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彦对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从东亚到西亚的陆上交通线在汉代已经打通，至迟在公元5世纪，中国的商船已经到达波斯湾头。公元6世纪，中国的商船则可以直航阿曼、西拉甫、巴林、俄波拉、巴士拉等港，而以上各地的船只也可直航中国。唐高宗时期大食第一次正式派使节到中国来，中阿之间的官方往来由此而始。唐代广州、扬州、泉州是阿拉伯商人聚集的地方，长安也有阿拉伯商人居留。随着中阿关系的发展，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宋、元两代，中阿之间的海上往来更加通畅，文化交流更加繁荣。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使中阿关系进入黄金时期，阿拉伯国家许多使节随船入华。但此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则削弱了中国的航海事业和对外交流。
陈高华对印度王子孛哈里来华进行了深入考证，并且详细描述了印度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在华的经历：孛哈里仰慕中国文化，主动遣使入贡，并表示愿意归附，在元至元二十八年竟抛弃妻子产业，携部属百人随元使来朝，世祖赐其妻蔡氏，他遂留居泉州。成宗时期，感其义举，特授其为中书左丞商议福建行省事。这充分证明了元的兴盛及其强大的对外吸引力，也反映了中印之间密切的友好关系。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对“蒲公墓”的考证和争论。德国教授傅吾康于1972年在文莱发现“蒲公墓”后，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但关于墓主蒲公之谜一直没有解开。进入90年代，在这一问题上似乎有了突破。1990年，庄为玑教授根据最新发现的清代文献《西山杂志》，认为这个蒲公名为蒲宗闵，是为南宋通判，奉西洋转运使出使安南、文莱等国，乃蒲寿庚的先世。庄为玑教授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关于蒲公的研究热潮。傅吾康、陈铁凡首先提出质疑：首先是《西山杂志》所载官职与宋官职名号不符；其次蒲宗闵奉使时间过长，不符合宋惯例；再次《西山杂志》的作者蔡文蒹并不可靠。龚延明认为庄为玑教授对官职的考证问题不大，但是蔡文蒹有可能误记，因为在宋代文献中确实记有一位蒲宗闵，但和《西山杂志》记载的大相径庭。林少川则为庄为玑教授辩护，认为《西山杂志》的记载虽有瑕疵，但大体可信，陈、傅等人的质疑不足推翻此证据。几年后，谢方提出：蒲宗闵可能是误记，而“西洋转运使”一官职则莫名其妙，对蒲寿庚的记载也不符合史实，《西山杂志》很可能不是蔡文蒹一人所作，而是经过多人多代的续写，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令人怀疑。目前蒲公的身份仍是未定之谜，期待学界的进一步探索。
关于宗教文化的传播问题，内容很广，包括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摩尼教，以及中国本土的妈祖文化。下面所介绍的各类文章，分别发表于不同的时代，以说明学术发展的历程。
按照传统的说法，佛教最先是由陆路传入中国的。但吴廷璆和郑彭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佛教最早是由海路输入中国的，至迟在后汉初年就已传播到江淮地区。他们的主要理由是：①史书上“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之记载是可信的，而楚王英被贬的彭城一带则是佛教传播的发源地。②由于当时与西域交通已经断绝，而南海航路已经开通，使者往返频繁，所以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不是经由西域诸国，而是直接从印度由海路传来的。③佛教最早由陆路传入中国的文物和遗迹至今没有发现，即使在文献上也没有丝毫轨迹可寻；佛教由陆路传入的可靠记载最早不过2世纪末叶即后汉末年。相反，在中国沿海发现过许多时代很早的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古迹，例如山东沂南北寨村发现了公元190年受佛教影响的画像，刻于后汉末年的连云港市孔望山摩崖石像。④印度佛教分为南、北两宗。而中国南方佛教（长江下游教派）传承南宗，北方佛教（洛阳教派）传承北宗，海道传南宗，陆道传北宗，海道在先，陆道在后，故中国佛教的传播是自南而北。⑤汉代通往西方的南海贸易路线，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佛教僧侣与商人结伴而行，沿此航线来到中国；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经典翻译家安世高极可能就是通过海上航线于后汉桓帝初年来到中国的。虽然这篇文章将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推到了最大程度，但能否最终成立，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更多的考古发掘。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过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研究的重点则是泉州、扬州。例如，韩振华写了一系列文章来考证宋元时期泉州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遗迹。杨钦章则对泉州聂斯脱里派遗物进行了考证；陈达生、黄秋润等对伊斯兰教传入泉州的过程进行了考察；朱江考察了伊斯兰教在扬州的传播；林悟殊、廉亚明等对摩尼教在中国东南的传播进行了研究。
