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望坡“军师”未用兵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写“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其基本情节是：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派夏侯惇率于禁、李典、夏侯兰、韩浩等领兵十万杀奔新野。这时为荆州刘表屯兵新野抵御曹军的刘备，请诸葛亮（字孔明）指挥作战。诸葛亮调兵遣将，命关羽、张飞、赵云、关平、刘封等先埋伏，再纵火，再出击，结果在博望坡一带打败曹军，使“曹家人马，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经过双方进一步激战，曹军大败，出现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状。曹军大将夏侯兰也被张飞一枪刺于马下。后人有诗赞美诸葛亮曰：“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对于这一战役，史书中的有关记载是：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荆州豪杰归先主（刘备）者日益多，（刘）表疑其心，阴御（暗中防备）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早晨）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三国志·魏书·李典传》：
（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曹操）遣（李）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李）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
《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
先是，（云）与夏侯惇战于博望，生获夏侯兰。兰是云乡里人，少小相知，云白先主活之，荐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
由以上几处历史记载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写的博望坡之战，关于诸葛亮的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
第一，博望坡之战是刘备亲自指挥的，是他设置伏兵，烧屯假装逃跑，把曹军引诱到伏击圈里，将曹军打败。这不是火攻，是用自烧营屯、假装逃跑的办法，诱敌中伏。
第二，战争规模不大。夏侯惇虽然被打败了，但由于有李典救援，刘备就撤退了，曹军损失不算多，并没有出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样的状态。
第三，夏侯兰不是被张飞刺死的，而是被赵云生擒的，由于他和赵云是同乡，赵云便向刘备推荐，让他在军中当了军正。
第四，更重要的是，博望坡之役时，诸葛亮还没有出山呢！《资治通鉴》记载，此役发生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而诸葛亮出山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他不可能在博望坡用兵。如果说“有功”，那是刘备的。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把诸葛亮当成超凡智者的形象来塑造的。为此他巧妙地把博望坡之战的时间，向后推了六年，放在诸葛亮出山之后，并且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刘备的事绩移植到诸葛亮身上，还添枝加叶，使诸葛亮“初出茅庐”便用兵如神，让读者眼前一亮。这不是历史上诸葛亮抗击曹操的“首功”，而是小说作者塑造诸葛亮这一典型人物的“首秀”。
“火烧新野”事属虚构
《三国演义》第四十回写“诸葛亮火烧新野”，其大体情节如下：
博望坡之战曹军被打败后不久，曹操为了“扫平江南”，传令起大兵五十万，分为五队，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出师。曹仁率领的前队，由许褚为先锋，浩浩荡荡杀奔新野而来。这时刘表已死，刚掌权的刘琮被曹军的声势吓破了胆，派人向曹操请降，刘备得知情况后，很是“忧闷”。诸葛亮十分镇定，向刘备建议撤出新野，连同老百姓退到樊城去。然后他调兵遣将，命关羽去白河上游埋伏，准备放水；命张飞去博陵渡口埋伏，以掩杀被水淹逃跑的曹军；命赵云准备引火之物，火烧新野；命糜芳、刘封追杀城中逃出的曹军。战局正向诸葛亮设计的方向发展。当曹仁领兵进入新野空城后，赵云便命令西、南、北三门的伏兵将火箭射入城中，于是“满县火起，上下通红”。曹仁无奈，引众将冒火突围，急忙从东门逃出，“军士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接着遭到赵云、糜芳、刘封的追杀，曹军损失不小。当曹军逃到白河边，又被关羽放水淹，“人马俱溺于水中，死者极多”。还受到了张飞的截杀，许褚赶来，也不敢恋战。最后刘备、诸葛亮集齐队伍，往樊城而去。
其实，“火烧新野”这一事件，史书中无记载，事属虚构。再看看有关的历史资料：
《三国志·魏书·武帝传》：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同猝，突然）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
过襄阳……比到当阳……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斜趋汉津，适与（关）羽船会，得济沔，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十月）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诸葛亮上刘禅《出师表》中说：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降低身份），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以上列几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曹操这次南征荆州时，刘备集团根本没在新野，而是屯兵樊城，刘备率众及老百姓是从樊城向南撤到襄阳的，而不是从新野撤向樊城的。根本看不到诸葛亮火烧新野的迹象。
第二，从时间上看，曹操是在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的，八月份刘表死，刘琮继任，九月，曹操至新野，刘琮举州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情况后，马上率众南逃，经襄阳，到当阳长坂，被曹军追兵打败，后与关羽水军会合，又遇刘琦，一同到达夏口（今湖北武汉），十月，诸葛亮去见孙权“求救”。在曹军到达新野以后的约一个月的时间里，刘备长途行军，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狼狈逃跑的状态，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去火烧新野。
第三，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他出山辅佐刘备之后，遭遇的困难很大，他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如果他真的用了两把火，特别是“火烧新野”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他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给诸葛亮增添光彩，安排他一出山就有两次火攻战绩。在新野他指挥若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给曹军以重大打击，其构想是高明的。
“舌战群儒”实为杜撰
《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其基本情节是：
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东吴“求救孙将军”时，先与东吴“群儒”进行了一场战与降的辩论。东吴是以“第一谋士”张昭为首的二十余人与会，发言者有七人，都是主张投降曹操的，诸葛亮主战，在对方“群舌相难”的情况下，从容不迫，力排众议，驳得张昭“无一言回答”，虞翻“不能对”，步骘“默然无语”，薛综“满面羞惭”，陆绩“语塞”，严畯“低头丧气”，程德枢“不能对”，个个理屈词穷。在辩论过程中，诸葛亮还讽刺张昭是“等闲”之辈、“群鸟”之流，污蔑严畯是“舞文弄墨”，程德枢是“小人之儒”，辱骂薛综是“无父无君之人”，陆绩是“小儿之见”，人人尽皆失色。
这段诸葛亮出尽风头，展现雄辩才能的故事，史无记载，完全是虚构的。
看看诸葛亮出使东吴的一处史料：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先主至于夏口，（诸葛）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孙）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刘备）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
根据“舌战群儒”的具体情况结合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史书记载诸葛亮出使东吴之后，只同孙权就抗曹问题进行了对话，没有同东吴的“群儒”进行辩论。是否投降，事关孙、刘双方生死存亡，这是大事，如果有大辩论，相关史书中不可能只字不提。
第二，《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同东吴“群儒”的舌战，是在孙权正式会见诸葛亮时，孙权先让他在外堂见见“江东英俊”，但这一会面，竟成了唇枪舌剑的大辩论会，占去了很多时间。按常理，孙权是不应该也不会这样安排的，只能说是小说作者精心设计的。
第三，七人中的薛综、程德枢（程秉），是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交州的士燮归附孙权（见《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后，被孙权任命为官的，双方辩论时，他俩不可能参加。小说作者硬是把二人拉来在诸葛亮面前出丑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故事赞不绝口，一些评论者认为《三国演义》作者虚构的这些情节是合情合理的，凸显了诸葛亮作为智慧化身的艺术形象，是很成功的。我则认为这些情节的设计有明显不合情理之处，不能说是成功的。
