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比刚到先生家的时候更成熟，和夫人也更熟悉了。在夫人面前我并不感觉拘束。我们聊了许多，但都没什么特别的，现在全都忘记了。其中我只记得一件事，但在说到这之前，我想先停一下。
先生是大学毕业，这我从开始就知道。但先生赋闲在家，是我回东京之后才知道的。当时我还琢磨他怎么就闲得住呢？
先生简直在社会上默默无闻，因此除了和他关系密切的我之外，没人对他的学问和思想抱有敬意。我常说这很可惜，先生却不以为意，只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法到社会上讲话的。”在我听来，这种回答过于自谦，反而像对社会的讽刺。其实先生对那些成了名的昔日同窗，往往逮到一个就毫无顾忌地进行批评。于是我毫不掩饰地举出这个矛盾议论了一番。与其说我的精神是对抗的，不如说对人们不了解先生还无动于衷而感到遗憾。那时候，先生用深沉的语气说：“没办法，怎么说我都是个没资格为社会服务的男人。”先生的脸上清晰地刻着一种深沉的表情。我不知道那是失望、不满还是悲哀。但却坚定得让我无言以对，我没勇气再说话了。
我与夫人聊天的时候，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先生。
“先生为什么要那样，只在家里思考、学习，而不到社会上去工作呢？”
“他不行的，他讨厌那些事情。”
“是说他觉得那些事情无聊吗？”
“我们女人可不知道是否如此，不过恐怕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想做点什么吧，却又做不到，着实遗憾。”
“不过，从健康状况来看，先生不是挺好的吗？”
“身体是很好，什么病都没有。”
“那为什么不活动活动呢？”
“那就不知道了，我要是知道就不用这么操心了。正因为不知道才更觉得不安呢。”
夫人的语气十分同情，但嘴边还是挂着微笑。旁人看来，我反而显得认真了。我露出难以理解的表情不吱声了。不一会儿夫人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
“他年轻时候可不这样，和年轻时判若两人，完全不同了。”
“您说的年轻是什么时候？”我问。
“学生时代呗。”
“您从学生时代就认识先生了？”
夫人的脸急速飞起两朵红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