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读书时，有一篇课文，好像是鲁迅写的关于对什么文章或书的跋。语文老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浓密的头发蓬乱地在头上盘根错节、纠缠交织在一起，好像极丰富的智慧在无约束地生长着。这位对汉语言颇有研究的学究型老师，在讲授鲁迅的那篇文章时，用了相当的时间向我们讲授了有关序与跋的问题。使我初步地了解了有关序和跋的一些知识。知道了序者，乃第次先后大小之意。在文章或书籍中，序主要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也可以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一般情况下序在前，跋在后。自那时起，我记住了书的最前面是要有一篇序的。序可以是编辑去作，也可以自己写，文人之间、朋友之间也可以相互作序。一些资深的学人，也常常为年轻的后生们写些肯定和赞扬的话作为序。那时，有学养的理论家、文学家、评论家，对年轻的后来者是抱着对事业的热情和责任，积极地负责任地予以赞扬和推荐的。后来，我逐步发现，序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与原本序的要求极大地不同了。同时，为书作序者也大都是所谓的“名人”。序演变为某种招牌和叫卖的声音。起初，我极为不解。我想不通，那些所谓的名人为什么要充当广告商的角色呢？慢慢的我才晓得，名人们也是有所求的。大多数作序的名人都是花了钱雇佣的。有良知的名人们对所要作序的著作，还是要大概翻一翻的。尽管序不用自己写，但起码的责任还是要负的。而大多数的名人们没功夫看著作的内容和序的内容，只答应挂名便是了。一时间名人作序成为时尚，沸沸扬扬，热闹非凡。不久，人们便明白了其中的秘密，看穿了名人作序的把戏。十是，名人作序贬值了，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如今又有了新的花样，名人们不再作序了，兴起了题写书名或题评语。这个时尚当前正在流行，也有了一些新鲜的感觉。题写书名者，不管自己会写不会写毛笔字，也不管写得好与不好，只要得了好处，也就写了。这就看到封面装帧挺不错的一本书，因了名人题写的歪七扭八的书名，显得不那么美观，而且略显寒碜了。题写评语者，大都写些与书的内容和作者毫不相干，模棱两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而且这些话必印在书皮醒目处，同样也是名人的手迹，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时下是市场经济的年代，无论干什么都要有点市场观念和商品意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任何事情做过了，做俗了，就没意思了，不但起不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消极影响。名人作序本来是一件好事，可以起到介绍和引导的作用。无论对出版业还是对读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序之所以需要，也是它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而被人们认同的，如果序背离了它原本的意义和作用，那么序的存在就显得累赘了。所以，在我的前一本书出版时，没有请名人作序。可是，没有序又不成。我有些为难。当时还想到了一个办法，让熟悉的朋友或同事写篇文章，印在前面代序，而这个想法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不得已，我写了篇《飞霞流云》的文章作为自序，散文诗歌集《顾盼人生》便出版了。后来，在出版《天籁水影》时，听了别人的建议，也合了时尚，由若冰请现代文学评论家雷达作了序。雷达的老家在天水三阳川，出于对故乡的情感，痛快地写了序，并对《天籁水影》的出版给予了关心和支持。
《清风拂尘》这本散文集也曾想请名人作序，但由于种种顾虑耽误了时间，没来得及。在开始整理这本集子时，有亲朋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目前我工作很忙，整理这些文章熬心费神，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担心累坏了身体，影响了工作。同时认为，我已经在出过的书里说了那么多的话，现在再出书人家会反感的，劝我不要再出这本书了。说：“没必要再出了，现在谁还看书呢！”这话对我有了些影响，我对出版《清风拂尘》这本书心存疑虑，犹豫不决。有一件事，几乎使我打消了出版《清风拂尘》的想法。去年初秋，有机会出差到湖南的某个城市，在经过韶山时，我们特意去韶山冲瞻仰了毛泽东主席的故居。那天的韶山冲天高云淡，秋风爽人，飘浮的空气中夹带着湿润，亮白色的阳光透过云层，照耀着青翠的山峦和褐黄色的稻田，稻田里竖立着艳红色的巨幅标语牌，两米见方的金黄色大字写着庄重的话语：“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沿滴水洞和故居的路旁，门店鳞次栉比，张灯结彩。门店口、门店里摆放的电视机，反复播放着伟人毛泽东的录像片，东方红乐曲和高呼万岁的欢呼声荡漾在湿润的天空，韶山冲被这种声音沸腾。