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治炜
开 篇
千里岷江从川、甘交界的宝顶山上大积雪融化下来，逶迤向南，沿着远古羌人所居的松潘、茂县、汶川流到灌县的宝瓶口，被李冰父子设计的飞沙堰一分为洪枯自调的内、外河，而有水旱由人的天府，乡土作家从小就生活在这片黑油油的沃土上。母亲河又向南，过苏东坡老家眉山、穿李太白《峨眉山月歌》中吟唱的平羌小三峡，在大佛脚下，与青衣江、大渡河合一，当地人称铜河的急流汇合，造就了一块风水地嘉定。而由李劼人发起、倾半生心血经营的嘉乐纸厂，就坐落在乐山的上游，外号“王浩儿”的岷江河畔之上。
中华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国人首先看到的就是洋枪和鸦片，前者代表武力，后者它其实也泛指经西方工业文明生产出来的近代商品：从香水、袜子到火车、轮船……将要充斥神州这个自给自足的市场 ，这才是使古老帝国不得不变法图新的根本东西。这其中的报纸争先传递着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信息，其影响较之其他商品更为巨大，赶上那个时代的弄潮儿，李劼人首先就活跃在新闻、报业之中：当编辑、做记者；笔名老懒、吐鲁、云云；办《晨钟报》《娱闲录》《群报》《川报》；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而各种信息、知识也通过报纸进入他的脑壳，开了眼界。加之又别母离妻赴法四年半，虽说除了勇气，也为了生存，但语言、文学、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西洋镜”，自然也看、也听了许许多多。挨到33岁归来，虽自云“精赤条条”，但城府之中自是有了个谱：主攻文学，再选一实业、办成一事（所谓“阴功”）、养好一家，就是必然的了。因报而结缘于纸，顺理成章，这与合川的卢作孚因行而结缘于船，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说起纸，岂不是老祖宗的四大发明之一么？其他如碳粉、硝盐混成的黑火药和有机化学出来的硝胺、雷汞可不是一码事，而罗盘、雷达的定位，也和一根简单的指南磁针不可同日而语，唯有这活字印刷、造纸，还真无本质的不同。单说这纸，就是要把植物（竹、木、棉、麻……）纤维粉碎捣烂成浆，铺平、压干就成。可惜传统方法全是人工，好坏全靠手艺，产量又低，所以，虽有日本人也要来偷的国宝——“宣纸”，因原料、工艺一时没法之外，那白白生生、又多又贱的洋机器纸，也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冲了进来，发明虽早，固步自封而令国人汗颜。而纸之对于日常生活又太无所不在了，报章、杂志，读书、写字、包扎、卫生……简直就像粟、黍、布、帛一样，成了老百姓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发起机器造纸也是情理之中的了，又或多或少带着“一雪国耻”的味道。
回 忆
但凡乐山的老人都还记得，每当晌午，随着一声巨响，就像拉警报似的哨叫声就响彻云霄，空气中即会传来一股碱臭味。小娃儿就会说：嘉乐纸厂又放屁了。接着，通过厂门前穿过马路的地下水道，深褐色的漂洗水带着碱味、氯气味也就哗哗地流向街边的岷江里，涨水时还不要紧，水大流急稀释得快，要碰上枯水天，那就有点惨。上有嘉乐纸厂、中有华新丝厂、下有嘉裕碱厂，排出的废水都差不多，整个沿河“半边街”居民要吃的水，就像刚熬过头道的中药一样发黑、发苦，于是人们只好搭起一个个的石礅，肩上挑起扁担、水桶，像扭秧歌似的到河心去“瓦”水吃。
说起嘉乐纸厂，在乐山也小有名气，一是它又响又臭的声息，宣告着它的存在，二是因为它的纸，牵涉千家万户的孩子，印书要纸、作业要纸，有了平整光滑的机制纸，那原本千年传统、一成不变、也曾盛极一时的夹江土纸，虽今有轻工部的造纸博物馆为证，也只好甘拜下风，退居如厕，做擦屁股的毛边黄草纸了。
