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富豪，除银行大王摩尔根，其父为富人，承受有遗产外，其余如煤油大王洛克依兰、钢铁大王卡匿奇、铁道大王福介舍尔、汽车大王福尔特、商业大王瓦纳迈尔、铜山大王章洛克、砂糖大王斯布累克、法国大银行家劳惠脱、美国大富豪休洼布等，无不由赤贫之子起家。我们把上述四者，收归国有，这些大王，就无从出现了，欧美之银行大王、煤油大王等，养成了雄厚之势力，欲推翻之而不能，我国尚无此种大王出现，然而业已萌芽了。为虺弗搉，为蛇奈何，韩非曰：“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订立法令规章者，如果对于鼠则防之惟恐不周，对于虎则纵之而不过问，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我们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国家经营，即所以防虎也。
大凡规划国家大计，目光至少须注及五百年后，否则施行一二百，又要来一个第二次改革，国家所受牺牲，也就不小了，现在地主之土地，如果不收归国家，而移转佃农手中，并允许私人集资开设银行，开设使用机器之工厂公司，抑或经营国际贸易，即是发生流弊之根源，负有改革之责者，幸思之！思之！又深思之！
孔子倡大同之说，目光注及数千年后，下手则从小康做起走，孔子死后，二千余年，大同尚未出现，其学说之价值，不惟不灭，反益觉其伟大，何也？悬出一个目标，使人望之而走，数千年俱走不到，数千年后之人俱有路可走。不似达尔文、尼采和斯密士诸人，所创学说，行之数十年，或百余年，即处处碰壁，无路可走，只好彼此打战，规划国家大计，犹如修一大房子，须先把全部式样绘出，按照修之，即说财力不够，可先修某部分，次修某部分，最终就成一个很好的房子。
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天生万物，除了水平面以外，莫有一物是平的。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果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没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主权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中立足点平等，不是从上面压下去，成为平头的平等。我们把此种原则，适用到经济方面，不把平等线放在平头上，使国中贫富相等，而把平等线放在立足点，使各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之不同。所得之报酬即不同，或富或贫，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以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向上心，而国家可日益进步。犹之水然，地势高下不平，就滔滔汩汩，奔趋于海，一若平而不流，即成死水。
斯密士倡营业自由之说，认为人人皆有自私之心，利用此种自私心，就可把世间利源，尽量开发出来，其说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创始者，如圣西门诸人，皆谓人有同情心，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而社会主义之发生，根本源于性善说，故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之冲突，不外性善说和性恶说之冲突。我们知道：“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即是合善恶而为一。所以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即应将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合而一之，才合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
（乙）关于政治方面：我国辛亥革命而后，改为民主共和国，意欲取法欧美，这是一种错误。我们要行民主共和制，办法很简单，只消把真正君主专制国的办法，打一个颠倒，就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了。君主专制国是一个人做皇帝，我们行民主共和制，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做皇帝，把一个皇帝权剖成四万万五千万块，每人各执一块，我们只研究这每块皇帝权如何行使就是了。
我国从前的皇帝，要想兴革一事，就把他的主张，提交军机处，由军机大臣议决了，就通饬各省，转饬各县，以及乡村照办，其办法是由上而下。民主共和国以乡村议会为人民的军机处，乡村议员为人民的军机大臣，川省有场而无村，人民对于国家想兴革一事，即提交场议会，经场议员议决了，即提交区议会，由是而县议会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了，即施行，其办法是由下而上，与君主专制国，恰成一反对形式。