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簇拥在韶山冲的每一个角落。人们沉浸在往昔的激动和崇拜之中，我们也被这样的氖围所感染，争先恐后地购买毛主席像章等纪念品。这时，有人问我：“买不买录像光盘？”因家里早已买有珍藏版，所以迟疑未答。片刻，那人激动地说：“你对毛主席还有感情吗？我读过你的书，写得全是六零年和文化大革命时的苦难。”平时我不太注意别人的话语，也不善于察言观色，是一个小在乎别人窃窃私语的人，但这话却使我震惊，甚至有点毛骨悚然。我有了时光逆转的感觉。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人们已经逐步地从“左”的思想窒息中解放了出米，如今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使我无法想象的是，那些盲目的“左”的意识，如潜伏在血液中的癌细胞，在适合的时候仍然会滋生和蔓延。看来“文化大革命”人整人的做派和“左”的思想，还没有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清除，尤其有那么一些人还擅长于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这对我是个不小的刺激，我想到了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和文字狱，想到了当代一些人因文字或言论被打为“右派”或“反革命”的悲惨命运。我岳父文静山，是1937年的中共地下党员，1959年，因耿直的言行遭人陷害，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遣送夹边沟干部劳教农场迫害致死，年仅36岁。这是一个多么惨重的代价！想到这些，使我对出版《清风拂尘》这本书更加犹豫了。
2003年严冬，在首都国际机场国内出发大厅里，人们急匆匆地拥到办理登机手续的各个窗口前，同事也去办理登机手续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乳白色的钢构架大厅像穹庐一样笼罩于高空，置身于这样凛然的建筑之中，人显得十分弱小，我茫然地四处张望着。有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腋下夹着一个黑色的小皮包，似不经意地从我面前走过时，瞅着我说：“你这个人性格太直，但心太软。”一种本能的对陌生人戒备的心理，使我迅速地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装作没听见的样了，不理睬他。那人迅即从黑色的小皮包里取出一张名片朝着我指点着解释：“我是北京某处的大师，是来机场接我师傅，九华山来的高人。你看看这是我的地址、电话号码、传真、网址，我不是骗你的。”我仍然不理睬他。那人匆匆收起名片，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对我说：“你这人面相好，鼻若悬胆，目光清澈，有凛然之气，是一个能干成事的人。但你没有背景和后台，干事是很艰难的，别人出一分力可以腾达，你得苦干。你要提防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在害你。真的！你是个好人，能容下人，就是心太软了，该争的时候不去争！”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很古怪。那人不知所措，痴痴地瞅着我。这时，同事拿着登机卡走了过来，我们便匆匆地走开了。那人追着我们，仍喋喋不休。
坐在机舱里属于我的那个座位上，透过舷窗看见空旷的蓝天，飞机翅膀下若小的山峦，如沙盘似的城市和如蚁的人群，我感到了无垠，感到了浩渺和苍茫，感到了人的渺小，感到了人类的孤独和无助，忽然有了悲天悯人的情绪。谁能够预知未来呢？我们无法知道！如果真有通天晓地的大师，人类还需要苦苦地奋斗吗？于是我坦然地闭上了双眼，默默地想，既然我们无法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又何必为心怀叵测的人所说的话而忧虑呢？既然没有背景和后台凡事必须自己去努力，又何必找名人为自己的书作序呢？在湛蓝的天空中，在茫茫无际的天宇，在如丝如絮的白云间，我有了某种超然的感觉，有了一些别样的情怀，有了回归自然的某种渴望。就在那一瞬间，我对出版《清风拂尘》这本书有了新的思考。我断然地想，既然文字的东西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给人带来麻烦甚至不幸，那就不要因此而连累别的人。况且，我又何必使了手段为求别人而自寻烦恼呢？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时尚和时髦这东西，看重了，就有了渴求。不把它当回事，也没什么。也许跑在时尚最前面的那些人，某一天忽然发现反倒是最后面的。我追不r时尚也就不追了，免得弄出东施效颦的笑话。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和顾虑，也在犹豫中耽搁了一些时间。所以，名人作序的事也就没弄成。于是，只好自己写了这篇似序非序的文章放在前面，全当是自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