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舆论总是针对明确的目标，其意见是具体的、活跃的，满意度调查即是反映社会舆论的一个测量指标。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调查结果，如果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阶层，认为自己属于“上层”的仅占0.5％，属于“中上层”的占5.4％，属于“中层”的占39.6％，属于“中下层”的占29.1％，归入“下层”的占24.5％。这表明，中国城乡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同类调查比较，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层”认同比例，不但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这种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普遍偏下的情况，说明在快速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老百姓对于自身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缺乏认同，同时也说明由于分配秩序的问题，很多群体目前的社会经济现状满意度较低。
百姓生活遇到困难时从哪个渠道寻求帮助？蓝皮书显示，支持度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家庭”、“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排在第四至七位的分别是“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地方政府”和“党组织”。课题组有关专家认为，随着就业方式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社会支持系统也在发生从“单位”到“社区”的变化，但目前社区和社会组织建设还跟不上发展的需要，从而产生社会支持系统个人化趋势。
蓝皮书还显示，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中，医疗支出竟然高达11.8％，远高于交通、通讯等其他支出，因此要把“看病难、看病贵”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来看待。
（二）中间层次——社会态度对立
事实上，作为舆论存在形式的意见，其表层性不仅是指意见的公开性，另一方面，是指舆论作为具体意见居于社会心理的表层。这也意味着，当舆论作为具体的意见公开表达之时，作为一种内在心理倾向的社会基本态度业已存在。虽然舆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很难排除社会态度的潜在影响，而社会的基本态度是综合性的心理过程，是社会行为的准备阶段。
我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社会分层，不同的社会群体呈现出不同的心理倾向。同时，一些负面的、矛盾性的社会态度也逐渐凸显出来。
一方面，贫富对立情绪在蔓延。
由贫富差距导致的对立和不满情绪在形成，而且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原来人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逐渐弥漫成一种“仇富情结”。这一情结不仅演化成为现实中的恶性案件，而且不断地在传媒空间蔓延。“在上层越来越专横和霸道的同时，下层对精英也越来越反感、抵触。网上对精英的抨击比比皆是，有时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每次精英中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
2006年陈凯歌的魔幻巨制《无极》先是引来了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片，接着是洪晃的“我的前夫和馒头打起来了”。陈凯歌怒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并执意要将恶搞送上法庭。本来娱乐圈的一件小事，旋即演变成网络上的一场战争，陈凯歌也一夜之间成为网民的众矢之的。
有人说，陈凯歌的故事纵然美轮美奂，但讲错了地方。因为社会现实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成为社会焦灼的核心；上层和下层的对立，成为喜怒哀乐最敏感的神经；即使是作为大制片主要消费对象的白领，也在因成为‘房奴’而身心疲惫”。谁还有从容的心情去拆解一个远离尘世的令人费解的故事？有人觉得陈凯歌的大片《无极》代表了既定的权力结构中的文化霸权的身影，动辄以“英雄救美”的话语方式传递一种缺乏社会现实根基的“拯救”。胡戈之恶搞，无非是“把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在文化霸权的重重压抑之下，释放一点儿自由的声音罢了。
事实上，不仅陈凯歌作为文化霸权的代表遭到了恶搞，还有经济学家、红学家遭到民间的围攻，即使围攻带着无理性的粗暴，但大家乐于看权威的笑话，乐于沉湎于反权威的狂欢中。一般来说，政治倾向有时要借助一定的艺术形式、文化作品来加以表达，进而反映出一定的社会态度。而《无极》，以及随之引来的胡戈的“馒头”恶搞片，正是通过文艺作品的方式反映了当今社会转型期中严峻的社会态度对立。
另一方面，社会弱势群体的挫折感在上升。
在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到上层、贫富分化也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如何防止底层生态的恶化，已经成为一个转型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2010年富士通公司在半年之内，有11名员工因不堪忍受巨大的工作压力，跳楼身亡，成为震惊国内外的富士通“11跳”事件。这些殒命的员工年龄基本上在20岁左右，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正值花季的年轻人如此轻易地放弃了生命？
首先，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恶化。富士通公司是一家生产时尚电子产品的台资企业，由于产品的全球热卖和资本的逐利性，员工常年在低工资、超负荷的状态工作。而这一群体是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伴随着城市化过程，涌入中国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既是中国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新生力量，是中国社会一道颇具特色的社会流动大军，同时也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其次，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不可避免的相对剥夺感。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两代农民工。从进城务工的动因看，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于80年代或90年代初进入城市，他们普遍将谋生活、赚钱作为单一的经济型目的；新生代农民工生于80年代，于90年代末或新世纪初进入城市，其外出原因包括“习惯外出生活”、“羡慕城市现代生活”和“外出能够享受现代生活”等，其外出动机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觉得自己的“根”仍是农村，但又难以忍受农村的破旧、贫穷和慢节奏的生活，逐渐习惯城市的繁华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矛盾的现实常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并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可以说，在社会分化的境况下，为避免将这一弱势群体抛入社会底层的绝境，亟须改善弱势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地位以及心理态势。“一个社会如何在结构和价值上为多数人提供一种可以心安理得生活的家园。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紧迫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而改革的结果无疑是应当拓展而不是缩小这个空间。”