第一，诸葛亮是在刘备被曹操追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受命出使东吴，以完成联孙抗曹任务的，在这种“求救”于人的特定情况下，在说服“群儒”的过程中，理应谦虚谨慎，态度友好，尊重对方，以礼相待。可是小说中诸葛亮却狂妄自大，盛气凌人。张昭是东吴文官之首，又是长辈，诸葛亮更是应该尊重他，但诸葛亮却讽刺他如何如何。
第二，对其他官员，诸葛亮则进行污蔑，甚至辱骂，这是对友方官员的人身伤害。他这样居高临下，霸道对人，能得到对方的好感吗？能有利于达到他出使东吴的目的吗？显然不能。
第三，《三国演义》的作者既然把诸葛亮作为智者的形象来塑造，这位智者就应该既懂军事政治，也懂外交，但小说中的这些描写，使诸葛亮丧失了一个外交使者的风度，甚至连一个做客人员的起码礼节都不懂。这与诸葛亮同孙权对话中的不卑不亢，形成很大反差。作者这样写诸葛亮“舌战群儒”的目的，是通过诸葛亮的雄辩和群儒的钝拙，来突出诸葛亮的智者形象，但实际所起的作用，则是在贬低诸葛亮的智者形象。
诸葛亮未曾“智激周瑜”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写“孔明用智激周瑜”，其简要情节是：
周瑜在鄱阳湖训练水师，得知曹操大军南下，急忙赶回柴桑与孙权议军机事。在见孙权之前，不少文武官员向他表明对待曹操的态度，他自己也很矛盾。他要鲁肃请诸葛亮来议事，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并与主战的鲁肃争辩起来。诸葛亮乘机用曹操欲取“二乔”来激怒周瑜，献退曹之计说：“（曹）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曰大乔，次曰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将军何不去寻乔女，以千金买此二女，差人送与曹操，操得二女，称心满意，必班师矣。”又举证说，曹操的儿子曹植在其所作的《铜雀台赋》中曾说：“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于是周瑜被激怒，指北而骂曰：“老贼欺吾太甚！”诸葛亮佯装不解，周瑜才说出大乔是孙策的夫人，小乔是自己之妻，宣称他“与老贼势不两立”，希望诸葛亮“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并表示说：“来日入见主公，便议起兵。”
这一诸葛亮“智激周瑜”的故事，也是虚构的。请看下面几段史料：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孙）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愚谓大计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中原）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同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曹操作铜爵台（即铜雀台）于邺。
《三国志·魏书·曹植传》：
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裴松之注引阴澹《魏纪》载植赋曰：
“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
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云垣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
“惟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规量兮，齐日月之晖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云云。太祖深异之。
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周瑜的抗战态度是坚定的，不是动摇的。他的主战不是由于别人的刺激，一时冲动，而是建立在对曹军弱点的正确分析基础之上的，是有信心的。他判定的曹军四个“用兵之患”，后三项在赤壁之战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第二，铜雀台是有的，但它是于建安十五年冬，在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建成的。诸葛亮“智激周瑜”，是在建安十三年，这时铜雀台还没有建成，更没有曹植的《铜雀台赋》问世。可见这一故事不是历史真实。
第三，在曹植的《铜雀台赋》中，根本没有“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一激怒周瑜的字句。这是《三国演义》作者的一个巧妙创意。
总之，周瑜回来在见孙权及东吴官员之前，并没有同诸葛亮会面商讨如何对曹一事。小说作者创编这一故事，无非是为了加大诸葛亮在促进孙、刘结盟抗曹中所起的作用，渲染诸葛亮的智者形象。
“草船借箭”系移植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写“用奇谋孔明借箭”，其简要情节是：
在赤壁之战前夕，周瑜妒忌诸葛亮智谋高于自己，以后会对东吴不利，便设计除之。他在与诸葛亮议事时，提出要诸葛亮在十日之内造出十万支箭来，诸葛亮马上答应，还保证三日内完成任务，并立下了军令状：三日不办，甘当重罚。周瑜大喜。诸葛亮请鲁肃准备二十只船，每船要军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为幔，各置束草千余个，分布两边。到第三日五更时候，诸葛亮请鲁肃陪着，在大雾漫天的情况下，带着草船驶近曹军水寨，将船只头西尾东摆开，船上擂鼓呐喊。鲁肃害怕曹军出击，诸葛亮要他与自己酌酒欢乐，静待佳音。曹操得知情况，看不清虚实，恐遭算计，急命弓弩手一万多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待草船一侧受箭后，诸葛亮命把船掉头，头东尾西，继续受箭，待至日高雾散，下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支，船上军士齐声高叫：“谢丞相箭。”曹操懊悔不已。鲁肃称赞诸葛亮说：“先生真神人也。”周瑜了解情况后，慨叹说：“诸葛亮神机妙算，吾不如也。”
这段故事精彩动人，把诸葛亮的计谋写得很神奇，诸葛亮没伤东吴一兵一卒，仅在一个早晨，就顺利地从曹操那里“借”来十万甚至更多的箭支，并摆脱了周瑜的算计，有胆有识，机智过人。这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凸显诸葛亮智者形象的又一杰作。
不过，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记载，却发现了孙权木船受箭的事。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今安徽无为），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
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这段文字虽然不多，却是利用船的两面受箭的最早历史记载。《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渲染诸葛亮的智谋，把孙权之事移到诸葛亮身上，并且把受箭的时间提前了五年，把受箭的地点从皖南的长江支流移到了赤壁（今湖北赤壁市西北），把木船受箭改为草船借箭，把受箭的情节由简单变成复杂。这样加工创造后，使内容丰富，情节更生动，达到了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境地。
还应该说明的是，唐朝时期有以草人借箭的事。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叛军）令狐潮围张巡于雍丘（今河南杞县），相守四十余日，朝廷声问不通。……城中矢尽，（张）巡缚藁（gǎo，草类）为人千余，被（遮盖）以黑衣，夜缒（zhuì，拴住放下）城下，（令狐）潮兵争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
这里，张巡草人借箭，突破雍丘之围的情节，当使《三国演义》的作者得到启发，从而将“草人”从城墙上移到了江船中，使“草船借箭”的故事更加精彩。
关于《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在细节设计上，是否能行得通，这里就没有必要讨论了。
献计火攻者非孔明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写诸葛亮“草船借箭”之后，周瑜向诸葛亮请教破曹之计，诸葛亮献计用火攻，与周瑜不谋而合，坚定了周瑜用火攻取胜的信心。《三国演义》中说：
瑜邀孔明入帐共饮。瑜曰：“昨吾主遣使来催督进军，瑜未有奇计，愿先生教我。”孔明曰：“亮乃碌碌庸才，安有妙计？”瑜曰：“某昨观曹操水寨，极是严整有法，非等闲可攻。思得一计，不知可否。先生幸为我一决之。”孔明曰：“都督且休言。各自写于手内，看同也不同。”瑜大喜，教取笔砚来，先自暗写了，却送与孔明；孔明亦暗写了。两个移近坐榻，各出掌中之字，互相观看，皆大笑。原来周瑜掌中字，乃一“火”字；孔明掌中，亦一“火”字。瑜曰：“既我两人所见相同，更无疑矣。幸勿漏泄。”孔明曰：“两家公事，岂有漏泄之理。吾料曹操虽两番经我这条计，然必不为备。今都督尽行之可也。”饮罢分散，诸将皆不知其事。
这一情节，未见史书记载。实际上献火攻之计者是周瑜部将黄盖。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孙）权遂遣（周）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史书中的这段记载，明确表明，赤壁之战时，向总指挥周瑜献“火攻”曹军之计的是黄盖，经周瑜同意批准，又由黄盖贯彻执行，并取得了成功。
《三国演义》的作者将献“火攻”之计者加在诸葛亮身上，无非是为了拔高诸葛亮智者形象。
“东风”不是“借”来的
《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写“七星坛诸葛祭风”，其简要情节是：
周瑜得了心病，怕火攻时没有东风，被诸葛亮猜中：“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向周瑜表示自己懂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能在十一月“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周瑜大喜。于是经周瑜批准，由诸葛亮监造，在南屏山建起了一个“七星坛”，插上二十八宿旗，布成六十四卦阵。届时，诸葛亮身披道衣，焚香于炉，仰天暗祝，在“七星坛”上，“作法”祭风。最后，终于借得东南风来，帮助周瑜用火攻打败了曹操。
