/我没有感到痛苦。/当我直起身来，看见船帆和大海。”这是我喜欢的米沃什的名诗《礼物》。假若我在研究院内直起身来，需要沿北京西路朝东走四公里，到达外白渡桥；再乘船越过黄浦江二十公里的浩荡江声，才能看见船帆和大海——这是我和一位伟大波兰诗人之间目前的差距。
但毕竟生活在一座以大海为偏旁部首的城市笔画之内，所以，我有希望实现自己后半生的梦想——
无论何时何地，一直身，就能看见船帆和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