这个厂也有点怪，门口一块大牌子——嘉乐制纸股份有限公司。何谓股份有限？当时也不大明白，直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才知它是以有限资产作抵押的多个投资人所有、而聘任英才管理经营的现代企业制度。嘉乐制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有军阀、地主，也有商人、市民。入股就是投资，通过分红、赠股得利。而公司既能赚钱、盈利，也会折本、破产，无时不在逆水行舟的竞争之中，要发财全靠上下同人齐心合力奋斗。嘉乐纸厂从创办到中兴再到衰落的历史，就是川人办实业的一部活教材。
这厂啥样子？一进工厂大门，左边传达室，旁站唯一一名腰挎盒子枪的厂警，其余好大一片黄灿灿地都是草料场，排队卖草的农夫、翻晒择草的女工、扬高砌堆的苦力都在为那像山一样的谷草堆忙碌。右边布告牌，上面随时更新着各种公示消息，旁边一个小花园，种着四时花草，花园右侧赫然就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办公楼，楼右又隔个小花园，顺着排下去就是改名“怀仲”以纪念老厂长的大礼堂。以它俩为界，与街面之间的狭长地带（广告牌后)，依次排着理发室、干部食堂、一个花圃。再回过头来，隔着三五十码的大路，正对着大门的就是高大的主厂房了，里面安装两台较新式的造纸机，它的右边挨着两层的锅炉间，里面支着一个直径三四米，用钢板铆接而成的大蒸锅，昼夜不停地旋转着，它一旦停下来，倒出刚用碱、水蒸熟的草浆一刻，就是全乐山城都要闻臭屁的倒霉之时了。锅炉间旁自然有个大烟囱，接下去是一大片水汪汪的贮水池。而厂房与办公楼、礼堂之间的空地，则开了个篮球场，建了个高矗的水塔。这就是占地四分之三的新厂区。而它的右侧就是老厂，也安装着一台较老式的造纸机及配套的类似设备，无非像个老人，蜷着身子，旧些、小些，瘦些罢了。整个厂区像个长方形，占地总有三五十亩。无论新、老两个厂门都在一条人称“徐家碥”的直街上，毗临岷江，分别记忆着这厂的两段历史。而今一个气宇轩昂，只供人员、原料、设备的进出，另一个悄无声息，专供出纸、下码头、装船，上拉纤走省城，下摇橹轻舟飞渝州罢了。这一大片厂区自然是李劼人和王怀仲等“开厂元勋”们的心血。
乐山自古是产纸地方，但用除了喂牛就是烧灶的稻草做机制纸，却算嘉乐纸厂的首创：人力成本低，水路运输便，又不要污染川西坝上贵如金的黑土地，又不得罪怕响怕臭的成都人，要大量用水、排污……在选址上，开创者自是动了一番脑筋才选中这块风水地。但在川中未免僻居一隅。任何实业，市场第一，故而要把总公司设在成都，所谓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也。而这也对李劼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结交各界人物提供了便宜，故也是其长期坚持在嘉乐纸厂做事的一个原因。总公司就是司令部，董事长、总经理坐镇，靠着信息、财务、各种报表，指挥着整个公司的运作。纸厂真正二次创业，已是抗战事起，经济西移，重庆成了陪都的时候了。再设立重庆分公司专管采购、销售也就顺理成章。但这架构却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为其他公司所无，不但笼罩着蜀地，通过长江还联着下游各省：宁、沪、苏、杭，甚至它所用的粉碎草浆的刀片都可从美国经太平洋运来，这种开放的眼光，一分为三的布局，不是喝过点洋墨水的脑壳咋个想得出来？运行的成本也并不高，三地之间无非信件、函电、报表、规章，全是软件。成都、重庆的办公场所非租即借，轻易不置地产，办事人员少而精干，并无一个闲人，不然，咋个和洋纸竞争？作为实体的乐山纸厂，当然人多、事多，但却不给人权、财权，只要有个可靠的人管着，一般就出不了啥大问题。普通职工连总公司门朝哪开都不晓得，只管埋头生产，可见从小以“精”著称的“精公”，办起实业来又是何等的精明。
公司的管理，虽然人、财、物大权在握，但这可操碎了李劼人的心。先说说人。“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古训他可深明其理，机电、化工两大专业没有人才和技术自是转不起来，总工、工程师、技术员一条线，重设计、管改造、提高品质；股长、班长、领班又是一条线，重操作、凭经验、保证运行。这些技术人员中的骨干，无一不是亲觅亲任，尤其是要关火的总工程师，真是做到了“礼贤下士、三顾茅庐”。就算一个股长、领班，也是耳熟能详，脾气、性格都摸得准，这从近年来发现的大量“李劼人书信”中，对纸厂“中兴重臣”梁彬文、陈晓岚的功过评说、又或邀强华铁厂张华来当厂长动的心思就可以佐证。