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把诸葛亮神化了的故事，是迷信的、荒谬的。史书中未见记载。相关的资料有：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黄）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曹）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黄盖）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余船以次俱进。
操军吏士皆出营立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
看来，赤壁之战联军的火攻，是靠着风力的帮助发威取胜的，但风是自然刮起的，东南风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什么“借”来的。
实际上，在长江中下游，在农历十一月前后，有东南风刮起，这种风有心人是可以预测的。像周瑜、诸葛亮这样有事业心的大人物，不可能不关心气象的变化，对其观察了解，特别是周瑜，他在长江中下游训练水军时，能亲身感受到气候风向的变化，积累一些知识，能够预测东南风的出现，从而加以利用，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诸葛亮未设伏兵截杀曹军
《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五十回写赤壁之战时的情况，主战场是由周瑜指挥，由东吴军队发动火攻，冲锋陷阵，刘备军队则离开主战场，由诸葛亮设计安排，在曹军败退的路途上设置埋伏，进行截杀。诸葛亮的部署情节是：
在战争打响之前，先派赵云到乌林小路拣树木芦苇密处设伏，待曹军奔走至此，领兵放火截杀之；又派张飞领兵到远处的葫芦口埋伏，待曹军逃至此处，埋锅造饭烟起时，放火杀敌；又派糜芳等驾船只绕江剿擒败军；最后派关羽到更远处的华容道埋伏，用放火引曹操来，以便擒获。部署完毕后，诸葛亮同刘备前往樊口（离战场很远），“坐看”周瑜用兵成大功。事态正如诸葛亮预想的那样，周瑜在主战场打败曹操后，曹军逃跑先经过乌林小路，遭到了赵云的截杀，曹操冒火而跑。后经过葫芦口，遭到了张飞的截杀，曹操骑马奔逃。最后经过华容道时，关羽念过去曹操的情义，把他放了。一路逃来，曹操折了许多兵马。
这段故事写得也很精彩，特别是曹操的三次大笑，每一次都引出敌军的一员大将来。这些情节未见史书记载。看看下面几段史料。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说（孙）权曰……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孙）权遂遣（周）瑜及程普等与（刘）备并力逆曹公，遇与赤壁。……（黄）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山阳公载记》曰：
（曹）公船舰为（刘）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备寻亦放火而无所及。
从这几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在赤壁之战过程中，孙、刘双方的军队，是“并力拒曹”“并力逆曹”的，不存在刘备在樊口“坐看周瑜用兵成功”的情况。就是在曹军逃跑时，也是双方共同追赶的。
第二，在曹军逃跑途中，不存在诸葛亮派三支主要兵马设伏截杀曹军的情况。曹操逃经华容道是历史事实，但没遇到关羽，放火的是刘备，是在后来追赶曹操时放的，因而未成功。
第三，曹军在逃跑过程中，是死了不少人，主要是由于羸弱之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造成的，并且与发生疾疫有关。不存在诸葛亮设伏兵折了曹操许多兵马的情况。
由此可见，伏兵截杀曹军的故事，系《三国演义》作者的创意。但这一创意，并不成功。因为当时曹军强，联军弱，双方的兵力是83万对5万，相差太大。刘备听说周瑜只带来3万兵士，马上表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听从诸葛亮把己方的军队布置在生死攸关的主战场之外，自己去“坐看”周瑜孤军作战呢？这违背了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需要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原则，因而是不合情理的。
当读者看完《三国演义》有关赤壁之战的八回内容之后，从“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草船借箭”“献计火攻”“登坛祭风”“设伏截敌”以及其他情节中，一定体会到，诸葛亮是一位有着超凡智慧谋略的大师，他是孙、刘联军战胜曹操大军的主角。这表明《三国演义》的作者用全部精神塑造诸葛亮光辉动人形象的成功。不过，历史上取得赤壁之战胜利的主角是周瑜，他不仅是联军的统帅，而且有胆有识，正确决策，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抓住时机，指挥作战，引导战争夺得了重大胜利。
周瑜岂能被“气死”
赤壁之战以后，出现了孙、刘两大集团争夺荆州的局面。《三国演义》的作者根据这一历史情况，编织了诸葛亮同周瑜之间斗智的故事。周瑜屡斗屡败，最后被诸葛亮活活气死。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三气周瑜”。
《三国演义》第五十一回“孔明一气周公瑾”写的基本情节是：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率军攻打曹仁占据的南郡，双方经过长期较量互有胜负。周瑜被对方毒箭射伤，他诈作身死，诱使敌人于夜间来劫寨，结果大败曹军。曹仁不得不率众逃回襄阳。当周瑜想乘胜进占南郡时，不料南郡城已先被诸葛亮派赵云进驻。当周瑜在城下听到赵云喊叫：“都督少罪！吾奉军师将令，已取城了。”之后，大怒。又听说襄阳也被诸葛亮派兵夺取，一气之下，“箭疮迸裂”，昏了过去。
这段故事有虚有实。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建安）十四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为南郡太守。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周瑜攻曹仁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权以瑜领（兼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刘备表权行（暂代）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
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得知，《三国演义》中所写周瑜同曹仁的南郡之战，最后曹仁逃回襄阳，这是历史事实。但南郡为刘备军所占则不是真实的，因为曹仁逃走后，南郡顺利地为周瑜占据，才被孙权任为南郡太守，因为周瑜成为南郡太守，才有权以南郡的一部分给刘备立营屯驻。至于周瑜气得死去活来，那就更是子虚乌有了（襄阳也未被刘备军夺取）。
《三国演义》第五十四、五十五回，写诸葛亮“二气”周瑜的故事，其简要情节是：
刘备占据长江以南的荆州地区，周瑜想夺取之，向孙权献了一个“美人计”，假意将孙权的妹妹孙尚香（史书中未见其名）嫁给刘备，将刘备赚到东吴，将其囚禁狱中，“讨荆州换刘备”。诸葛亮识破其意图，让随行的赵云使用自己的计谋。先让刘备去拜见乔国老（周瑜、孙策的岳父），透过他将成亲喜事告知吴国太（孙权之母），经过甘露寺相亲，吴国太做主真的把女儿嫁给了刘备。周瑜弄假成真，计谋落空，无奈又向孙权献计，将刘备“软困于吴中”，用声色迷住刘备，然后图之。诸葛亮用计，让刘备说服妻子追随自己，趁正月元旦江边祭祖之机，一路逃向荆州。孙权派兵追赶，周瑜派兵拦截，都被孙尚香坚决制止。周瑜亲自领兵追赶，又被前来接应刘备的关羽等打败。刘备军士齐声大叫“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听后，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倒于船上。后被救醒，开船逃去。这段故事也有实有虚。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先主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孙）权稍畏之，进妹固好（时为建安十四年）。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建安十五年）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讷。
从上列资料可以看出：
第一，孙权的妹妹嫁给了刘备，这是历史事实。但不是弄假成真，是孙权为了同刘备搞好关系，共同对抗曹操，自愿“进妹”给刘备的，跟周瑜没有关系，也就不存在“美人计”之事了。
第二，周瑜献计用声色迷住刘备，将其软困于吴中，历史上也实有其事。但孙权不从，没有同意，把刘备放回了荆州，这也就不存在追赶拦截刘备之事了，自然也就不存在周瑜又被气得死去活来了。而且，历史上周瑜献此计不是在刘备成亲的建安十四年，而是在刘备赴京（京口）向孙权“求都督荆州”的建安十五年。
《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包括五十七回开头）写“孔明三气周公瑾”，情节是：
为了取得荆州，周瑜又想出“假途灭虢”[1]之计，想以替刘备取西川为名，在路过荆州时，索要钱粮，趁刘备出城劳军时，将其杀掉，夺得荆州。诸葛亮识破周瑜的诡计，假装同意周瑜的好意，事先安排伏兵，使周瑜上当。周瑜领兵来到荆州城下，看到的是，城上士兵一齐竖起枪刀严阵以待。赵云喊话说：“孔明军师已知都督‘假途灭虢’之计，故留赵云在此。”接着，刘备大将率领的“四路军马，一齐杀到”，喊声大震，“皆言要捉周瑜”。周瑜见状，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左右急救归船。接着周瑜收到诸葛亮的信，劝周瑜要识时务，不要“兴兵远征”，防止曹操“乘虚而至”。周瑜看信后，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
这段故事，基本上是虚构的。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周）瑜乃诣京见（孙）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献帝春秋》：
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若（曹）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刘）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权知备意，因召（孙）瑜还。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裴注引《江表传》：
