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槐准出生在海南岛，自小到新加坡谋生，当过割胶工人、记账员，还在西药房工作过。“但是，好学成性的韩先生，任何恶劣的环境束缚不了他，任何巨大的挫折限制不了他。公余之暇，他就闭户读书，从植物学、化学，到史学、考古学、陶瓷学，他无不一一精研。”韩槐准在南洋致力于搜集古陶瓷，达20多年之久。从1956年起，韩槐准多次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献了自己苦心搜集来的古陶瓷。
1962年，正当中国大地陷入极度饥荒的“自然灾害”之时，“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韩槐准先生将在新加坡苦心经营多年的‘愚趣园’卖掉，放弃优裕的生活，带领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国定居，受聘于故宫博物院担任陶瓷研究顾问，为故宫博物院的陶瓷研究作出了最后的贡献，直到1970年在北京去世”。韩槐准本人发表过《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文物》1965年第9期），安志敏则对韩槐准所捐献的陶片进行过研究，认为其中的一部分（印纹陶）“应该是在当地制作的，并属于马来亚古代文化的一支”，另一部分（划纹硬陶）则“很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而输入的”，而且，“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划纹硬陶”，不仅数量“十分丰富”，而且“分布又比较广泛，它的产地当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
1949年之后研究中国物产在欧洲传播的成果并不多，王国秀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茶和工艺美术品在英国流传状况》是这个方面的佼佼者。此文标题虽然是讲英国的，但也涉及法国的“中国风格”（现在一般译为“中国风”或“中国热”）。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将中国茶叶、瓷器的传入与英国生活方式的变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文中写道：“茶自十八世纪以来逐渐成为英国广大人民的日常饮料。据一九三九年英国的统计，英国每人每年平均饮茶要较喝咖啡多十一倍。在十八世纪时代英国需要的茶完全是由中国输入的。……由于饮茶需要茶具，因此饮茶的习惯就人们对瓷器的兴趣。十八世纪时英国大量地输入中国瓷器。由于求过于供，英国瓷业者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制瓷方法，从仿制阶段发展到制成精美耐用的英国瓷器。”虽然文中有些说法并不正确，例如说“欧洲人称茶为‘剃’Tea，这名称是由厦门语演变而来的，通过早期荷兰人通商时传出”，但在那个时代，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第三，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历史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的学者主要是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视角研究中国与欧洲早期关系史的。葡萄牙是最早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欧洲国家，澳门又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的长期居留地，因此，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者不能不关注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早期活动以及澳门的历史问题，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整个50年代，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史专题文章只有一篇，就是胡代聪的《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的史实，来揭露其殖民主义罪行记录的一页。同时，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的活动，正是这种罪恶的继续”。文章从介绍葡萄牙兴起的历史背景开始，叙述了从1487年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开始的葡萄牙东来历史，认为“在找寻新的东方通路的活动中，葡萄牙是起了带头作用的”，他们“来到东方是一路砍杀而来的”。文章列举了葡萄牙人在广东、浙江、福建沿海的一系列侵略与走私行为，指出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活动的特点是“将非法的走私贸易和海盗式的劫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仍然企图在中国沿海建立起侵略据点来”。文章认为，两大原因导致了朱纨被杀以及明政府反走私活动的失败：一是“朱纨的海禁政策遭到了浙江、福建地方与海上走私贸易有密切利害关系的豪门势族的反对”；二是“朱纨的海禁政策并不会得到浙江、福建沿海居民群众的充分支持”，因为朱纨的海禁政策“使沿海地方居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这篇文章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葡萄牙人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活动过程，但主要依据周景濂于1936年出版的《中葡外交史》和张星烺于1930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资料。由于史料不够丰富，更没有充分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方豪关于浙江双屿港的研究，所以，这篇文章深度不足。
60年代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论文是陈智超的《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该文作者在“附记”中写道：
“这是我的习作——毕业论文。这篇论文是整个写作过程，从选题到修改，都是在向达先生的热诚指导下进行的；向先生还把他收藏的许多珍贵材料供给我参考。”陈智超在这篇文章中重点研究16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人在浙江、福建沿海的活动，以及朱纨领导的反走私活动。与胡代聪的《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相比，陈智超的这篇文章在中外文史料上更加丰富，学术性更强。
但朱纨本人的文集《甓余杂集》等重要文献依然没有被利用，更加遗憾的是，文章没有吸收方豪关于浙江双屿港的研究成果。
胡代聪、陈智超的上述论文，还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学者所面临的一个理论上的困境。如果把16世纪来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视为殖民侵略者，那么，朱纨所领导的反海盗斗争就是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的爱国行动，朱纨本人是民族英雄。另一方面，根据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理论，明王朝无疑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反对这一政权的群众运动自然是进步的，而维护这一政权的官员则自然属于反动派。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把明代中国沿海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海盗”视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兴力量”，或者是“新兴资产阶级先锋队”，那么，朱纨这类主张严厉海禁的人物就是“明王朝统治统治阶级中腐朽封建势力”的代表了，而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者，他所实行的海禁政策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措施。面对着这样的理论困境，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地寻找突破之道。胡代聪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朱纨是主张严海禁的官吏。当然他的出发点仍是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他对海外贸易也采取了不加分别对付一律禁止的粗暴政策，但就当时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来说，他所实行的拒绝外国势力侵入的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中国的民族利益的。”陈智超则明确地说，那些代表海上走私者利益的人“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大汉奸，而朱纨等人是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民族英雄，嘉靖年间的反葡斗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斗争”。读读近年来的众多论著，可以发现，时至今日，这样的理论困境依然存在，没有被彻底突破。