技术员工在公司都有额外津贴，额外多拿一点，才能尽心尽力、努力生产。大礼堂白天是会议所，晚上又是培训年轻工人的学堂，逢年过节还成了娱乐演出的剧场。碰上李董事长来视察，他就住在礼堂舞台上的二楼客房里，谈工作、反映情况的职工络驿不绝于途，于是耳提面命，授以机宜。既认多了熟人，又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再说钱财。资金的运筹，成本、利润的分配，俗话说油、盐、酱、醋、茶，天天都要开支，来往账目，不一清二楚怎么得行？虽有会计，但李劼人天生就精于此道，你去看看他记的家庭开支流水“豆芽”账，之细、之繁，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又在书信、小说中谈及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时的精、准，就知道账务上谁也麻不了他；你从纸厂多次因资金不敷关门，他扼腕叹息，捶胸顿足，又或常常因红利分配在董事会上和大股东争得面红耳赤，就知道这个财权伤了他多少脑筋。说到物权，单说这采购，都集中在公司，并不下放，别的不说，就说这机器造纸，有三大耗材：刀片（粉碎草浆）、铜网（浆成形纸）、毛毯（吸干熨平）须臾不能离，断了就停摆。乐山一个紧急电报，他就“鸡飞狗跳”，如未解决，他就“如坐针毡”，更不说1947年后的通胀，急得我们这位“书生”，血压不高才怪！平时，厂长、经理指挥着各个科室，算账、造表、采购、报销……几百人的工厂，事情多如牛毛……整个生产流程：从拉板车把择好的稻草运到锅炉间前、通过一个45度的梭梭板用手轱轳绞拉上楼，和着水、烧碱倒入蒸锅起，到烘干的机制纸从转筒上昼夜不停地卷着出来，再交给成品部门，用切纸机按尺寸切好，4个彪形大汉操作一台木制打包机，人站上去使劲用脚踩杠杆，把纸100公斤一捆地打成包为止，大约要4个钟头。从头到尾，机、电、土、木、石各个工种，就连开水炉、洗澡间、厨房，各色人们都互相衔接、配合着一丝不乱，上班有号牌考勤，领东西物料组开单，各岗位都有工人在操作，原料在流，机器在转，手在动，脚在踩……一派生机勃勃之象。这井然有序的日常生产，倒不用董事长操多少心，有个实在管事的厂长、经理就行，但其灵魂靠的是李劼人亲自起草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或三条，或五款，文笔自不消说，又通顺、又好学、又好记。但话说回来，办造纸不比搞运输来得快，每一道工序，都是硬骨头，马虎不得，而缺文化的农民工，不千锤百炼，也造不出好纸。
再说说工厂内部的劳资关系。先说生活福利待遇。凡纸厂职工皆居有定所，虽散落各处，或租民房，或修宿舍，但都有个家，上下班不过步行一二十分钟；生了病找关爷庙药铺老中医(兼厂医)，打摆子、拉肚子，两服中药喝下去，都管得了事；生活有津贴，其中有个米贴（人人有份）是发实物，秋收后，纸厂就开始屯米，来年青黄不接涨价时，工薪不减米照发，自又省了各家一笔不小的开支；加班计酬还有夜宵，特别困难户还发实物券；民以食为天，要人干活让人吃饱；连娃儿念书都可免费，到公司全额资助的私立兑阳小学去读；下班累了的年轻人，到球场转转，或打或看，图个热闹，头发、胡子长了的，去理发室凭票请刀儿匠剃个光头、刮刮胡子也不要钱……各项工薪福利的总和，竟比得上五通桥从南京迁来的侯德榜的永利大碱厂，这样的厂哪个不想去呢？再说整个厂区，干干净净，秩序井然，听不到老板粗暴的斥骂，看不到侮辱人格的处罚，更不说打架、斗殴，怠活、罢工了，好像一家人一样，各人干着各人的活。生产上的事有班会，职工会大家都可发言，有啥意见就提，日精其技，而又连成一体，互相配合，让那纸昼夜不停地从机器上流出来。财务不做假账，股东虽然控着股，但职工也有股票，无论多少一样分红。这个“劳资和谐，两利双赢”原则，却是李董事长在股董会上和出大钱办厂的资本家屡有争执，而坚持不变的办厂总方针。救世济民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实业救国的梦想，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和实践。到了年底，你看，拿着双薪、分着红、领着米，面露喜色的职工，厂里还总要杀几条猪，摆几十桌，吃九大碗，喝老烧酒，猜拳喝令，其乐好不融融。
