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芦甸的名声大概只播及于文学界和爱好文学的读者群中，他的扬名中外实应归于那场历史性的劫难。芦甸上了胡风问题的第三批材料，造就了他远比诗人的名气大得多的知名度。
我知道，芦甸不是好名的人，当然更不愿所远扬的是臭名。1940年，《华西文艺》出版，他其实是华西文艺社热心的发起者，也是刊物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华西社的同人们推他为代表人，在刊物上印上他的名字，他不肯。这是他事后告诉我的。还有我亲自经验的，他给我所编的日报副刊写稿子，都不署名，每回都说：“你随便安个名字就行。”我就随便给他署上“鄱声”——他是江西人，鄱阳湖加上他本名中的后一字；“波心”——用江西词人姜白石“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词句，也隐括着他本名的后一字，而且与前一个名字音近，后一个名字作为笔名似乎有点俗气，他却喜欢，说是不露头角，曾多次用来署名。
这是整整五十年以前的事了，我们的缔交也已过了半个世纪。1940年初夏，我流到成都，在《黄埔日报》编副刊，这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机关报，一度改名《党军日报》，副刊题名《血花》，名字颇为吓人，我同姓曹的总编辑商量，可否改个名字，他惊呼不可，说这是取孙中山先生或什么要人“先烈之血，革命之花”一语起的名，万万不能动。我说这个刊名于约稿实在有碍。前任编辑林适存（此人从前些年的台湾文坛消息中获知他于解放后到了台湾）有他那帮民族主义文学派的作者，如黄震遐、甘豫庆和西安《黄河》的一批人撑版面；而我人生地疏，每天要填满六七千字的大半版，还想一新面目，天天要有一两篇可读的文章实在不易。曹总编说，我给你介绍个人，找到他，成都能写写的文学青年就大致可以网罗了。他指的就是芦甸。
芦甸当时在中央军校一个学生中队任指导员，他是军校十四期的步兵科毕业生，因为成绩突出而留校，他要求派到部队去，到抗日前线打仗，军校死不肯放。芦甸后来告诉我，怨他自己成绩太好，制式教练，也就是按照《步兵操典》规定所做的立正、稍息、正步、徐步、跑步、卧倒等等动作做得太标准，堪为范式，是全校出了名的，军校教育处长黄维（也就是淮海战役中黄维兵团的那位头头）亲自点中了他，你想还能走得了？既然不情愿留下，他满肚子的情绪，于是不务正业，主要的精力投到文学上来了，这倒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涯。
他的中队营房在新西门外青羊宫，离报社虽只有三四里路，但到营地去找他不方便，成都多的是茶馆，于是我约他在少城公园的茶座里见面。没想到原先约定的角落客满，偏偏他那天又穿的是便服，我只一门心思找穿军装的认，下午三点钟等起，一直等到六点茶客大都走了，才冒昧地走向孤零零坐了半天的他报名相认。其实，这之前彼此已经相互注视了无数次。于是我立即埋怨他为什么不穿军装，他则说，没想到编辑是个小青年，说看我写给他的信上的字迹，估计至少是四十岁以上的人。
这次略带戏剧性的初会给彼此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们建立亲密的友谊却是由于一场脸红筋胀的争吵。
说脸红筋胀绝非虚语，芦甸一激动，就面颊绯红，下颔的筋也明显地鼓出，他是一个心理学上属于多质型的人。那次争执是为了何其芳的《画梦录》，他很欣赏，我不无讥嘲地说他是“中学生感情”，他责备我太偏激、太狭隘。我比他先火，打了个比方，说有些女人喜欢搽雪花膏的面首式的男人，这样的兴趣我不要，宁可偏激些。当时说的话还要粗鲁些，他大怒，扭身就走了。临出门丢了一句：“你否定一切！”
但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他就来敲门了。劈头就说：“你这个人讨人嫌，可是我喜欢你。”当夜他就和我同宿，以后一个星期总有两三天“夜不归营”，没完没了地谈天，帮我看稿，夜深了才一同上床。