君主专制时代，军机大臣议决之案，须奏请皇帝批准，方能施行。民主共和时代，国会议决之案，须经全体人民投票认可，方能施行。小事由国会议决之，大点的事由各省议会议决行之，再大的事由各县议会议决行之，顶大的事才由全体人民投票公决。最困难的，是如何才能使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投票，直接发表意见，不致为人操纵舞弊，这就大费研究，而办法就不得不麻烦了，然而我们要想直接行使民权，这种麻烦是无法避免的。
第一要紧的，是整顿户籍，每县分若干场，场之下分若干保，每保分若干甲，每甲辖十家，投票不分男女老幼，一人有一投票权，一生下地，而取得此权。投票时，以家长为代表，某甲家有十人，某甲一票即算十票，某乙家有八人，某乙一票，即算八票。用联二票，记名投票，甲长亲到各家收票，列榜宣示，某甲家十票可决，某乙家八票否决……榜末合计，本甲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投票之家，持存根前往查对无误后，甲长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第二甲可决者若干票，否决者若干票，……榜末合计，本保可决者共若干票，否决者共若干票，将榜送之区长，由是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最终以多数决定。此就关于全国之大事言之，关于省县市之事，仿此办理。
我国人民，对于国事，向不过问，要他裁决大政，判定可否，他是茫然不解的。所以必须训政，训之者何人呢？在他省为乡村议员，在吾川则为场议员。场议员，一方面为军机大臣，一方面又为太师、太傅、太保。凡是场议员，其知识当然比农民为高，对于国事能明了，每当裁决大政时，就由场议员公开讲演，使众人了解真相，应投可决票，或否决票，由各人自行判断，归家书票，等候甲长来取。以川省习惯言之，每三天赶场一次，乡村农民，无事都要赶场，场上发生一事，顷刻传遍全场，有未赶场者，亦可转相告语。所以施行此种办法，在川省尚无何种困难。议会设立在场上，人民有议案，直接向之提出，有不了解之事，可向议员请问，于人民很便利。以上系人民行使创制权、否决权之实施办法。
选举大总统，由四万万五千万人直接选举。投票时，也以家长为代表，每票举三人，如投票人意中，认为可当大总统者只有一人或二人，则票上只写一人或二人。例如某甲上写赵一等三人，某甲家有十口，则赵一等，即为各得十票。某乙票上，写钱二等二人，某乙家有八口，则钱二等即为各得八票，用联二票，甲长亲到各家将票收齐后，即列榜书明：某甲家举赵一等三人，某乙家举钱二等二人……榜末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钱二共得若干票……各家持存根，查对无误后，由甲长将榜送之保长。保长又列榜宣示：第一甲，赵一得若干票，钱二得若干票……第二甲，孙三得若干票，李四得若干票……合计赵一共得若干票……由保而区，而县，而省，而中央，层层发榜，以最多数之一人为大总统，次多数之二人为副总统，大总统任期四年，如中途病故，或经全国人民总投票撤职，即以副总统代理，以凑满四年为止。第一任大总统于某年某月某日就职，以后每满四年，于该月该日，新任大总统，必须就职，旧任大总统，得票最多数，可以连任。
人民欲弹劾大总统者，向场议会提出弹劾案，经场议员议决，以全场名义向区议会提出，区议会议定，以全区名义，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经国会议决，弹劾案成立，送交大总统，令其自行答辩，由国会将弹劾案，及答辩书，加具按语，刊印成册，发布全国，由人民裁决之。对于大总统，或留任，或免职，仍总投票，层层发榜，取决于多数。省长、县长，以至保长、甲长、人民行使选举权、罢免权，亦参酌此法办理。
大总统违法，经人民总投票，正式免职后，可以交付审判，处监禁，处枪毙，都是可以的。独是未经正式免职以前，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之命令，任何人都要绝对服从，有敢违反者，大总统得依法制裁之。
凡办事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我们一眼看定大同世界，而下手则从一村一场办起走，我国人民向来不问政治，然而也有办法。我们规定，中央设中央银行，各省设省银行，各县设县银行，县之下设区银行，区之下设场银行，人民有钱者应存之本场银行，又规定，人民的土地，第一步收归各场公有，欲使用土地者，向本场场长投佃。如此则人民因其有切身关系，自不得不起而过问了。场银行行长，由政府委任，副行长和场长，由人民投票选充，不称职者，投票撤换，则选举权、罢免权，人民自能行使了。银行办法大纲和收买土地、承佃土地办法大纲，由政府规定，其细则由人民共同规定，有不合处，共同修改，则创制权、否决权，人民自能行使了。人民行使四权，以本场为见习之地。有旧式县长，监督其上，自不致发生流弊，即生流弊，亦易救正。
每年应纳租税，总数若干，责成场长缴纳，其整理土地，所得盈余，归各场公用。各场办好了，联而为区，土地收归全区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区公用，区银行副行长和区长，由全区人民公举，再进则联而为县，土地归全县公有，土地余利，归全县公用，县银行副行长和县长，由全县人民公举。由是而省，而全国，及至土地收归全国公有，大总统由全国人民公举，则中华民国之宪法，即告完成。倘能再进而将土地收归世界公有，全世界之大总统，由全世界人民公举，则世界大同矣。
银行、工厂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尚属容易，惟乡土地，纠葛万端，故第一步，当收归各村各场公有，本地人熟悉情形，容易处理，政府握定大纲，自会厘然就绪，只要各村各场办好，则基础稳固，以下自迎刃而解。