以上所说，当然是指抗战胜利前后，纸厂中兴、产销两旺时的景象，但其早期、暮年或品质、资金，或设备、市场坎坷之时，自然是同舟共济，减薪扣饷，一片萧瑟，连李劼人也折腾得骨断筋折，腰酸背痛。那么，为啥要办实业呢？这与环境、性格、命运也有干系。
办实业的缘由
自从1905年15岁上丧父，从江西风雨飘摇回到成都，作为家中唯一男丁的李劼人，心中的阴影首先是这个家。受诗书传家的儒家影响，他只好先把书读起来，到1912年在成都府联合中学毕业，因家境穷困不能到外地升学，如何成家立业自是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从此试做过县衙小吏，写过白话小说，当过报纸主笔、编辑，虽小有生计来源，恐怕也只能勉强糊口。到五四前夜，中国社会已处于新旧交替的风云剧变之中，辛亥革命成了过眼烟云，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列强瓜分。作为时代的热血青年，在新思潮、报界早已闪烁着身影，从《川报》的总编到“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书记，明明已走到职业革命家门坎边的李劼人，为何又没有踏进门去呢？窃以为他还在思考。及至为了求索而力排亲议，只身到了法国，关于学理和主义的争论，左、右两边更是激烈，但他大部分时间却在蒙北烈读书，补外语、习文学、写通讯兼挣点稿费，颇少争论国是，要知道那已是苏俄革命三年之后了啊！他自云：“对事呢？我却不敢妄论，义士仁人尽可以做，不为同学牺牲，在个性上来说，也有道理，我的私心，像这无结果的牺牲，总在未当处……”可见他对暴力革命的最终结果，多少还存有一些疑问，毕竟他对王朝更迭的中国历史，较之激进者多着一分了解，总是翻来覆去轮回；对西方近代史也有所涉猎，人家似乎不大主张。而在回国前“少年中国”的终身问答卷上，填的倒是：“欲研究之学术，社会学。欲研究之事业，公民教育、道路、建筑。欲维持生活之方法，劳工。”可见，李氏的追求仍是以大众的生活为根本，而信仰重在改造现实的民主主义，属于温和的一派。西方文明嘛，已经耳闻目睹，未来的东方呢，谁也没有把握，当然，从性格上说，也还是有摸着石头过河，闯劲虽有，总以不冒大风险为宜的影响。于是，我们终于理解，赴法的1500多名莘莘学子中，何以左、右两派都是少数，而大部分人，都走的是实业救国的民主主义道路，这和到扶桑、法国求学的少数激进学子的选择自有不同。又一个7年后的1926年3月，他终于坐船来到乐山，开始了嘉乐纸厂这半生的征程。所以，虽自嘲“心血来潮”恐怕也非一年半载的了，实话实说，从1924年法国回来到1949年这二十五六年间，大多时候，李劼人的精力在实业，他家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嘉乐纸厂的工薪、津贴、红利。至于写作，是其学业、爱好，至于写书、投稿的收入，大概就是修菱角堰这个“窝窝”和买点字画，做些好事的财源了。
对 比
说到办实业，对照一下重庆的卢作孚，也许更多一点对李劼人人生轨迹的了解。小其一岁半的卢作孚，父辈已小有家业，丁口众多，到1912年两人都中学毕业而出外升学未果，到1919年之间都在成都《群报》《川报》当编辑，站在时代潮头，忧国、忧民、忧身，同年都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对挚友老乡，好像川地实业界一对双胞胎，入道也一前一后。当李从法国归来，卢还在成都办通俗教育馆、当《川报》主编。当大革命时，卢的老乡同学恽代英约卢去广州，卢也未去。而到了1925年，卢响应了李的纸厂梦后，自己却去了合川，办起了航运和电灯厂，此后两人都一头扎了进去。但我们不能不佩服卢的调查研究和市场眼光，他起家的川江航运，买条船就可开张、赚钱；而李起家的造纸，工艺复杂，那是每一步都要啃的硬骨头啊。说穿了，李先期投入调查的精力并不多，不是想当然就是急就章，耍笔杆子比卢强，耍秤杆子就弗如，钱都花光了，质量还是不过关，筋断骨折也没戏。这才有1929年“兵败”乐山，暂离嘉乐。回到川大执鞭又赌气辞职，开起“小雅”养家糊口来。而卢却顺风顺水把个民生公司办出声色，这才可解释为何1933年6月在卢邀请之下，李又会离开成都的嘉乐制纸公司，举家迁到重庆，干起民生机器厂的厂长来。按说，在重庆修复“万流轮”也不简单，既费了力，也有了成绩，但为何两年后又举家回到成都呢？想要把以修理为主的船舶机器厂，办成造抽水机、木碳汽车的制造厂，未免又太天真了一点，这才和股东意见不合愤而离去，其背后恐怕也少不了对成都田园生活的依恋和对山城出门就要坐滑杆、抬轿子的厌烦。