那时我租住在报馆附近一条叫黄瓦街的两层楼房的底层阴暗的居室，房间倒不小，但只有中午，才有一丝可怜的阳光，早晚几乎都要开灯，朋友们都戏称这间房子曰炼狱，华西文艺社的人常在炼狱里碰头。房东家有个叫四姐的姑娘殷勤地给我们供应茶水，进进出出老是腼腆地微笑，我是个糊里糊涂不懂人情世故的，很诧异她为何如此热忱，后来才知道芦甸不声不响地每月给她一笔酬金，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华西文艺社的成员大都是高中和大学的学生，其中蔡月牧、杜谷、白堤、葛珍、寒笳是写诗的，尘殷、胡紫写杂文，任耕搞戏剧创作和评论，王远夷写文艺批评，经芦甸的介绍，都成了我的基本作者。这个副刊其实是我和他两个合编的，这之间还闹过小误会。葛珍寄来一首讽刺诗，当时正值皖南事变，诗写得很露骨，芦甸谨慎，改动了两三句太刺眼的；发表后，葛珍大发脾气，来信说不是他的诗，变成我的诗了。我向芦甸说，张公吃酒李公醉，你改人家的诗，我挨板子。芦甸笑道：“别理他，小孩子脾气！”后来又说：“是啊，本来该同他商量一下，由他自己改好。”芦甸是个很尊重别人的人，经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从一件小事上可以看出芦甸对旁人的体谅。一次，我俩和另一个朋友到时有恒开设的旧书店去逛，时有恒就是鲁迅在《而已集》中《答有恒先生》的那一位，他夫妻二人当时开这家旧书店，只租不卖，靠租金维持生计。同去的那朋友发现了架上的一本书，准备租回去看，那本书我也有，就劝他别租了，到我那里去拿吧。出店以后，芦甸就说：“你这人怎么打掉人家的饭碗，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我伸伸舌头，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点。诸如此类的小事，他经常提醒我。他待人处事十分精细，但又绝非世故。寒笳对我说过：“芦甸讨人喜欢，你讨人嫌。”我问过芦甸：“我真的讨人嫌吗？”芦甸率直地回答：“有一点，有时够戗。但我能理解，你太缺乏心计，太任性，要吃亏的。”他待人宽容，不仅对我，对别人也一样，但他绝不是好好先生，他最恨虚伪，他的名言是：“人都不免要说谎，有些场合不免要装腔作势，但在不该说谎的人面前说谎、装腔作势的人，我鄙视。”
《华西文艺》只出了一期，同人出不起钱。芦甸怂恿我办个刊物，拍胸脯保证他可以跑腿。当时副刊稿费每千字二至三元，《黄埔日报》的会计兼出纳是中央军校一个官儿的太太，不耐烦一笔一笔琐琐碎碎地发放，要副刊编辑算一个总数，月底由编辑总领了付酬。这事真够麻烦，芦甸灵机一动，说这笔钱可以派个用场，每月大概有三百来元，除了自发来稿和非发不可的稿费外，华西文艺社同人至少该得半数稿费。他说华西同人一律不发，积两个月就可以支付大约一个半印张两千份印数的刊物的纸张和印刷费，何不办它一个刊物？两人愈商量愈热乎，决定就动手干，美美地做了一场梦。
刊物定名为《文载》，两个对此事毫无经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年，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日夜写信约稿了。办刊物的两大难题，一是办理登记，二是资金。办登记要疏通国民党省党部；从华西同人缴获的那点稿费究竟不够，要筹集一笔基金，两件都是很吃力的事。芦甸也真有那么一股傻劲，为此他可说跑断了腿。
到他中队去上课的一个政治教官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一个官儿，单凭泛泛之交是不会帮忙的，这家伙在青羊宫芦甸营房不远的么店子租了一个秘密香巢，三天两天带着一个姘识的女人去幽会。这事芦甸早就知道，他抓住了那家伙的弱点，专门到那秘密香巢附近去守候，候了多次，果然给他候上了。于是提出请他帮忙办刊物登记，那家伙识相，竟支支吾吾地答应了——虽然后来毕竟没有办成。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芦甸胜利归来的那副高兴劲儿，笑得前仰后合，眼眶里涌出了泪水，连话都断断续续说不完整了。他本来是非常沉着、镇定的人，标准军人派头，如此狂放的动情我只见过这样一次。
然而钱却泡了汤，原先有一个商人，要在某县取得某种方便，任耕的父亲恰巧是那个县的县长，这商人要求帮助他疏通，信誓旦旦地说愿意帮助我们，出两千元给刊物做基金，并且先付了一个小数，大概是两百元，说让我们先用筹备费。但我们给他把事情办好，他就赖账了。气得我把先给的钱也掷还了他。芦甸直骂“臭奸商”。不久此人做投机生意破了产，芦甸特地写了一首诗，题为《上帝的惩罚》，幸灾乐祸地出出气。稿子已经付排，但他叫我抽了回来，说是犯不上同这类小丑计较。辛苦奔走了约两个月的刊物于是告吹。
大约是1940年秋冬之间，芦甸认识了李嘉陵，那时李嘉陵还是一个小姑娘，在华美女中读书。芦甸告诉我他已爱上她时，已是年底了，说她家是基督教家庭。我开玩笑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芦甸说：“她可不是鸦片，是天使。”把我拉到纯化街李嘉陵家里，事后问我如何，我说“印象甚佳”。从此我也成了李家的常客，李嘉陵的妈妈待我们真不错，以至此后我单独去串门，饿了喊着要吃也毫不客气，李嘉陵只会傻笑。他俩的恋爱十分平静，一帆风顺，配合默契。但我却隐隐地有某种失落感，芦甸的一大半被他的天使从我那里夺去了。