初（周）瑜疾困，与（孙）权笺曰：“瑜以凡才，……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
从史书中的这些记载，可以明确以下两点：
第一，在历史上，确有周瑜、孙权想经过刘备占据的荆州去夺取西川（益州）的事。不过，不是没成行，就是被刘备拒绝。不存在周瑜施行“假途灭虢”之计，被诸葛亮识破而落空的事。
第二，在历史上，周瑜确是准备进取益州时，在途中去世的。不过是因患病，“道遇暴疾”而死的，死的地点是在巴丘（今湖南岳阳），而不是在荆州。他的死，与诸葛亮没有关系，更不要说是被诸葛亮“气”死的了。
《三国演义》前后“三气周瑜”的故事，借实写虚，虚实结合，使诸葛亮、周瑜之间的斗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动人，很有戏剧性。作者用贬低周瑜的手法，反衬诸葛亮形象的高大。最后设计的“既生瑜，何生亮！”之语，实乃“画龙点睛”，令人赞佩。
张任非诸葛亮所捉
《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写“孔明定计捉张任”，这是刘备入川（益州）夺取刘璋地盘过程中的一个故事：
张任是刘璋手下大将，很有胆识，率兵在雒城抵挡刘备军，不仅将刘备军杀伤很多，还用乱箭将刘备军师庞统射死。刘备急调在荆州的诸葛亮领兵入川来解困。在诸葛亮入川期间，刘备与张任在雒城外反复较量，也没占到便宜。诸葛亮来到刘备军中了解情况后，定下“先捉张任，然后取雒城”之计。他调兵遣将，分别安排后，自己先在金雁桥引诱张任追赶，张任知是计，急回军时，桥已被斩断，欲投北去，遭到赵云拦截，往南绕河而走，又遭到魏延、黄忠的截杀，张任引残兵败将往山路而走，又撞上张飞，被张飞活捉了。刘备劝张任投降，张任坚决不肯，诸葛亮“命斩之”。刘备军较为顺利地进入雒城。
这一故事基本上也是虚构的。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注引《益部耆旧杂记》：
刘璋遣张任、刘璝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桥，战复败。禽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惜焉。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
（建安十八年）备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刘璝、张任与璋子循退守雒城，备进军围之。任勒兵出战于雁桥，军败，任死。
《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雒城且一年，庞统为流矢所中，卒。……雒城溃，备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引兵来会。
从以上史书所载，可以明确：
第一，张任领兵在雒城抗拒刘备军，在出金雁桥（即雁桥）时被捉，不降被杀，这是历史事实。但捉他、杀他的人是刘备（与时为军师的庞统也有关），而不是诸葛亮。
第二，张任被捉杀，是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这时诸葛亮正在荆州，不可能到雒城来计捉张任，诸葛亮入川与刘备会师，是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地点在成都，不是在雒城。
第三，庞统是在建安十九年，围雒城时，为“流矢所中”身亡，这时张任已死，不可能用“乱箭”射杀庞统。诸葛亮率军入川，是夺取益州的总体需要，不是由于庞统之死，因为当时庞统还活着呢！
第四，赵云、张飞同诸葛亮一起入川，到成都与刘备会师，不可能到雒城参与擒杀张任的战斗。
《三国演义》的作者颠倒人物关系和时间地点，张冠李戴，无非是为凸显诸葛亮高超的智慧和军事才能。
“智取汉中”另有其人
《三国演义》第七十回到七十二回写刘备同曹操争夺汉中的故事，其情节是：
建安二十三年，诸葛亮与刘备引兵十万，出葭萌关下营，图取汉中。诸葛亮用激将法请出不服老的老将黄忠出马，去定军山同对方大将夏侯渊较量，并派法正相助。黄忠来到定军山后，先夺了对山，然后居高临下，“驶下山来”，夏侯渊措手不及，被“砍为两段”。曹操自领二十万大军杀来，为夏侯渊报仇。诸葛亮派黄忠、赵云各领一支兵马，占了米仓山，夺了曹操的粮草，杀了曹兵无数。曹操亲统大军来夺汉水蜀军寨栅，诸葛亮令赵云引兵五百，带鼓角，伏于土山之下，连续三夜炮响鼓鸣，惊得曹兵“彻夜不安”，曹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接着诸葛亮用“疑兵”之计，迫使曹操退兵，诸葛亮连夜追赶，得了南郑。曹操退守阳平关，诸葛亮派张飞、魏延分兵去劫曹操粮草成功，迫使曹操逃至斜谷界口，又被魏延射落两颗门牙，曹操不得不放弃汉中，下令班师。诸葛亮“智取汉中”成功了。
这一故事中所说诸葛亮用兵的事，实际上都与诸葛亮无关。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建安）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先主次于阳平关，与（夏侯）渊、（张）郃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擂鼓呐喊）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赵颙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及曹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法正献策刘备夺汉中）先主善其策，乃率诸将进兵汉中，（法）正亦从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阳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于定军、兴势作营。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渊军，渊等授首。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成都平，（先主）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从上列情况，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刘备同曹操夺取汉中，黄忠斩了夏侯渊，曹操最后撤军，刘备得了汉中，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指挥蜀军作战的是刘备、法正（谋士），而不是诸葛亮。
第二，诸葛亮既然没有参加指挥夺取汉中的战斗，小说中所写的诸葛亮智激黄忠参战、派赵云战汉水、设疑兵之计退曹操等情节，都是作者刻意安排的。
第三，诸葛亮虽然没有到前线指挥战斗，但对夺取汉中的胜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像汉初的萧何在后方关中支援汉高祖刘邦在前线攻城略地一样，使刘备军在前线“足食足兵”，保证了战事的供给，其功劳也是很大的。
《三国演义》中，将诸葛亮塑造成智慧的化身，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像汉中战场这样一个大舞台，不让诸葛亮登场，做一次出众的表演，岂不是一个大缺憾，所以就把刘备、法正的指挥移到诸葛亮身上，并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展现了“智取汉中”的精彩场面。
陆逊被困“八阵图”事虚妄
《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写“孔明巧布八阵图”，其基本情节是：
诸葛亮入川之时，在鱼腹浦驱兵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并预言这个石阵（八阵图）以后会将东吴大将困在其中。猇亭之战刘备败逃，陆逊往西追赶，来到夔关附近，见前面临山傍江处，一阵杀气冲天而起，陆逊不敢冒进，派人前去探视，回报并无军人屯驻在此。陆逊登高望之，杀气复起，再令人探视，回报无一人一骑。陆逊见日将西沉，杀气愈重，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报江边只有乱石八九十堆，并无人马。陆逊寻土人问之，土人回答，是诸葛亮入川时，在此取石排成阵势，“自此，常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陆逊立马于山坡之上观看，但见四面八方，皆有门有户，遂引数骑，直入石阵观看。突然狂风大作，一霎时，飞沙走石，遮天盖地。但见怪石嵯峨，槎桠似剑；横沙立土，重叠如山；江声浪涌，有如剑鼓之声。陆逊大惊曰：“吾中诸葛之计也！”急欲回时，无路可出。惊疑间，幸遇诸葛亮的岳父黄承颜前来，告知他此石阵名“八阵图”，变化无端，可比十万精兵，指引他从“生门”逃出阵来。陆逊回寨后，叹曰：“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于是下令班师。
这么一个神秘离奇的故事，我们当然要怀疑其真实性。还是用历史资料说话吧！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陆议（陆逊本名议）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先主自猇亭还秭归，……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跟踪）先主军，屯驻南山。秋八月，收兵还巫。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刘）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孙）权以问（陆）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无几，魏军果出，三方受敌也。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诸葛）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
《晋书·职官志》：
及蜀破后，（司马昭）令（陈）勰受诸葛亮围（守）阵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标帜之制，勰悉暗练之，遂以勰为殿中典兵中郎将，迁将军。
从这些史书记载，我们可以明确：
第一，猇亭之战，刘备被陆逊打败，逃回白帝城（鱼复县治所，今重庆奉节县东），东吴军队向西追赶，这是史实。但追赶者是李异、刘阿，而不是陆逊本人，而且队伍只到达南山，并未到达鱼复（又作鱼腹）。当有人建议孙权攻打白帝城刘备时，陆逊为了防备曹丕趁机攻吴，建议孙权不再追击刘备，李异、刘阿收兵回巫，陆逊也没来到鱼复。这样他怎么能够被“八阵图”所困呢？
