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一种动物的休眠现象。蛇、熊、青蛙等等，为了躲避冬天的严寒与饥饿，在秋天积聚充足的养分长足了肥膘之后，便钻进洞穴石缝或树洞中，进入睡眠状态。因为休眠中呼吸减弱，新陈代谢减缓或基本抑制，故这些动物可以不吃不喝，靠储存于体内的养分维持生命，直到气候适宜、食物充足时才出来活动，“重归”大自然。
自然界中还有一种植物的休眠，其机理不是因寒冷所致，而是对炎热以及酷暑的反应。盛夏时节，当气温升高到一定程度后，某些植物诸如小麦、花卉、树木等，便产生暂时性生长抑制，进入休眠状态。待到气温有所下降时，这些植物才能重新开始生长。
自然界真是神奇，但并非神奇无比。自然界动植物的休眠，对冷热适度的重要性做了生动诠释，但真正能对此机理做深刻诠释与剖析的，却是人类社会中的“冷热休眠”。
时势造英雄。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较为清明，学界自由度大，因此产生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众多的学术流派，各派互相切磋，互相辩驳，“百家争鸣”，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思想、伦理思想及政治思想的繁荣与发展。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最值得人们称道的时期。与此时期相对应，便有一个“文字狱”达到极盛的清代。清朝皇帝以整理古籍为名，大行删削销毁对其不利的文字之实，并且捕风捉影，动辄陷思想家文学家以缧绁。此时的政治，比之春秋时期，便是严酷的冬天，思想家要么压根儿就无法出现，要么即便出现了，也只能学狗熊样“冬眠”。有清一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凋敝时期。与其说埋头古纸堆繁琐至极的考据学是清代政治的装饰，倒不如说是其黑暗与耻辱的标志。
现代史上，从1957年的推行“阳谋”反右扩大化，到“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政治的“寒潮”席卷中华大地，思想家有的在本行业的意义上“消失”了，去改事他业；有的虽仍有思想家的名号，但从事的却是比乾嘉学派等而下之的注解与诠释。谓其等而下之，因为乾嘉学派虽与经世致用有距离，但其考据本身是真诚的科学的，而此时所谓的思想家有时自觉不自觉地搞颠倒黑白那一套。最惨的，要数那些本来可以在思想界文化界脱颖而出但却被“冻”僵于“胚芽”状态的几代“苗子”。
以上情况，均可视为政治寒冷中的“社会休眠”，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政治高热下也有“社会休眠”。比如近年来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时，将一些知识分子捧过了头，让其疏离专业，去从事力不能及的领导工作。其结果工作受到影响，其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地位和声望也渐次失去，令人殊为惋惜。王蒙与莫伸的遭际，大概即属此例。这是一种高热中的专业“休眠”与抑制现象。
纵观历史，横观列国，不论动物还是植物，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均有对于过冷过热现象的条件反射，有两种对立前提下的共同结果，即“休眠”。对此，人类应当有所警觉，并在社会生活中予以避免。
（载《宁夏宣传》1993年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