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海外贸易史的研究。
自从19世纪中期起，中国学者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时，主要侧重于文献整理和史地考证。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被大大拓宽。不少学者从经济史与国际贸易史的角度对海上丝绸进行了研究，例如陈翰笙的《最初中英茶市组织》（《北大社会科学季刊》1924年第1期），侯厚培的《五口通商以前我国国际贸易之概况》（《清华学报》1927年第1期）、《中国国际贸易小史》（1929年），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1928年），范师任的《中国丝业对外贸易之史的观察》（《社会杂志》1931年第2期），张德昌的《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第1期）、《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黄炎的《中英贸易略史》（1932年），时昭瀛的《近世泰西诸国直航来华之起原》（《武大社会科学季刊》1933年第1期），何建民的《十七、八世纪中国和西班牙及荷兰的贸易》（《中国经济》1933年第7期），黄菩生的《清代广东贸易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上之意义》（《岭南学报》1934年第4期），朱杰勤的《中国与阿拉伯人关系之研究》（《中山大学研究院史学专刊》1935年第1期），张锡纶的《十五六七世纪间中国在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的贸易》（《食货》1935年第7号），江应梁的《中世纪东西亚海道上的航船》（《新亚细亚》1936年第1期）、《阿拉伯海舶东来贸易与两宋国家经济的关系》（《新亚细亚》1936年第3期），张任侠的《中国丝业及其对外贸易之史的回顾》（《中国实业杂志》1936年第1期），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936年第5期），陈竺同的《汉魏以来海外输入奇香考》（《南洋研究》1936年第2期），白寿彝的《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禹贡》1937年第4期），张维华的《明季西班牙在吕宋与中国之关系》（《禹贡》1937年第8-9期），梁方仲的《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9年第2期），翦伯赞的《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1941年第63期），姚宝猷的《中国丝绢西传史》（1944年），苏乾英的《古代中国与南洋诸国通商考》（《南洋研究》1944年第2期），陈竺同的《南海航运在中印经济文化史上的考察》（《南洋研究》1944年第3期），韩振华的《唐代南洋贸易志》（《福建文化》1945年第3期），刘铭恕的《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5年第5卷上），胡寄馨的《宋代之福建对外贸易》（《社会科学》1945年第2-3期），《明代国人航海贸易考》（《社会科学》1946年第3-4期），项士元的《浙江历代之海外交通》（《胜流》1946年第8期开始登载），傅衣凌的《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1948年）。
在上述论著中，有两部著作尤其值得一提。一本是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武堉干被誉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创始人”，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中国国际贸易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问题的。全书将中国的国际贸易分为四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国国际贸易之启蒙期”（自汉初至隋末），其特征是，“中国国际贸易，殆全由陆路方面以与西域诸国贸易，海路虽偶有交通，要不如陆路方面之盛”。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国际贸易之进展期”（自唐朝初年到明朝中叶），其特征是，“中国国际贸易，则全由海路方面，招徕各国商舶来华贸易，其主要目的，盖在谋税收之增加。同时中国商舶，在此期中，亦有远航南洋、日本等处贸易，以树立移民基础者，不过海上大权，此际尚握于阿拉伯人之手”。第三个时期是“闭关主义时期”（自明朝中叶至清朝鸦片战争之前），其特征是，欧洲各国纷纷沿着海上航线来到中国“要求通商”，而“中国对于通商之态度却时抱深拒固闭之观念。虽在此期内与欧洲各国，相续发生通商关系，然非纯粹出于中国之本愿也”。就中国方面而言，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我国人士，类抱闭关思想，以为对外通商一经许可，则门户洞开，屏障尽失，甚或足以引起蛮夷猾夏之危险，是以不许各处通商，而仅指定广州一二处为限”。在这个时期，生丝与茶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货物。第四个时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强迫之下，形成了“近代中国国际贸易”。在今天的中国国际贸易史科教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的叙述。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就是姚宝猷的《中国丝绢西传史》。此书专门研究中国丝绸的西传问题，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书中讨论了中国丝绸通过“陆上交通路线”和“海上交通路线”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并且认为，中国丝绸最初是由陆路传到西方的，后来又通过海路外传。古代希腊人曾把盛产丝绸的民族称为“赛里斯”（Seres）。许多学者指出，这个词显然与汉语中的“丝”或“蚕”之类的词汇有关。不过，到底来自哪个词，学者们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姚宝猷在这部著作的“赛里斯、赛里克、赛里亚诸字的语源及其蜕变”一节中，全面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赛里斯”来源问题的各种观点及其依据，并且认为“赛里斯”来自汉语中的“丝线”。进入21世纪后，“赛里斯”之类词汇的来源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读读姚宝猷的这部《中国丝绢西传史》，可以知道，现在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所谓新观点，其实是早已被否定了的成见。而姚宝猷在书中所说的一句话，对于以后研究这个问题依然有着指导意义：“欲讨论中国语音及解决丝字等与Ser一类语词究竟有何关系，必须以中国上古音（周、汉音）之形式为论证之基础。”在前面所提到的论文中，这里重点介绍三篇文章，它们不仅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这三篇文章是张德昌的《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梁方仲的《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