在早期中葡关系史中，最为重要的是澳门问题。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但所收史料并不丰富。1949年之后比较重要的研究，是关于明代葡萄牙人能够入据澳门原因问题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是，由于葡萄牙人帮助明朝政府打击海盗有功，所以明朝政府就把澳门给了他们居住以作为奖赏。1957年，戴裔煊发表了《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种说法。他的文章是通过探讨这样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
这种说法“有什么原始资料根据？所根据的资料是怎样来的？是否可靠？海盗首领是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谁代表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了葡萄牙人？有什么凭证？”戴裔煊的结论是：“直至现在为止，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由来的说法，所能举出的葡文以及其他外文的早期资料，属于16世纪的，只有平托的因本地商人请求广东政府把澳门给葡人说，没有所谓赶走海盗这回事。由于1564年澳门葡人企图讨好中国政府，俾达到正式建立贸易往来关系的目的，甘为鹰犬，自愿效劳，于是有协助广东政府平定柘林叛变这回事。他们的目的虽然达不到，但是，从这一件事以讹传讹，就逐渐形成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了”；后来由于耶稣会士的推波助澜，这一说法“愈弄愈凶，到18世纪后期，变成了葡人以武装流血占领得来说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真实过程是，他们“违反向例，不顾中国人民的反抗，于1557年强硬用砖瓦木石盖屋居住，守澳官受了他们的贿赂，纵容姑息，瞬息盖屋成村，驱之不去，这样就给他们占据了下来”。戴裔煊的这篇文章逻辑上层层递进，结构严密，论证有力，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接受了他的观点。
1987年，澳门星光出版社还出版了单行本。不过，从20世纪末开始，汤开建根据新史料，“以纯学术的立场对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一事”进行了严肃的重新考察，认为“葡萄牙人帮助明清政府剿灭海盗正是他们采用的讨好明清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明清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亦在一定意义上有意让葡人暂居澳门，借葡人的力量加强广东地区的海防，以抵御倭寇、海盗”；“由于葡人帮助剿盗及大笔贿赂两个方面的原因，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住权”。应当指出的是，至今为止，葡萄牙人入据澳门的原因还是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例如，金国平等人近年就提出了新的观点。
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荷兰人。而且，早期中荷关系史的研究又涉及台湾问题，因为荷兰人曾经占领过台湾。1962年，在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之际，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篇文章，分别是陈碧笙的《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朱杰勤的《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的记录》（《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陈碧笙的《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文字简洁，结构严谨，论证有力。文章开头短短一句话，把荷兰兴起的历史背景说得很透彻：“十七世纪上半叶，是荷兰称埧[应是“霸”之误——引者按]东方殖民地的时代。由于在镇压尼德兰民族独立和东方人民起义的战争中耗尽了自己资源和力量，西、葡两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独占已不能继续下去了。法国正为其内部的斗争所削弱，德国则由于三十年战争而陷于破产和分裂，英国国内革命的危机日益成熟，只有新兴的、‘十七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典型国’（马克思语）的荷兰，得以因缘时会，从西、葡两国在东方独占权的破坏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文章依据丰富的外文资料，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荷兰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系列罪行。文章全面叙述了“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经过及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包括“军事镇压、政治分化、文化侵略”和“经济上榨取掠夺”。文章指出，除了“荷兰殖民者和中国人民，特别是台湾各族人民的矛盾”这一“根本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外，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还面临着“殖民国家之间的矛盾，荷兰殖民者内部的矛盾”。这样，文章就将郑成功收复台湾置于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将它视为一个孤立的事件。
朱杰勤的两篇文章内容与结构基本相同，但《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的记录》一文更为详细。作者介绍了荷兰人东来之前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渴望，指出：“当他们通过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得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早已垂涎三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丝绸，“荷兰不不独得闻，而且得见。全世纪各国都有华丝的传播。荷兰国内已有中国商品的市场，特别是丝织品使他们拍卖获得厚利，对于华丝的贸易更加渴望”。如果说陈碧笙的《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荷兰兴起的背景的话，那么，朱杰勤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荷兰人得以在东方称霸的原因：“明中叶后国势日衰，官吏腐败，使荷兰殖民者有机可乘，同时由于货币商品关系，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事实上不能闭关自守，因此荷兰殖民者得以在通商的幌子掩盖下，进行其海盗式的活动。明朝封建统治者和官僚地主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对于外来侵略者采取妥协态度，以至荷兰殖民者得寸进尺，为海上大患三十多年。”作者既高度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同时认为“郑芝龙对于反抗荷兰侵略和发展台湾是有贡献的”。但是，关于郑芝龙在“反抗荷兰侵略和发展台湾”的历史贡献问题，在大陆学术界至今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