第二，诸葛亮作“八阵图”实有其事。“图”在这里指法度。八阵图即八阵法，是行军打仗屯驻防御的阵形变化之法。诸葛亮运用八阵法，提高了蜀军进攻和防御的能力，对后世也有明显影响。这种阵法的详细情况，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没什么神秘怪异的地方。像这一故事中所描写的，八阵图能够“一阵杀气，冲天而起”，能够“飞沙走石，遮天盖地”，显然是把诸葛亮“妖化”了。《三国演义》的作者这样来渲染诸葛亮的“多智”，显然是不够明智的。
“安居平五路”事本无
《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写“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其基本情节是：
章武三年（魏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刘备因病去世。魏文帝曹丕闻讯大喜，想趁机伐蜀，司马懿献计用五路大军，各十万，四方夹攻，令诸葛亮首尾不能救应，然后可图。五路是：①令辽东鲜卑国王轲比能起辽西羌兵，攻取西平关（今青海西宁附近）；②令蛮王孟获攻打益州南部四郡；③令孙权进攻西川峡口；④令降将孟达由上庸西攻汉中；⑤命大将军曹真出阳平关取西川。曹丕立即命令实施。后主刘禅得知情况后，大惊失色，忙召诸葛亮商议，诸葛亮却数日称病不朝。刘禅入相府探望，见诸葛亮在小池边悠然观鱼。经询问后，方知诸葛亮早已在暗中调兵遣将：命得羌人心的马超，紧守西平关，拒“羌王”轲比能；命魏延利用蛮兵多疑，设疑兵以拒孟获；利用孟达与李严的友好关系，诈作李严亲笔信送与孟达，以慢其军心；命赵云守阳平关，不出战，迫曹真自退。现在这四路兵已皆退去。只有孙权这一路兵，尚未行退兵之计。刘禅又惊又喜说：“相父果有鬼神不测之机也！”诸葛亮送走刘禅之后，选定邓芝出使东吴，修复两国旧好。孙权探知四路兵皆已退去，便接见了邓芝，经交谈后，同意与西蜀恢复友好关系。司马懿的五路伐蜀之计，全面落空了。
这一故事的基本内容，大都不符合历史实际。
就五路伐蜀的总体计划和行动来说，这样的一次五十万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对魏蜀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有关史籍中，不可能没有反映。但是，我们从《晋书·宣帝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及《三国志·蜀书》的《后主传》《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中，都未发现这一事件的记载。
就五路伐蜀和五路退兵的具体情况来说，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三国志·魏书·鲜卑传》：
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众推以为大人。……黄初二年，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余家，还居代郡。明年，比能帅部落大人小子代郡乌丸修武卢等三千余骑，驱牛马七万余口交市，遣魏人千余家居上谷。后与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争斗，更相攻击。
由此可以看出，轲比能确实存在，他是鲜卑族一部的首领，他的居住地是在幽州西部的代郡、上谷郡，而不是在幽州中东部的辽西、辽东郡，更不是什么“羌王”。文帝黄初三年以后，轲比能与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居住在并州的太原、雁门郡）三部之间争斗，更相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轲比能起辽西羌兵十万，到遥远的西南方去攻打西蜀是不可能的。另外，马超在刘备死前的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已经去世（《三国志·蜀书·马超传》），怎么可能去紧守西平关呢？
《资治通鉴》卷七十：
（刘备死后）益州郡耆帅雍闿杀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于吴，又执太守成都张裔以与吴，吴以闿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吕凯、府丞王伉率吏士闭境拒守，闿不能进，使郡人孟获诱扇诸夷，诸夷皆从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应闿。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民安食足而后用之。
由此可以看出，刘备死后益州南部的几个郡确实叛蜀。但首领不是孟获，而是雍闿等人。这时的孟获只是普通的“郡人”，可以说是雍闿的部下，而不是“蛮王”。两年后诸葛亮南征平叛，雍闿死去后，孟获才“代闿为主”（《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且雍闿的叛变是“求附于吴”，与曹魏没有任何关系。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章武）三年，先主疾病，（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建兴）四年（公元226年），转为前将军。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严与孟达书曰：“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由此可以看出，李严确实给孟达写过信，这是由他亲自执笔写的，时间是在刘备去世三年以后，诸葛亮的目的是想在北伐曹魏之始，争取孟达的归顺，这有利于北伐战争，与司马懿的伐蜀无关。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黄初三年还京都，以（曹）真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与夏侯尚等征孙权，击牛渚屯，破之。……七年，文帝寝疾，真与陈群、司马宣王等受遗诏辅政。……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明）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
由此可以看出，原为镇西将军的曹真，在刘备死前已调回京都，参加了征伐孙权的战争。刘备死后，他并未回到西线对付蜀军，直到明帝时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才又都督关右诸军抗击诸葛亮。这期间不可能有曹真出阳平关取西川之事。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黄武元年，公元222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围南郡。孙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是月（二年三月），魏军皆退。夏四月，权群臣劝即尊号，权不许。刘备薨于白帝。五月……守将晋宗杀将王直，以众叛如（往）魏，魏以为蕲春太守，数犯边境。六月，……邵等生虏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
由此可以看出，在刘备死前，曹魏已派三路大军攻吴，东吴以三路大军相抗击，规模不小。最后，魏军不利，皆退。刘备死后，魏吴之间仍有干戈。在双方这种对立的情况下，孙权是不可能接受曹丕的命令，去攻打西川的。邓芝使吴，这是历史事实，但其目的不是为退东吴这一路兵，吴与蜀和好，是基于联合抗曹的需要，而不是由于诸葛亮已退四路兵。
总之，诸葛亮“安居平五路”乃《三国演义》作者的创意之作，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凸显诸葛亮高人的智慧。故事合情合理地描写诸葛亮沉稳机智，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与司马懿的斗智过程中，一开始便占了上风。作者借刘禅之口说出“相父果有鬼神不测之机也”。设计得很巧妙。应该说这一故事的艺术创作，是值得肯定的。
“七擒孟获”的实与虚
《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至九十回写诸葛亮远征“南蛮”的故事，其中“七擒孟获”是关键的战役，简要情节如下：
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蛮王”孟获在豪强雍闿等人的支持下，起兵十万，犯境侵略。诸葛亮起川兵五十万南征平叛。随军的将领主要有赵云、魏延、王平、张翼、马岱等，途中又有马谡前来参战。马谡向诸葛亮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雍闿等人被杀后，孟获继续为乱。诸葛亮对其实行“服其心”政策，“七擒七纵”。第一次，诸葛亮面对孟获的进攻，命王平等诈败，在孟获追赶时，前后夹击之，又以赵云、魏延抄其后路，将其生擒；第二次，诸葛亮派马岱渡过泸水进击，孟获部将董荼那因诸葛亮曾有恩于他，不战而退，在孟获的责打之后，董荼那将孟获缚送诸葛亮；第三次，孟获之弟孟优诈降，想里应外合，袭击川兵，诸葛亮识破其计，命人灌醉孟优，待孟获渡过泸水前来劫寨时，将其打败，孟获逃跑时被马岱擒获；第四次，在西洱河，诸葛亮诈作退军，孟获追赶，赵云攻其后方，孟获逃跑时掉入陷坑被擒；第五次，在秃龙洞，银冶洞主杨峰因感诸葛亮活命之恩，不满孟获继续对抗川兵，同其五子率兵三万，诈称愿意帮助孟获，孟获设宴相待，酒至半酣，杨峰将其擒送诸葛亮；第六次，在银坑洞三江城，孟获请木鹿大王前来相助，诸葛亮以木刻彩绘巨兽吓退其真兽，将其打败，孟获妻弟是带来洞主，诈作擒献孟获，想借机刺杀诸葛亮，遭识破，被擒拿；第七次，孟获投奔乌戈国，诸葛亮火烧国主所率藤甲兵三万，又设伏打败孟获，被马岱生擒，当诸葛亮表示再次释放时，孟获心服地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返矣！”至此，南方已定，诸葛亮下令退军。经泸水，到永昌，返回成都。
这个故事，有实有虚，请看下列资料。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建兴三年）亮至南中（包括越嶲、牂柯、益州、永昌等郡），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
《华阳国志·南中志》：
建兴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嶲。别遣马忠伐牂柯，李恢向益州，……孟获代（雍）闿为主，亮既斩（高）定元，而马忠破牂柯，李恢败于南中。夏五月，亮渡泸，进征益州，生虏孟获，置军中，问曰：“我军如何？”获对曰：“恨不相知，公易胜耳。”亮以方务在北，而南中好叛乱，宜穷其诈，乃赦获使还，合军更战。凡七虏七赦，获等心服，夷汉亦思反善。亮复问获，获对曰：“明公，天威也，边民长不为恶矣。”秋，遂平四郡。
《资治通鉴》卷七十：