（三）深层次——社会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深层次的冲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价值观念呈现出的多元化与单一化的冲突，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也纷纷浮现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社会转型期的意识形态冲突。
1.价值观念呈现出的多元化与单一化的冲突
一方面，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法制化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进一步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价值呈现多样化趋势。
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关注重心已经由过去的“国家—集体—个人”式的以“国”为本的心理关注顺序，转变为现在的“个人—集体—国家”式的以人为本的心理关注顺序的倒置。
另一方面，价值取向呈现单一化趋势。社会转型不仅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沉降，还有一种价值失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市场扩张导致“道德因素经济化”，即以金钱来衡量成功，价值变得日益呈金钱至上的单一化趋势。
应该说，商业本身对于社会的进步是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的。所有这些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证明。但不同于西方国家所走的自然演进道路，我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一种强大的主导力量来完成的。尽管世人都惊叹于这个伟大的、剧烈的过程所产生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却不得不面对这一转型的局限性，“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段里，现代商业所包含的那些内在精神却没有来得及发育出来，而商业自身先天具有的对社会公德的破坏力却在不断壮大，很多为人的基本原则都被它消灭了。”
由于市场本身的扩展本能，金钱似乎无孔不入，可卖和不可卖之间的界限在无休止地模糊，人们试图为道德、爱、艺术确定价格，市场把我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变成冷冰冰的商品。比如，诟病甚多的中国教育，过去的学龄前教育，在幼儿园识字、画画、唱歌、跳舞天经地义，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幼儿园的课堂曾经为孩子们播下了多少艺术的种子，而今，即使公立幼儿园，所有曾经是学前教育题中应有之义的内容，却都重新另立名目收费，以种种“特长班”课下来完成，家长们虽然免不了暗自揣度，既然孩子们课下学个不停，那课上时间是做什么呢？但由于都是独生子女，为了培养孩子，即使费用再高，家长们也照单全收。但仅仅就培养孩子来说，教育一旦以金钱计算，究竟会有多少艺术的种子能在未来生发绽放呢？
再如接二连三的矿难。纵然政府为每个矿难者规定了20万元的赔偿标准，但矿难的悲剧仍然屡禁不止。有学者指出，20万元的赔偿对于每年赚几亿元的煤老板仅仅是“九牛一毛”，尚不足以痛定思痛，况且生命一旦作价，矿难的悲剧就更不足惜；而对于那些西部贫苦的家庭，20万元就几近于天文数字，为了使自己的家庭脱离贫困，多少矿工以命相搏，即使矿难频发，依然前赴后继。原本无价的生命在被“市场化”定价后，不仅没有改善煤炭安全生产状况，反而导致了更多的矿难悲剧。
价值取向的单一化趋势使原来被认为神圣的东西都变成了工具，都可以计算价格，都被迫为市场让道，可以说，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日益被异化了的世界。
2.意识形态的冲突
对于作为思想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其界定是不同的。西方学者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强调意识形态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比如依据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观点，意识形态是指“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而中国学者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则更侧重于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如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家对特定社会关系自觉反映后而形成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其目的是为建立或巩固一定的政治制度以维护本阶级或集团的根本利益；它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社会学说、观点；意识形态是该阶级或集团政治纲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的理论依据”。
正由于我们的概念体系更多地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当社会转型的现实使社会结构的分化远远超越了简单的阶级划分，致使意识形态不仅面临着自我冲突中的更新，同时，社会转型也面临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多元的冲突。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自我冲突中的更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理论在我国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其经典观点是“只有共产党才是唯一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政党，主张通过革命取得无产阶级的政权，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的国家与全民所有制形式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实现共产主义”。
的确，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经历了一段历史曲折，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其间，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既有的马克思理论似乎已不能解释不断发展的现实。比如，社会经济分化的现实已无法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解释，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现实也无法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中找到依据。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既有意识形态理论之间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意识形态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当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也就存在与时俱进和自我更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其发展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互动中的多元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