1941年秋天，在一次空袭警报中我们照例相会。成都那时的空袭警报分三个阶段，敌机在某个离成都上空尚远的地方发出“预行警报”，进入某种距离时发“空袭警报”，快到上空时发“紧急警报”。预行警报不鸣汽笛，只在街上警察岗亭里插一面黄旗，市民于是纷纷涌出城外逃避。我每次都跑出新西门，和芦甸在青羊宫附近预定的地方相会。空袭警报不拉响，就不动了；拉响，就再向杜甫草堂的方向往远走。那天空袭警报没有拉响，他一见我，继续拉我向前走，好一段路，到了静僻的田间小路上，突然轻声问：“延安好去吧？”
我惊诧地望他一眼，他又补充道：“我这样一个国民党军官不方便吧？”
“怕不容易。”我说，“倒不在乎军官，军官去的多着呢。最好到重庆《新华日报》找刘光，他是负责青年工作的。”
在他沉默的时候，我又说：“到新四军去我倒有办法，我姐姐在那里，还有一些文化人熟识。”
他告诉我，军校政治部在注意他，政治部是他的上司，并说他知道也在注意我。
难怪，近来对副刊稿子管得紧，以往是不太过问的，为此我和新来的社长，此人原来是驻苏大使馆的副武官，新近从莫斯科回来的，不大不小地干过一仗。
回来的路上，我说：“我决定不干了，离开成都。”几乎是同一刹那，他也说要离开军校，“剥下老虎皮”，指的是不再穿军装了。
冬天离开成都时，他给我的临别赠言是：“不要目空一切，走起路来头不要仰面朝天。”他给我打紧行李，以他的军人的精干和利索劲儿。
我原来是到江南去的，到衡阳时东面有战事，路不通，就在湘桂留下了。直到1944年春天才重回成都。这时芦甸果然剥下了老虎皮，到华西坝金陵大学教务处去工作了。
一别两年多，由于彼此境遇不同，交游圈子不同，情趣大为变易，彼此似乎更成熟了，感情也不再像两年前那样热乎。芦甸那时热心于平原诗社的活动，仍然是华西文艺社的那批老人，加上方然和另外两三个女诗人。他有时带几首诗来看我，一首写得很有感情的是《信水谣》，那是他怀念在江西贵溪老家的寡母的抒情独白，“母亲的眼泪滴在信水里”这些句子。我给他谱成了曲子。
暑期一过，他和李嘉陵一道到外县中学里教书去了，秋天我结婚也无法请他们吃喜酒。1945年上半年还是在外县教书，只是寒假里来我家坐了一会儿，生活显然使我们疏远了，只保持着友谊的信任。夏天，他来道别，他将经重庆到中原解放区去。我说：“这回你又要穿上军装了。”他说：“也未见得。”紧紧地握手，却又不免黯然。
原以为这一别再见是遥遥无期的了，至少要等到国民党政府垮台全国解放才有希望，不料，人世间的遇合确也无奇不有，1946年夏天，我们又在西安邂逅了。
我和吴仲华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东归，那时国民党政府复员，官商们纷纷涌向下江，所有的车、船、机票都给有力人士包了去。我们没法，只好绕道西安再乘机东下。在西安等飞机，街头闲步，突然在南院门一条街上遇到了芦甸和李嘉陵迎面走来。这真是一场惊喜的突袭，彼此都怔住了，简直不敢相信会在此时此地相遇。
把他俩拉到我们的旅馆里，彼此诉说遭遇。他们是从中原军区突围出来的。当时国民党军队以优势兵力包围了宣化店，大部队阻击转移，文职人员就分散突围，他们由商洛一带辗转跋涉，艰苦可想。一路上他们装作是流亡的学生，闯过了国民党军警的重重盘查。讲起沿途遇到的麻烦，芦甸不禁苦笑了。那些国民党军警饭桶，什么都不怀疑，单单怀疑李嘉陵是被芦甸拐带出来的，滑稽之至。他俩显然清瘦了，但精神极好。谈到解放区和他们工作的一些情况，芦甸果然没有带兵打仗，老虎皮剥下不再穿上了。李嘉陵还是小姑娘时的性格，谈起来眉飞色舞，还给我们扭起了秧歌。
他们在西安找到了预定的关系，候命行动。我们当然不便深问，只知道他们生活无虞，也就放了心。我们是不便去访问他们的，只能由他们来看我们。第二天又来了一次，但当天晚上，我们得到了乘机到南京的通知，无法向他们告别，这次我和芦甸就是最后的一面。到80年代初再见到李嘉陵时，只能听她涕泪以道芦甸悲剧的结局了。
我们在彼此都是文学生涯的早期相遇，有过一年多亲密无间的交往，彼此推心置腹，感情洁白无瑕，挑不出一点杂质；主要是由于芦甸的宽容，两个性格差异如此大的人的如此密迩的交往中没有过一点风波，也没有戏剧性的情节。对这段我们都是美好年华中的温馨的友谊，是我最值得回味的往事之一。李义山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可悲的是，在我，说“惘然”是远远不够的。
《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