民主共和国，以取法君主专制国为原则，君主时代，知县有司法权，我们即当以司法权畀之县长，县长延请精通法律的人，为司法官，司法官对县长负责，县长对人民负责，审判不公，人民弹劾县长，撤换县长就是了。昔日衙门黑暗，人所尽知，今之司法机关，也易受人蒙蔽，往往事之真相，本地人士，昭然共见，而法庭调查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当以调查和调解之责加之场长和区长，人民有争执事件，诉诸场长，场长调查明白，予以调解，如不服诉诸区长，场长应将调查所得及调解经过情形，备文送之区，再调查，再调解，如不服，诉诸县长，区长备文送之县，如仍不服，诉诸省，诉诸中央。场长区长，可依本地习惯法处理，县以上，则以国家法律解决之。
人民对于任何机关，如有疑点，都可自请往查，假如：某甲对于国际贸易局，或中央银行，疑其有弊，即可向本场议会提议，该局或该行，有某点可疑，我要亲往彻查，场议会询明议决，即向区议会提议，本场拟派某甲往查某事，区议会开会议决，即向县议会提出，由是而省议会，而国会，国会开会议决后，即行知该局或该行，听候彻查，某甲查出有弊，即依法提出弹劾案。如无弊，即中央报纸声明，我所疑者某点，今日查明无弊，倘不提弹劾案，又不声明无弊，则某甲应受处分。倘某甲声明无弊，嗣经某乙查出有弊，则某甲亦应受处分，其他省县市所辖机关及工厂等，仿此行之。
现在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大潮流，互相冲突，孙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美国制宪之初，主张地方分权者，认为人性是善的，主张中央集权者，认为人性不尽是善的。”故知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之冲突，仍是性善性恶问题之冲突。我们既知人性是浑然的，无善无恶，所以我们制定宪法，应当将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合而一之，上述的办法，如能一一办到，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有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直达中央，成一个极健全的合力政府，大总统在职权内，发出的命令，人民当绝对服从，俨然专制国的皇帝，是为独裁主义，大总统去留之权，操诸人民之手，国家兴革事项，由人民议决，是为民主主义，如此则两大潮流，即合而为一。
中山先生曾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好似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般。”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中山先生把物理学的原理，运用到政治上，是一种新发明。物理上，离心力和向心力，二者互相为用，故政治上，也是放任与干涉，二者互相为用。从前欧洲国家，对于工商业，行干涉主义，以致百业凋敝，斯密士起而着《原富》（富国论）一书，力持放任主义，欧人行其说，骤致富强，无如放任太过，酿成资本家之专横，社会上扰攘不安。我们运用中山先生两力平衡之理，把土地、工厂、银行和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强制行之，此所谓专制也。私人生活与夫劳心劳力之营业，一切放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此所谓自由也。两力平衡，自然安定。
黄老是放任主义，申韩是干涉主义，二者皆是医国良药，用之得当，立可起死回生，嬴秦苛虐，民不聊生，汉承其后，治之以黄老，刘璋暗弱，刑政废弛，孔明承其后，治之以申韩，因病下药，皆生了大效。我国今日，病情复杂，嬴秦之病，是害得有的，刘璋之病是害得有的，又兼之人心险诈，道德沦亡。应当黄老申韩孔孟，三者同时并进。以申韩之法，治贪官污吏，悍将骄兵，奸商贵族。以黄老之道，治老百姓，而正人心，厚风俗，孔孟之书，更不可少。果如此，则中国之病，自霍然而愈。
（丙）关于国际方面：现在的五洲万国，是我国春秋战国的放大形。古之春秋战国，是今之五洲万国的缩影。我辈欲推测将来国际上如何演变，当先研究春秋战国如何演变，果想解决现在国际的纠纷，当先研究春秋战国之纠纷，是如何解决。
世界是以螺旋式进化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春秋时二百四十国，战国时七国，到秦始皇时，天下就一统了。历时越久，国数越少，国之面积越大，这即是螺旋式进化。“竖的方面越深，横的方面越宽”，竖的方面者，时间也，横的方面者，空间也，照这样趋势看去，现在的五洲万国，势必混合为一而后止，所异者，古时是君主时代，嬴秦混合为一，是一个人做皇帝，将来五洲万国，混合为一，是全球十八万万人做皇帝，而为大同之世界。
目下世界大战，一般人很抱悲观，殊不知：这正是世界大同之预兆。如：数个泥丸放在盘中，不相接触，永久是个个独立。我们取而挤之捏之，就成为一个泥丸。战国七雄，竞争剧烈，此挤之捏之也，跟着嬴秦之统一出现，今之五洲万国，竞争剧烈，亦所谓挤之捏之也。我们看清此种趋势，顺而应之，才不致为螺旋进化中之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