张德昌在《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中，全面研究了清代中国与欧洲诸国的贸易往来，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时期，中国是居于出超的地位。
这种出超的背景是第一，中国当时国家比当时欧洲各国为富裕兴盛，当时教士关于中国的记录可资证明。第二，中国官方厉行以物易物的制度（Barter System），不准金银币出口，不准商人以银币运到外域，只准外银进口。第三，欧洲货物在中国得不到销路，而中国丝茶则在国外畅利销，形成出超现象。第四，中国商人于欠外国商人货物时，常以中国货物抵价，有时外国商人不要，但行商亦必勉强推售。
本于这四种原因，乃有中国的出超现象。银子进口是在当时出超情况下的一种自然结果。”这段文字，非常精辟地告诉人们，大清王朝的所谓“盛世”是如何造就的。
吴晗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中指出：“现代人所称的南洋，前人称为东西洋”，“此种名词之构成，至晚亦当在元代以前”，东西洋的划分依据“系基于航海路线之东洋针路西洋针路而区分”。这篇长文讨论了自汉代以来中国与南洋的交通贸易，尤其是郑和下西洋问题。吴晗最后写道：“成宣间（1403-1435年）努力向南洋发展之结果，第一为经济上之收获，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第二是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第三是文化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第四是华侨移殖之增加及势力之发展。”但自从欧洲人于16世纪来到南洋后，“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作后盾，得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吴晗实际上以中国与南洋的关系为例，说明了16世纪全球化浪潮兴起对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
梁方仲则以白银为例，揭示了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中国与南洋间的贸易，自宋元以来，金银两项的出入口已渐频繁”，到了明朝则更加普遍。根据明朝史料，“可以推出金银在国际上定有输出或输入的流动，而以自中国输出的趋势似乎较强”。进入16世纪，随着欧洲人的东来，中国与南洋的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在南洋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势力渐为欧人所排挤而相形见绌；另一方面，这些欧洲的国家，还要与中国直接通商。他们挟有强有力的组织与雄厚的资本，当然不像南洋诸国的驯和肯居臣属地位。往往用武力强迫中国互市或勾引奸人作内应叛乱，弄到中国没有办法，只好多开口岸以延纳这些与寇舶没有多大分别的商舶。自此之后，诸国入京进贡的事情渐少，会同馆互市的盛况亦渐冷落，原居附从地位的市舶司互市反日见繁盛了。”一个显著和变化是，“在正德弘治之前，对于贡舶市舶的入口货物，差不多没有执行过‘抽分’的办法”，而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起，“贡舶附带货物的入口，从无税而至有税”，接着又“从征收货物”转变为“征收货币”；正德之后的市舶税收，“不但影响国计，而且是两广民生所攸关”。16世纪之后欧洲人来到东亚沿海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影响是，“银钱及银货大量地由欧洲人自南北美洲运至南洋又转运到中国”。此外，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不少。“由此可以断定只就葡、西和日本三国输入的数目而言，必已远超过一亿元以上”。梁方仲在文中还考证说，中国明代文献所说的外国货币“黄币峙”，应当是西班牙语表示银币的词汇Peso的音译，其中的“黄字大约是附加的形容词，或者因为当时该种银币略带黄色亦未可知”。明代中国所说的外国货币“突唇”，大约是葡人（英文为testoon）的音译，“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葡币”。在过去的几年中，围绕着一个外国人所写的《白银资本》，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热潮，发表的论著不计其数，但注意到梁方仲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而且，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还远远不如梁方仲在半个多世纪前所做的研究。
第三，关于贸易港及贸易居留地的研究。
随着海外丝绸之路的发展，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出现过不少港口城市，它们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门户。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先后在浙江的双屿、广东的澳门建立了贸易居留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者最先对中国的贸易港及葡萄牙人在华贸易居留地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石桥五郎的《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史学杂志》1901年12月），中村久四郎的《唐代的广东》（《史学杂志》1927年第3-6期），藤田丰八的《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中国港湾小史》（均收录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等。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主要论著有：岑仲勉的《zaitun非“刺桐”》（《圣心》1932年第1期），张德昌的《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清华学报》1932年第2期），张道渊的《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国风》半月刊1933年第9期），程维新的《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食货》1935年第5期），江应梁的《唐宋时中国境内之外侨》（《南诏季刊》1935年第1期），武堉干的《唐宋时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35年第1期）、《元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新中华》1936年第19期），韩振华的《伊本柯达贝氏所记载唐代第三贸易港之Dianfou》（《福建文化》1947年第1期），胡寄馨的《明代福建对外贸易港研究》（《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1947年第2期），等等。这些文章，考察了泉州、广州、杭州、宁波、上海等港口城市，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正因为是个新的研究领域，所以，研究水平并不是很高，试以张道渊的《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为例，这也是1949年之前研究宁波港的最重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