幸好，李劼人多才多艺，还有一门看家吃饭本事，于是不久之后，二十几天一部《死水微澜》，接踵的《暴风雨前》《大波》也一挥而就……此后，西安事变、卢沟桥枪声，全面抗战爆发，大事迭起，虽投身文艺抗敌协会，借着躲日机轰炸的机会，终于经营出自己的巢穴——几间茅屋的“菱窠”来，可见衣食住行，如同黍、粟、布、帛，始终是其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到了1939年，江南失陷，内纸奇缺，王怀仲被日本飞机炸死，群龙无首之际，创作的灵感已开花结果，李劼人才又回到纸厂的二次创业中来。关于这后十年，有1948年初写给好友陈晓岚的亲笔长信，如何中兴？为何衰落？亲口述来，一清二楚，其中的喜悲哀乐，跌宕起伏，呕心沥血，绘声绘影。但无论如何从1941年起，产销两旺，声誉鹊起，总算过了好几年舒心的日子，成就了平生夙愿；而卢作孚虽抗战大撤退中立了大功，“民生”鼎盛，但1948年后，也都开始走下坡路。两个伏枥老骥，一个还想大办航运，造船买船；一个还想全盘电气化、办碱厂，到处找人。都想挽企业的狂澜于既倒，不甘心平生事业化烟云，但境遇全非，物换星移，事不由人。1949年兵慌马乱自不必说，1950年一个在香港为债发愁，一个已任成都副市长，“民生”“嘉乐”这两匹老马都已裹足不前，军代表、新制度进厂，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五反”，将要没收的官僚资本，两个摇摇欲坠的老厂，两个精疲力尽的老人……都只好把公司送给政府，“公私合营”了事。但两人的结局却不相同，同时同道，都迎来“解放”的曙光，却一个过早离开人世，一个在度饥荒中病死善终。如今，一个屹立在重庆北碚的高坡上—— 一个以卢作孚命名的纪念公园里，一个长眠在成都磨盘山的陵园中，而李劼人倾其心血的“菱窠”也成为川中少有的故居博物馆了。殊途同归，一任人们四时凭吊……命运之神啊，真有点不可捉摸！这对实业界的双胞胎，一个朴实无华，一个浪漫倜傥；一个讲穿，一个爱吃；一个风风火火，一个慢慢腾腾。从他俩的眼神和皮肤的白嫩上就晓得，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成都。一个迎接着工业文明的紧张，一个沉迷在田园生活的闲适中。文化底蕴终究有所差异。
结 语
2007年的《李劼人研究》中发表了郭志强君2001年去乐山搜集嘉乐纸厂资料的始末，那时这个70来年的老厂早已破产关门了，几经周折抢救出来的宝贝资料，似乎也缺专人整理，笔者有幸，偶有所闻，儿时印象，于是漫说开来，也算是对九泉之下的表伯诞辰120周年的纪念。
随着资料的发掘，易艾迪君珍藏的李劼人《说说嘉乐纸厂的来踪》一文也要面世，这是从民生机器厂举家又回到成都的1935年底，其对嘉乐纸厂头十年创业史的亲口回述，真实、生动、珍贵、感人，作为始作俑者，虽然十年过去，摸爬滚打，历尽坎坷，但登高一呼，以求一振的殷殷之情仍溢于字里行间。这以后，脍炙人口，流光溢彩的“大河三部曲”问世，为中国文坛开出一朵奇葩。那为啥后十年又一门心思地回到嘉乐纸厂去了呢？窃以为，文学当不了饭吃，卖文也许有碗“老米饭”，提着脑壳干革命，好像也不好当饭吃。这对生性好吃，讲究精致生活，追求安逸、舒适的表伯一家来说，是个现实的问题，舍不得实业，离不开根基，或许才是深处的原因。由于时代、资料的限制，个别评话不一定确切，不应苛求：“毕生奋斗是文学”？好像也有实业罢。“毕竟不是生意人，不会赚钱”？试看其给沈迪群的13封信，还真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赚钱有啥不好？也还真赚了点钱，无非自己吃外，还帮了朋友、亲戚，也周济了穷人、小贩。其实李劼人并不是职业的革命家，他的一生，还是国计民生的一生。至于“三、五”反中“不但没有查出他有贪污行为，竟补了点钱”？补钱是工资，那是1949年前后纸厂困难时，不少人都自动减了薪只吃饭欠的账。至于说到如今屡禁不止的贪污，那是国营单位，公权、私权混为一体，人性贪婪，监督不到位，私权对公权的一种侵犯。试问在纯粹的民营经济里，哪个董事长还去贪污？那不是自己吃自己身上的肉吗？说到此，这漫说也该闭嘴了，是耶？非耶？可茶余饭后供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