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也是族群认同的要素。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表征族群性的符号。从一个族群语词的语源和演变、造词心理、亲属称谓、姓氏等等，都可以追溯其文化渊源，语言可称作是维系族群认同的明显成分，这也促使有的学者依据语言进行族群划分，如李泳集认为客家人是以方言为组织原则的，方言是他们的群体认同标志。[27]宗教也是族群认同中作为区分依据的重要因素。在族群内部，共同的宗教信仰是一种强大的文化聚合力，如藏族和回族；在族群之间，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强化我群（serf-group）和他群（others-group）的区分力量。如果不同的族群有着同一宗教，这种共同的信仰可能会成为促使族群相互认同的潜在动力。如宁夏回族自治区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之间保持互相通婚，而禁止与非伊斯兰教的民族通婚。“宗教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它同本族的民族意识紧密结合为一。同时，宗教在人们之间造成的认同和歧视更为剧烈，而且排斥性更强。”[28]
尽管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相似的文化特质是族群认同的要素，但在实际中，认同并非完全在这些客观要素上成正比等量地发生。因为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任何一方发现维持和建立民族界线于己方有利，哪怕轻微的口音甚至细小的举止都可能被用作族群标志。”[29]也就是说正是族群认同强化了文化的差异，而不是文化因素真有这么大的差别。通过这一点，也可以发现族群认同并不仅仅依存于诸多文化要素，如海外华人自认为是“中国人”，他们的后代尽管并不会讲汉语，也不奉行中国的民间信仰，但他们依然认同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人。族群认同不仅是族群成员对族群文化的接纳而且还是他们主观心理归属的反映。因此，吴燕和先生认为文化在族群认同的图式中有时是虚幻的。[30]王明珂先生也认为一个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并非是历史事实。
家庭、亲属、宗族的认同也会影响到族群的认同。费孝通先生讲过中国人的“差序格局”，认同也是从自己逐渐向外推。父母、亲戚、本家、本乡人对个人的认同是影响很大的。
3．族群认同的层次
族群认同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前面提及的客家人即以方言为主要认同标准。只要需要，任何族群特征都会形成不同的认同形式：情感归属、社会分层、政治组织、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等等。认同形式的多样性加上族群是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下建立的，共同促成了族群认同层次的产生。某一特定族群的成员，根据其所生存的族内和族际环境，而以自我为中心在不同的层次上选择其认同。这种层次可以反映出感情的亲疏和归宿。
对于家庭、宗族、邻里、社区、族群、国家等的认同，可作多项的选择，其次序并非是固定的，而是依具体场景而定。认同因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为了功利的目的，会暂时“趋同”，如为了套近乎，会说“我们是老乡”，尽管并不是。每一层次上又存有地域、职业、姓氏等不同的认同形式。不同的层次和形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人们族群认同的多重性。笔者认为较高层次的认同较弱且会混乱。在现实中，不乏多重认同的例子，如“海外华人的认同，既有所谓对祖国的历史认同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认同，又有社区认同与对所在国的国家认同或政治认同；此外，还有所谓文化的认同与种族的认同等等。”[31]顾定国（Guldin）在族群的研究中对认同的这种层次性描绘得更加清晰，他认为认同的最基础是阶级、亲属关系、村落，接着是本地（镇、县、市），方言社区，省或区域，最高层次是什么人（people），然后是社会的或民族的大区域（如西南、西北）。[32]
4．族群认同的根基论和情境论
20世纪70-80年代关于族群认同的理论可以分为两派，一为根基论（Primordialists）（又译为原生论），一为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Instumentalists）。根基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天赋或根基性的情感联系。格尔兹指出这种根基性的情感来自亲属传承的既定资赋。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群体中获得了一些既定的血缘、语言、宗教、习俗，因此他与群体其他成员由于这种根基性的联系凝聚在一起。但是，根基论者并不强调生物遗传造成族群，也不是以客观文化特征定义族群。相反，他们注重主观的文化因素，认为造成族群的血统传承，只是文化解释的传承。
