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周秦诸子中，把老子提出来，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学术，沟通为一。有人说：着《道德经》的老子，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我只是说，一部《道德经》，可以贯通中西印三方学术。知其可以贯通，才可把世界学说融合为一。
我们主张把力学规律，应用到人事上来，而老子则早已用之，他书中屡以水为喻，水之为物，即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牛顿所说“万有引力”的现象，老子早已见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裂发歇竭灭蹶六字，俱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老子看此等现象，不知其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术，凡遇未知数，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谓一，即牛顿所谓“引力”也。
自然界以同一原则，生人生物，牛顿寻出这个原则，用之物理上，老子寻出这样原则，用之人事上。西人谈力学，谈电学，必正负二者对举，老子言道，常用有无、高下、阴阳、静躁、贵贱、刚柔等字，也是把相反之二者对举。牛顿之后，有爱因斯坦，老子之后，有庄子。庄子的学说，含有相对论原理，如“泰山为小，秋毫为大；彭祖为夭，殇子为寿”一类话，都是就空间上、时间上，相对而言之。我们会通观之，即可把人事与物理，沟通为一。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公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绪，而科学遂大进步。牛顿的原理，老子早已发明，惜乎沉埋已久，我们把他发掘出来，制成公例，纷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绪，而文明必大进步。
从前印度学说，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正之，发挥之，所有“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惟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我们此后采用西洋学说，仍用采用印度学说方法，使达尔文、斯密士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倡言弱肉强食，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门学说，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从前印度明心见性之说，传入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宋儒就用孔门的诚意正心，与之沟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又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用孔门的修齐治平，与之沟通为一，始而沟通，终而融合。如此则学说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纷争可免。融合之后，再分头研究，如一株树然，知道枝叶花果，同在一树上，即无所谓冲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孳生无数个，越孳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含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孟子信徒，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之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从他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去，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他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世间的学说，由同而异，由异而同，等于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时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上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中国重在综合，西洋重在分析，二者融合为一，就可得真理之全了。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们穷原竟委的考察，实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性善说与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衷一是，思想是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难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俱可折衷为一。我们可定一原则曰：“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争辩了数十年，数百年，仍对峙不下，此二说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为一。”如性善说与性恶说。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作卧房，某处作厨房，某处作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于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察，即知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原可合而为一。
伪古文《尚书》上《说命》一篇，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孙中山先生则曰：“知难行易。”一般人都说：两说是冲突的，其实并不冲突，两说可相辅而行。傅说的意思，是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你赶快实行好了。”孙中山先生的意思，是说：“知是很难的，行是很容易的，你赶快实行好了。”二者俱是勉人实行，有何冲突？难易二字，本是形容词，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站在各人的立场上，因听话者的情况各有不同，故用这种形容词，加强其语气，而归根于叫人实行。我们明白了傅说和孙中山先生立言的本旨，即知两说可相辅而行。
就实质言之，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例如：发明轮船火车，何等艰难，发明之后，叫技师依样制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谓知难行易。学制轮船火车的人，在课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场实地去做，那就很难了，是谓知易行难。
傅说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这两个知字的意义，迥乎不同，傅说的“知”字，是指“听话了解”而言，孙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发明新理”而言。孙文学说中，所举饮食、作文、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意若曰：“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你们当技师的，依样制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他训诫武丁，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即知傅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武丁说道：“你的话很好，我很了解。”傅说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是说：“课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傅说和孙中山先生，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无非趋重实行而已。
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叫技师依样去做，技师做成之后，又招些学生来学，这原是一贯之事，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傅说说的是后半截，所以说：两说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知易行难，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知难行易。”例如：我们对画师说：我家有一小孩，形状如何如何，叫他画，他画来总不肖，把小孩牵来与他看，他一画就神肖，是谓知难行易。因画师以画为业，与他的习惯并不违反也，画师把小孩画在墨板上，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画来总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难。因斯人素未习画，与习惯违反故也。革命志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始能成功，是谓知难行易。普通人，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对他讲进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实行，他就不肯干，是谓知易行难。何也？杀身成仁之事，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
据上面的研究，傅说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当反躬自问，如果自己是技师，是革命志士，就诵孙中山先生之语以自警；如果是学徒，是普通人，就诵傅说之语以自警。
再者：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说：“即知即行。”孙中山先生则主张“知行分工”，说：“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其实也是并行不悖。以作战言之，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立即发布命令，指挥将士进攻，是为“即知即行”。主帅不必亲临战场，是为“知者不必自行”。战场上的将士，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是为“行者不必自知”，这也是一贯的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是就主帅本身言之。孙中山先生说：“知行分工，”是就指挥将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么，孙中山先生着了一部《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就可闭门高卧了，而他十次失败，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实行“知行合一”的，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是主帅对将士说话，才有“知行分工”的说法，全军之中，有主帅一人才能这样说。其他将士，奉命作战，“即知即行”。如果也说：“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误事不小了。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
一部《孙文学说》，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所有“知难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说”，都是按照当日情事，为党员痛下砭针，有了这种病，才下这种药，至于傅说和王阳明所说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误误人，凡读古人书，俱当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