汉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亮由越嶲入，斩雍闿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门下督巴西马忠由牂柯入，击破诸县，复与亮合。孟获收闿余众以拒亮。获素为夷、汉所服，亮募生致之……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亮遂至滇池。
《三国志·蜀书·费诗传》：
建兴三年，（费诗）随诸葛亮南行，归至汉阳县（今贵州威宁东南），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亮欲诱（孟）达以为外援，竟与达书曰：“往年南征，岁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裴注引《襄阳记》：
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演义》写的雍闿、孟获等人反叛蜀汉，诸葛亮率军南征，马谡建议“攻心为上”，孟获被“七擒七纵”等都是史实。但“七擒孟获”的情节则是虚构的，这主要是：
第一，战争规模过大。蜀汉国小人少，军队通常只有十几万人，小说中说孟获起兵十万反叛，诸葛亮率五十万大军南征，一次将藤甲兵三万人烧死，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第二，平叛主要将领有异。蜀汉南征的主要将领很明确，是李恢、马忠，而小说安排的则是赵云、魏延。实际上这时的赵云为镇东将军，魏延为镇北将军，一个在防备东吴，一个在防备曹魏。蜀汉大将关羽、黄忠、张飞、马超早已先后去世，如果赵云、魏延南征，就没有合适人选留守后方了。而且叛军战斗力不强，诸葛亮没必要将这两位大将调往南中前线。
第三，作战地区路线不同。历史上诸葛亮同孟获的战争集中在益州郡，小说则写的是越嶲郡和牂柯郡。诸葛亮班师的线路是由今云南东北部，经贵州西部当时的朱提郡汉阳县（今贵州威宁东南）北归的，而《三国演义》则写的是从牂柯郡向西北经泸水到永昌郡，由今云南西部北归的。
第四，马谡未曾随军南征。马谡是在送诸葛亮南征时提出“攻心为上”之策的，之后并未随军出征。而小说则写的是诸葛亮在南征途中，马谡前来献计，然后参战的。
第五，人名地名怪异。《三国演义》中写“七擒孟获”时出现的不少人名地名，未见于历史记载，非常怪异，很难说是符合现实的。
由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判断，《三国演义》中关于“七擒孟获”的细节描写，大都是虚构的，不能当作历史真实。
作者在“七擒孟获”的故事中，用很长的篇幅展示诸葛亮克服困难，沉着冷静，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接连取得胜利，无非是为了彰显诸葛亮非凡的智慧和才能。
诸葛亮未行“反间计”
《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写诸葛亮南征胜利回师后，考虑进行北伐曹魏时，先实行“反间计”，使魏明帝曹叡受骗，将统领西凉等处兵马的司马懿削职回乡。其基本情节是：
建兴四年（公元226年）五月，曹丕病死，曹叡即皇帝位，以曹真为大将军，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不久，曹叡以司马懿总领雍、凉等处兵马。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司马懿深有谋略，对蜀中不利，密派人到洛阳、邺城等地，散布流言说司马懿欲反，并假作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贴诸处，宣称曹叡“素无德行”，应该“归命新君”。曹叡大惊失色，诸朝臣有的主张“速诛之”，有的怀疑这是奸细行的反间之计，要“幸察之”，慎重处理。最后曹叡以御驾幸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的方式，在司马懿率兵来迎时，将其拿下。经司马懿申辩后，他被“削职回乡”。（次年，曹叡发现自己上当受骗，赦免了在宛城闲住的司马懿，令其领南阳诸路兵马去平定孟达反叛，见第九十四回）
这一故事史书中未见记载，纯属虚构。下面再就两段史料，作进一步说明。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司马懿）讨破之……十二月……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为骠骑（大）将军。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春正月……十二月，封后父毛嘉为列侯。新城太守孟达反，诏骠骑将军司马宣王讨之。
《晋书·宣帝纪》：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帝（司马懿）留镇许昌，改封向乡侯，转抚军、假节。……（黄初七年）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太和二年正月）斩（孟）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司马懿从曹丕时为抚军大将军，到明帝时迁骠骑将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一直到228年正月，一直为官，而且在司马懿刚被“削职”的黄初七年八月，他仍在领兵征讨。可见被罢官一事之不实。
第二，司马懿的家乡在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三国演义》则说他被“削职回乡”后在宛（今河南南阳）闲住。其实，司马懿之所以在宛，是因为他被加任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领兵屯驻于此。孟达谋反的地区属荆州，司马懿领兵平定他，是本地区的事。
《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一“反间计”的设计，意味着诸葛亮同司马懿的较量，在双方直接兵戎相见之前，诸葛亮已经拔得头筹。
“智取三郡”子虚乌有
《三国演义》第九十二、九十三回写“诸葛亮智取三郡”和收姜维的故事，其简要情节是：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出祁山，先对南安郡围而不攻，然后派心腹军士假作魏将向天水、安定二郡求援，趁安定太守崔谅领兵救援南安，城内空虚时，赚取了安定，又将逃跑的崔谅捉拿。崔谅假降，想诱蜀军入南安，在城中伏击蜀军，被诸葛亮识破，将计就计，趁南安守将杨陵开城门迎接之时，出其不意将杨陵及崔谅斩杀，夺了南安郡。诸葛亮想用诱敌出城的计策，夺取天水，被天水郡参军事的姜维识破，并打败了赵云。诸葛亮又诈取冀县，诱姜维救城保母，将其困在冀城之中。接着诸葛亮行反间计，诈传姜维献城降蜀，还派人扮作姜维模样夜攻天水，让魏军确信姜维已叛魏。当诱使姜维出城劫粮时，蜀军趁机夺取冀县，姜维杀奔天水，天水太守马遵不接纳他。他走投无路，向长安逃跑，蜀军又把他截住。经诸葛亮劝降后，姜维只好降服。最后，诸葛亮在姜维的帮助下，用计使天水城中大乱，魏将梁绪、尹赏大开城门，放蜀军进入，马遵逃走，上邽也被蜀军夺取。
这一故事虚构之处，也很明显。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马遵）适出案行，（姜）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天水郡治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诸葛）亮身率大军攻祁山，戎阵整齐，号令明肃。始，魏以汉昭烈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关中响震。
从上列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智取三郡”故事的不实之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三郡叛魏归蜀，是在蜀军突然攻魏，又戎阵整齐、号令明肃的影响感召下出现的，是遥应蜀军。诸葛亮并未率军去攻取三郡，不可能有诸葛亮将计就计、诱敌出城、行反间计等情况。三郡不是诸葛亮“智取”的。
第二，姜维是在被天水太守马遵怀疑其有异心，去上邽、冀城两地不成的情况下，不得已主动投奔诸葛亮，并不是诸葛亮用计迫使他被动投降的。马遵怀疑姜维有异心，非诸葛亮行反间计所致。姜维不是诸葛亮“智收”的。
《三国演义》的作者虚构诸葛亮“智取”三郡，显然是为了彰显诸葛亮的智者形象，作者根据史书中三郡叛魏、姜维归蜀的不多记载，进行艺术加工，为其添枝加叶。设计的计中有计，环环相套，情节精彩生动，取得了明显的成功。
王朗并非被骂死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武乡侯骂死王朗”，写诸葛亮北伐曹魏之初，将曹方军师王朗骂死，其情节是：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连战皆捷，大军到祁山。太和元年，曹叡大惊，忙派曹真为大都督，王朗为军师，率大军迎战。王朗夸口说：“只用一席话，管叫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双方对阵后，王朗纵马而出，说诸葛亮之行为，乃“逆天理、背人情”，如果投降，“不失封侯之位”。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素知汝所行……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叫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太和）二年春正月……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遣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亮败走，三郡平。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
《三国志·魏书·王朗传》：
（曹操时）迁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即王位，迁御史大夫……及文帝践阼，改为司空……明帝即位，转为司徒。……太和二年（公元228年）薨，谥曰成侯。
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诸葛亮出祁山和王朗死的时间是在太和二年（公元228年），不是小说写的太和元年（公元227年）。
第二，王朗是文官，是三代元老。年事已高，并未随军出征，正因为如此，史书记载大将军曹真都督诸军时，没有提到军师王朗的名字。
第三，王朗是寿终正寝，因病正常死亡，不是“被骂死”的。
不过，王朗被骂死一事，也是有素材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亮集》记载：建兴元年（公元223年），曹魏的元老司徒华歆、司空王朗等给诸葛亮写信，要他听“天命人事”，屈从于曹魏，“举国称藩”。诸葛亮没给回信，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文告《正议》，表示“据道讨淫，不在众寡”。誓与“篡夺”汉政权的曹魏势不两立，“据正道而临有罪”的蜀汉，终将胜利。“纵使二三子”巧言会辩，多逞“诡靡之说”，到头来也是徒劳无用。