情境论者（Circumstantialists）或工具论者（Instumentalists）强调族群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随情境（工具利益）变化的特征。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如一个香港的上海人，可能自称上海人、香港人、汉人、中国人；每一个自称都让他与一群人结为一个族群。但用什么自称，要视场合来定。原则上，当我们与人交往时，会用最小的共同认同来增加彼此最大的凝聚。如这个人在美国遇到香港的上海老乡时，若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这就见外了。说“我们都是香港的上海人”，这时两人间的距离才可拉得最近。如果换一个场所，同时有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在场，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便能恰当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在澳门回归以前，一些大陆的移民想方设法申请葡萄牙籍，认同葡萄牙文化，但葡萄牙人失势以后就转而认同中国文化了。语言的使用也会随场合的变化而变化。
近来，一些权威学者把两派理论综合起来，如Keyes和Bentley等学者就认为只有在可行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时，族群认同才会产生。斯蒂文·郝瑞认为族群情感与工具因素尽管同时并存，但事实上在不同情况下，两者发挥的作用不同。在中国，即是如此。一方面，国家介入民族识别，通过法令将官方认定的民族成为永久性的范畴；另一方面，工具论的利益只要符合国家的政策，也会在某一民族范畴中持续下去。
（五）移民与族群认同
族群的形成与移民有密切的关系。类型不同的文化、相互隔离的单一族群从独立存在进入交融和渗透状态，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移民。尤其在现代社会，战争、殖民活动越来越少，强迫同化而形成的族群已不多见，移民成了形成新族群的首要原因。移民客观上也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号称“民族大熔炉”的美国，从1620年第一批英国清教徒抵达北美，便揭开了美国移民史的序幕。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便聚集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他们带来的不同背景的各种文化相互撞击、汇合而形成了无数新的族群：美籍墨西哥人、美籍古巴人、美籍华人、美籍日本人、美籍柬埔寨人、美籍印度人、美籍阿拉伯人等等。[32]
其实，移民是形成族群的主要原因不仅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是明显的，就是在其他文明古国中族群的形成也离不开人口的迁移。中国是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国家，这与历史上无数次的人口迁移不无关系，费孝通先生认为现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33]这种你我来往的接触融合过程，就是通过移民形成新族群的过程。在我国历史上，移民相当频繁，许多族群至今仍有迁移的痕迹，“东北人大多来自山东、河北，台湾人大多迁自大陆。各地人对自己的来历还有颇为神奇的说法：北京、河北人说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四川人说来自湖北麻城或江西麻城，客家人说自己来自福建宁化石壁寨，苏北人说祖先迁自苏州闾门外……”[34]在移民迁徙的过程中，传播了文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族际的交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与移民负载文化传播移动是分不开的，如客家族群和客家方言（客家话）的产生就是典型的移民产物。
不仅历史上如此，移民的过程至今亦未停息过。在社会物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口的迁移和集中也更为明显，尤其是经济发达的龙头地区，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便引起人口的迅速迁移，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据统计外来流动人口大约一千万；[36]目前我国国内的流动人口似乎只是个经济问题，其实，移民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也是一个涉及到语言、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社会行为或文化行为。在文化多元的都市环境中，新移民携带着其文化传统去适应新型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有些城市中明显地存在着“浙江村”、“温州城”等新群体聚居区。在同一工厂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也会构成族群，并且相互进行竞争。
二、文化是维持族群边界的基础
原文化的因素对边界维持的符号作用是重要的，符号的维持也导致集体的活动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增加。这种群体认同的符号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其代表了集体的认同。经常这些文化的符号可能不是来自原文化。而是新制造的，尽管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是通常相信仍是来自原文化的继承。
