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一日，震后一个半月了，她回北川。
这是地震后，她第一次回到家乡，回到他和她曾经相亲相爱的地方。
家是没有了，废墟尚在；她没有进去，也进不去了。她想找他办公的地方，但是不行，并不是记忆出了问题，而是现实让她茫然，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那么熟悉的街道和楼房都到哪儿去了，面前的一切让她十分陌生。
在一个略似相近的位置上，她跪下，点上香。
女儿在一边哭泣，像之前的所有日子一样，女儿每天都在哭泣，每次的哭泣中都会埋怨她没有及时回去寻找亲爱的爸爸。
她抱着女儿心里像刀绞，可是她没话说。她能说什么？她敢说什么？那样一个至亲至爱的人，不在了，她居然都没有去找他。
地震当天，在绵阳上学的女儿一直在找他们，她打完了自己手机的两块电池，又把她所有同学的手机的电池都打完了，也没有联系到他们。女儿那时以为，爸爸妈妈都失去了。
当母女终于见面的时候，女儿看着李丽华的身后，第一句话是：爸爸呢？
她的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说不出完整的话。
女儿疯了一般地捶打着她的肩膀：你为什么不回去找他？你为什么不救他？
她只有哭泣无法应答。
女儿一遍一遍地说：也许爸爸当时只是被压着了，并没有死，他在等你去救他。
就算爸爸当时已经不行了，但是他一定是在等着你，想见你。
你要逃命你可以逃啊，可是你完全可以先赶去见他一面，听他说一句话，握一下他的手，或者，至少，知道爸爸到底是被埋在哪里——
她无言，面对女儿的质问，她无法回答。
她久久地跪在丈夫遇难的疑似地。她知道，在他的废墟前，她连个说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
我活着，活着的人要面对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灾难这么大，我们工会的工作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也应该是员工的娘家吧，我们要做他们的依靠，所以我必须要和员工们在一起，我不能丢下他们。你不会怪我的吧？你一定不会。
托他们帮忙带衣服的同事蒋宁说，丈夫当天中午还去了一趟学校，把衣服给自己的孩子送去了，丈夫当时送完衣服就说要回办公室，因为上班的时间要到了，所以，没有停留。
按时上班的民政局的十二名工作人员，无一生存。
那个他送衣服去的孩子在北川中学，也没了。
她带去了煮蛋，在废墟前放着。
你回来吧，她流着泪说，以后你早上煮蛋我一定吃了，两个都吃。
两只鸡蛋像两只眼睛，无声无息地、直直地、空洞地望着她。
李丽华现在上班的地方，在安县，公司临时借用的一栋办公楼的五楼。这也曾经是她到北川前工作过的地方。
在向我讲述完她的故事后，我们沉默地坐着。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面前这个看似坚强却又十分柔软的女人。正在这时，走廊里响起了下班的铃声。完全是下意识地，她看看了表，又盯了一眼电话机，但电话机安安静静。
她说，地震前，每天下班铃一响，办公桌上的电话也就会跟着响，是丈夫打来的，问她，晚上想吃什么，他下班的路上去买。她一般不说，随便。她知道丈夫会说，随便是什么？我做不来。她总是会想出一些七七八八的花样，如果她实在没有花招了，丈夫就会说，今天吃××吧，我看见有新上市的××菜。丈夫会如此这般地讲述一下这道菜的制作过程，讲得她口水直流，然后她会欢欣鼓舞地说， 好好，就吃这个。
她会在公司再耽搁一会儿，作为工会主席她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员工们家里家外、大事小事，甚至夫妻不和、孩子不乖都会找她讨方法。然后大约六点半钟，她离开办公桌，站在窗前，她看着窗外，做好饭的丈夫一定是从家里出来到公司来接她的，就站在楼下等着，然后她快跑着下楼，他们一起回家。
他们通常几分钟后就会到家。
一推开家门，就会闻到饭菜的香味。
但是今天，下班时刻，这个办公桌上的电话没有响。
它永远、永远不再会为一个人响起。
李丽华盯着电话机的眼圈渐渐地红了，她站起来，离开办公桌，站在窗前，她看着窗外。
我悄悄地起身，没有跟她告别就离开了。我知道李丽华一定还站在窗前向下看，她也一定看到，丈夫左平站在楼下，她看到自己飞快地跑着下楼，冲上前去挽着丈夫的手臂，然后和地震之前所有的日子一样，跟着亲爱的丈夫一起，唠唠叨叨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