《三国演义》的作者正是根据以上王朗等人劝诸葛亮投降，诸葛亮义正词严加以驳斥的事实，进行加工改造，构思出诸葛亮在两军阵前“骂死”王朗的故事。展现了诸葛亮的雄辩之才，颇具杀伤之力。
“空城计”非真实
《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武侯弹琴退仲达”，写诸葛亮用“空城计”退司马懿大军的故事。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引兵五千退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得报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杀向西城而来。这时，诸葛亮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去了，只剩两千五百人在城中。诸葛亮下令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城上坚守岗位，不得妄行出入，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此状，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司马懿飞马远远望之，看毕大疑，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大开城门，必有埋伏，不能中计。于是下令退军，叫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往北山路而退。诸葛亮手下众官皆惊服曰：“丞相之机，神鬼莫测。”当司马懿得知真相后，悔之不及，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也！”
其实这一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故事，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太和）二年春正月，宣王（司马懿）攻破新城，斩（孟）达，传其首。……蜀大将诸葛亮寇边，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应亮。遣大将曹真都督关右，并进兵，右将军张郃击亮于街亭，大破之。……五年（公元231年）……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
《晋书·宣帝纪》：
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六月，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四年，迁大将军，加大督都、假黄钺（赐以帝王专用的黄金为饰的斧），与曹真伐蜀。……明年（太和五年），诸葛亮寇天水，……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司马懿）西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讨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
显而易见：
第一，司马懿在太和二年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之后，除与曹真伐蜀未取得成功，一直在荆州镇守，从未到西线指挥战事，至太和五年为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才自荆州入朝，西屯长安，开始迎击诸葛亮。这期间不可能有“武侯弹琴退仲达”之事发生。
第二，司马懿“都督雍凉”之前，在西线“讨亮”的是大将军曹真，他“都督关右”，命张郃等同蜀军交锋。到太和五年，曹真有病，司马懿才接替他督张郃等作战。宛城与西线相隔数千里，即或司马懿临时去与诸葛亮接战，也是不现实的。
第三，司马懿深通兵法，很有智谋，率领十五万大军，未经仔细观察，未采取任何试探性军事行动，竟被只有两千五百人的诸葛亮吓得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急忙往山路而退，白白放走了诸葛亮。这是与情理不通的。
这一“空城计”的故事，凸显了诸葛亮的机智勇敢，“神鬼莫测”，反衬了司马懿的胆小多疑。在双方的这次直接交锋中，司马懿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陈仓未失，郝昭未亡
《三国演义》第九十八回，“袭陈仓武侯取胜”的故事，其简要情节是：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曹魏时，听说陈仓守将郝昭病重，想乘机拿下陈仓，他为了“稳众人之心”，迷惑敌人，命魏延、姜维三日内做好准备，即便起行，然后命关兴、张苞，只推点军，暗中由汉中出兵，自己藏于军中，星夜倍道，出其不意赶到陈仓，使郝昭不能调兵。诸葛亮早已安排细作混入城中，当蜀军攻城时，他们在城内各门放火，城内大乱，魏兵惊疑，郝昭听知，惊骇而死，蜀军轻易攻入城中。魏延、姜维率军来到时，陈仓已被蜀军完全控制。二人惊服诸葛亮计策之神奇。曹叡得知“陈仓已失，郝昭已亡”的消息之后，“大惊”，忙调兵遣将与诸葛亮决战。
在历史上，存在着诸葛亮攻打陈仓、郝昭坚守的情况，但诸葛亮并未拿下陈仓，郝昭也没有死亡。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六年）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注引《魏略》：
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亮）使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之，昭于楼上应详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亮无计，救至，引退。诏嘉昭善守，赐爵列侯。……仍欲大用之。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关，围陈仓，陈仓已有备，亮不能克。亮使郝昭乡人靳详于城外遥说昭，昭于楼上应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详以昭语告亮，亮又使详重说昭，言“人兵不敌，空自破灭”。昭谓详曰：“前言已定矣，我识卿耳，箭不识也。”详乃去。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度东救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起云梯冲车以临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遮拦物）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曹真遣将军费耀等救之。……亮粮尽，引去。
上列历史资料清楚表明：
第一，诸葛亮是围攻陈仓，而不是攻取陈仓；是激战陈仓，而不是计袭陈仓。
第二，郝昭是坚守陈仓，而不是死于陈仓。正因为郝昭的昼夜坚守，使诸葛亮无计可施，不得不引退，魏明帝才嘉奖他善于守卫，还要“大用之”。
《三国演义》的作者所以设计“陈仓已失，郝昭已亡”的情节，无非是为了展现诸葛亮高超的计谋。
另外，应该指出，历史上的关兴、张苞，这时已经去世，不可能随诸葛亮袭取陈仓。
无中生有的“一封信气死曹真”
《三国演义》第一百回写诸葛亮写信气死曹真的故事，其基本情节是：
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七月，魏明帝以曹真为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联手率领大军伐蜀，夺取汉中。大军来到陈仓，由于大雨连降三十日，只好退军。司马懿预料退军后，诸葛亮必趁机夺取祁山。曹真不信，二人打赌，各守一个谷口。曹真屯于祁山之西的斜谷口，司马懿屯于祁山之东的箕谷口。由于曹真不信蜀兵来，以此怠慢，被诸葛亮设计，调兵遣将，劫了曹真的营寨，幸得司马懿来救，曹真得以逃脱。曹真“羞愧无地”，“气成疾病，卧床不起”。诸葛亮料曹真病重，便写一封信让放回的魏兵带去。信中讥讽曹真是屡败将军，“无学后辈”，“助篡国之反贼”，“无面见关中之父老，何颜入相府之厅堂”等。曹真看罢，“恨气填胸”，至晚死于军中。
这一情节，纯属虚构。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魏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秋七月，武宣卞后袝葬于高陵。诏大司马曹真、大将军司马宣王（司马懿）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汉水溢，诏真等班师。……三月，大司马曹真薨。
《三国志·魏书·曹真传》：
（太和四年）真当发西讨，帝亲临送。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泝汉水，当会南郑（汉中郡治所）。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真病还洛阳，帝自幸（驾临）其第省疾。真薨，谥曰元侯。
《晋书·宣帝纪》：
（太和）四年，（司马懿）迁大将军，……与曹真伐蜀，帝（司马懿）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水）而上，……遇雨，班师。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建兴）八年（公元230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丞相亮待之于城固、赤陂，大雨道绝，真等皆还。
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第一，曹真是在太和五年病死于首都洛阳，而不是在太和四年被气死于前线军营。诸葛亮一封信气死曹真一事，纯系无中生有。
第二，司马懿和曹真这次伐蜀是兵分两路的，一个是由西城（今陕西安康西）溯汉水（沔水）西上，一个是由长安经子午谷（或斜谷）南下，以期会于南郑，中途由于连遭大雨而退军，魏蜀双方并未接战，不存在司马懿和曹真一起在祁山一线同诸葛亮较量之事。
第三，由于魏军这次伐蜀行动是集中在汉中东北方，所以诸葛亮才在南郑以东的成固、赤陂设防，并未主动出击。诸葛亮不可能在汉中西北方的祁山一线，夺取曹真营寨，使他“气成疾病”，又写信将其气死。
《三国演义》的作者之所以将这次伐蜀与诸葛亮对决的战场改在祁山一线，是为了给诸葛亮增加一次主动出祁山[2]，使其有更多表演才智的机会。按常理，一封信是不大可能气死人的，但《三国演义》作者设计诸葛亮是在曹真有了重病之后，给他写的羞辱信，添了一把火，才把他气死的，并不觉得突然，比较合情合理。
《三国演义》作者为了塑造诸葛亮智者形象，善于在“气”字上下功夫。早先的“三气”周瑜，之前的“口诛”王朗，这次的“笔伐”曹真，给诸葛亮添了不少光彩。