（一）符号（Symbols）
符号，对维持族群边界有重要意义，在生活诸方面可以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个人常用来对群体的行动的认同，这种符号是由群体成员共享的，并常常由局外人和局内人所认识。
1．语言。语言与族群紧密相联，因为语言是从很小就开始学的，是家庭重要的纽带，是文化各方面传递的主要机制，亦是族群认同的基础。在某些混合的社会中常常用本地语言来排斥局外人和团结局内人。在一些大的都市的单位中（如学校、工厂）有些小群体选择土语来排斥局外人和保持局内人的稳定性，甚至这些人都可以讲非常好的主导语言。即使大家都说同一语言，其中有些群体会保持不同的说话方式。只要族群保持高频率的交往和维持族群界线，语言的维持就很重要。汉族的方言和次方言对维持族群边界相当重要，如在广州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家庭和同乡中使用家乡话来保持群体的密切联系，潮汕人是较为典型的例子。
一些具有地区性语言的移民，不采用本地的语言或主导语言，而保持自己的方言或次方言。如从上海迁到内地“三线”厂的上海人，保持上海方言，而不讲当地话，到第二代、第三代仍然如此，形成语言孤岛。
在一些个案中，一些有某种语言的社区成员，因为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所以设法公开地采用主导语言也获得较好的地位。在非洲许多地区在殖民统治下，最权威的语言是殖民当局者的，土着精英往往获得这种语言的能力。土着精英的双语优势，使得他们的地位提高，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如澳门的土生葡人就是一例，他们能讲葡萄牙语和广州话，双语的优势提高了他们就业竞争的能力。
2．表现文化。有关族群认同和边界有关的领域称之为表现文化，包括人体运动、舞蹈、音乐、宗教、民俗和神话、人体交流的形式，动作和空间手势距离都可以用于族群分界的标尺，许多都显示出怎样用于族群认同方面，运用与否也算一项族群内容。
民俗、神话、舞蹈、文学都是表现艺术，能有效地把个人与群体联结起来。长期保存表现文化的结构和形式对群体的成员的认同极为重要，也成为族群区分的因素。我们参观深圳民俗村可以看到音乐、舞蹈和民俗既是各民族特征的表现，也是族群边界的符号。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中国少数民族》节目也主要是以表现文化来反映各民族特色的，所以看过节目的人印象最深的是：少数民族喜欢唱歌跳舞！
3．宗教。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也是族群符号的一个来源，通过自然的信仰和巫术的实践通常可用来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同样，宇宙观信仰也是区分文化的标尺。笔者调查的甘南夏河拉布伦镇，当地藏族信奉佛教，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而汉族则寻求传统民间信仰以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4．民族英雄。产生凝聚力的另一个特征是创造族群声誉和形象的英雄，常常有些群体将族群英雄视为内在的荣誉并作为一种族群标志符号。在多元的都市族群中，各种族群都会有些被认为是唯一的或可以区分的荣誉特性。更广泛地说，这些荣誉特征包括在人们用于解释其他人行为的观念之中，族群本身的成员也相信特征是有效的。如都市中的蒙古族喜欢自称为“成吉思汗的子孙”、“骑马民族的后代”，而满族人则自称为“努尔哈赤的子孙”。这在以汉族为主体的都市中是很有意义的符号——既表现了民族自豪感（他们都征服过汉族），也加强了族群的内聚力。
5．服饰。个人的服装和化妆方面的特征也是重要的族群标志，尤其是女性的服饰特征最为明显。在都市的传媒中就是用地区性服饰作保存及族群不同的标志。在正式的会议、仪式中着自己民族的服装，表现民族的多元；如中央电视台的少数民族节目，除了舞蹈、音乐外，服饰是最重要的表现特征。然而在许多例子中，都市服装被视为世界同质化的一项内容。西方的服装，至少男性在公开场所着的服装已经传遍世界的都市地区。然而，近来的研究显示在一些乡社区的服装的代码（不同的鞋、头发的）仍然有些微妙的区别。然而这些代码并不一定与原文化相关，而与邻里或职业甚至年龄相关。
6．节日。不同的族群常常有一些特定的节日和仪式活动，在都市中一项重要的维持族群边界的活动就是庆祝原文化的节日，如在海外都市庆祝中国新年就有利于族群联系。意大利人，波多黎哥人都有类似的情况，有趣的是，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些特别节日而受到重视。在北京各民族都庆祝自己民族节日的活动，如回族的古尔邦节，藏族的新年等，甚至蒙古族还将“那达木”活动搬到了北京。
7．宗族与姓氏。在中国常常以“同宗”和“同姓”作为群体的界限。以姓氏构成群体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相当普遍，这种群体可以跨地区。如“世界李氏宗亲会”、“世界梅氏宗亲会”等。
（二）饮食传统
饮食也可以作为维持族群边界的一种符号。一种饮食模式不仅包括消费的食物品种，也包括食物准备形式、上菜顺序和食物组合，此外禁忌和讨厌某种食物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还有在什么时候消费某种特别食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