“火烧上方谷”是创意之作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三回“上方谷司马受困”，写司马懿在上方谷险些被诸葛亮施计烧死，其情节是：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晓得蜀军利于速战，按魏明帝“坚守勿战”的诏令，不与诸葛亮接战。诸葛亮便设计让司马懿上钩，他先在上方谷设伏，然后佯作在上方谷囤积许多粮草，并向司马懿示弱，让运粮的木牛、流马被魏兵抢获。司马懿见有机可乘，便引二子并中军护卫人马，杀奔上方谷来。魏延将司马懿引入谷中。懿忽见草房上尽是干柴，前面魏延已不见了。懿心疑，谓二子曰：“倘有兵截断谷口，如之奈何？”言未已，只听得喊声大震，山上一齐丢下火把来，烧断谷口。魏兵奔逃无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齐突出，草房内干柴都着，刮刮杂杂，火势冲天。司马懿惊得手足无措，乃下马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于此处矣！”正哭之间，忽然狂风大作，黑气漫空，一声霹雳响处，骤雨倾盆。满谷之火，尽皆浇灭；地雷不震，火器无功。司马懿引兵奋力冲杀……归渭南大寨。
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
《晋书·宣帝纪》：
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亮又率众十余万出斜谷，垒于郿之渭水南原。……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司马懿）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
《三国志·魏书·诸葛亮传》：
（蜀建兴）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
《三国志·魏书·明帝纪》：
（青龙二年）夏四月，大疫。……是月，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
《资治通鉴》卷七十二：
（青龙二年）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夏，四月，大疫。……诸葛亮至郿，军于渭水之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拒之……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
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明确：
第一，在诸葛亮最后这次北伐中，没有司马懿在上方谷被困的记载。如果有，有关史书的传记不能不有所反映，特别是在诸葛亮的本传中，只字未见。
第二，司马懿很清楚西蜀军队利在急战，因此，他“本无战情”，加上魏明帝的节制，他不可能改变“坚壁拒守，以挫其锋”的方针，而主动出击上方谷。
第三，诸葛亮于公元234年二月出兵北伐，四月屯驻于渭南，八月病死于军中。在前线与司马懿相拒的时间，为四个月左右，大体与“相持百余日”“相守百余日”吻合。这期间不存在双方的接战，当然也就没有“火烧上方谷”之事了。
“火烧上方谷”故事，是在贬低司马懿，抬高诸葛亮。
《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塑造诸葛亮的智者形象，更善于在“火”字上下功夫，早期的“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后来的“火烧赤壁”“火烧藤甲兵”，现在的“火烧上方谷”，给诸葛亮脸上贴了不少金。
“死诸葛走生仲达”真相
《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见木像魏都督丧胆”，写“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其基本情节是：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去世前，遗计对蜀军撤退作了细密安排，他先嘱死后不要发丧，设法使将星不坠，他在用阴魂镇住将星，司马懿惊疑，不会立即追赶。又嘱当司马懿来追时，将先已雕好的自己的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大小将士分列左右，司马懿见之必然惊走。诸葛亮死后，杨仪遵照执行。当司马懿见将星坠入蜀营后，以为诸葛亮刚死，想率大军追之，又怕其中有诈，迟疑不前。待探子回报蜀兵已尽退后，司马懿才自引大军快速追赶。接近蜀兵时，忽然一声炮响，喊声大震。只见蜀兵俱回旗返鼓，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上书一行大字曰：“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懿大惊失色。定睛看时，只见中军数十员上将，拥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孔明：纶巾羽扇，鹤氅皂绦。懿大惊曰：“孔明尚在！吾轻入重地，堕其计矣！”急勒回马便走。背后姜维大叫：“贼将休走！你中了我丞相之计也！”魏兵魂飞魄散，弃甲丢盔，抛戈撇戟，各逃性命，自相践踏，死者无数。司马懿奔走了五十余里，背后两员魏将赶上，扯住马嚼环叫曰：“都督勿惊。”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二将曰：“都督休怕，蜀兵去远了。”懿与二将寻小路奔回本寨。……过了两日，乡民奔告曰：“蜀兵退入谷中之时，哀声震地，军中扬起白旗：孔明果然死了。……前日车上之孔明，乃木人也。”懿叹曰：“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因此，蜀中人谚曰：“死诸葛能走生仲达。”
这一故事有实有虚。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杨仪等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宣王之退也，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晋书·宣帝纪》：
会亮病卒，诸将烧营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长史杨仪反旗鸣鼓，若将拒帝者。帝以穷寇不之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时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帝闻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从这些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第一，诸葛亮在死前确实做了退军安排，主要是“退军节度”，根本没有设法镇住将星[3]和用木像吓司马懿的遗计。
第二，“死诸葛走生仲达”之事是存在的，是杨仪等“反旗鸣鼓，若将向懿”，将司马懿吓退的，并没有用推出诸葛亮木像来骗司马懿这种事。
第三，魏军在追赶蜀军过程中，并未遭受重创，“死者无数”。更不存在司马懿被吓得蒙头转向，摸着自己脑袋说“我有头否？”这样的情节。
这一故事，写得精彩生动，展现了诸葛亮超人的智谋。诸葛亮不仅生前与司马懿的较量占据上风，死后还让司马懿惊吓得魂飞魄散，一逃了之。《三国演义》的作者在这里为塑造诸葛亮的艺术形象，画上了完善的句号。
看到这里，读者一定有疑问，《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有如此众多的历史虚构之处，那诸葛亮还算是一位很有智谋的人物吗？还算是一位军事家吗？这要从大处着眼，多方面考虑。
第一，诸葛亮的智谋主要表现在战略策略及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如“隆中对”是刘备集团发展的战略规划，三分鼎立的设想已经实现。“联孙抗曹”的外交方针，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使西蜀的统治得以稳定。心战兵战相结合的策略，使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相对安定。第一次北伐后的“以攻为守”的战略策略，使蜀汉没有丧失一块土地。这些足以表明诸葛亮是一位拥有高超智谋的谋略家。
第二，诸葛亮的智谋主要表现在治国理政方面。在治理西蜀的过程中，诸葛亮厉行法治，赏罚分明，法教结合，法德并用，国事贵和，平衡关系，注意解决主客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任人唯贤，德才并举，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务农殖谷，发展生产，注意节俭，对少数民族采取“和抚”政策，稳定了内部，使蜀汉的力量迅速恢复和壮大起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比较缓和。这一系列事实说明，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贤相”。
第三，诸葛亮军事智谋主要表现在治军有素、精通兵法方面。他依法治军，科教严明，强调军纪，注意对军队的训练，大大地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因此，蜀汉军队的纪律比较严明，技艺比较熟练，作战比较勇敢。他精通兵法，讲究指挥艺术，讲究计谋，作“八阵图”，对阵法有独创性的发展和运用。他改进的新式武器（连弩）和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可以说是在古代军事科技方面做出了成就。尤其是连弩，曾得到机械制造家马钧的称赞。诸葛亮也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军事家。
总之，《三国演义》把诸葛亮的智者形象夸大了，甚至拔高到了“近妖”，这是作者塑造典型人物的艺术需要，不能以之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据。即或剔除《三国演义》中这些渲染、虚构的内容，诸葛亮的历史形象，依然是高大无比，光彩夺目的。[4]
注释
[1]假途灭虢，指春秋时，晋国向虞国借路去攻灭虢国，回来时乘机把虞国给灭掉了。
[2]在历史上，诸葛亮从公元228年到234年这七年间，共进行五次北伐，通常称之为“五出祁山”，其实真正兵出祁山只有两次。《三国演义》则写的是“六出祁山”，把这一次给算上了。
[3]《三国演义》的作者在书中用封建迷信把诸葛亮“神化”“妖化”了。如战赤壁的“祭风”，出陇上的“装神”，五丈原的“禳星”，这次的“镇星”，都是荒唐的，不可信的。
[4]对诸葛亮的全面评价，详见拙著《正说诸葛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