对于妈祖文化的研究是近年来开始兴起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果不菲。蒋维锬编校的《妈祖文献资料》辑录了近400篇史料，共30多万字，是迄今为止收集最广泛、内容最丰富、最完整的妈祖史料集之一。这些史料按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进行汇编，并进行了认真的考订、校勘，为其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朱天顺研究了妈祖信仰的起源及其传播过程，认为这种民间信仰的确立，与海上经商活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金秋鹏考察了天妃信仰与古代航海之间的关系。陈高华专门探讨了元代妈祖庙在全国的分布状况。王元林研究了天妃信仰和郑和下西洋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天妃在郑和下西洋过程中备受崇敬，导致了天妃崇拜的更加兴盛。游建西分析了郑和下西洋对妈祖崇拜在海外传播的推动问题。李露露介绍了妈祖信仰在南北方、台湾以及向海外的传播情况。
杨钦章对明代天妃故事在西方流传情况进行了研究。
2.关于海外移民的研究
海外移民研究也是近来兴起的一个热点，涌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主要论文有：
张莲英的《明代中暹的贸易关系及华侨对暹罗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张莲英、林金枝的《明代的中菲贸易与华侨对中菲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1期），张连英的《明清时期中菲两国农交史研究业交流与华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张莲英的《明清时期福建华侨对中菲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4年第3期），林金枝、张莲英的《论明代华侨对中菲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杜蔚文的《明代福建华侨史略》（《东南文化》1987年第2期），庄国土的《论清朝舰队巡历海外华埠》（《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王连茂的《明清时期两个家族的人口移动》（《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克罗蒂娜·苏尔梦的《十九世纪印尼泗水地区围绕福建功德祠的礼俗之争》（《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陈学文的《明清时期华侨对菲律宾发展的贡献》（《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范金民的《郑和下西洋与南洋华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1期），郑甫弘的《明末清初南洋华人移民与中国商业文明的传播》（《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2期），郑甫弘的《十六十七世纪南洋华人移民与生产技术的传播》（《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1期），王赓武著，李原、钱江译的《没有帝国的商人：侨居海外的闽南人》（《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1期），廖楚强的《论华侨的形成与发展》（《海交史研究》》1994年第2期），陈衍德的《试论菲律宾华人的宗教组织》（《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陈伟明的《十六至十八世纪闽南华侨在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与历史贡献》（《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蓝达居的《论闽东南与东南亚之间的海洋人文互动》（《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詹冠群的《新马华人神庙初探》（《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黄挺的《移民与潮汕和东南亚的文化交流》（《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庄国土的《东南亚各土著政权对华人的政策和态度》（《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廖楚强的《东南亚客家社会的回顾与展望》（《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连心豪的《近代海港检疫与东南亚华侨移民》（《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2期），詹冠群的《论沙捞越“橡胶经济”与福州籍移民》（《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冷东的《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研究述论》（《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2期），曾少聪的《闽南的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李金明的《明代后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
关于移民研究的著作有：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远辉、张应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朱国宏的《中国的海外移民史——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林悟殊的《泰国大峰祖师崇拜与华侨报德善堂研究》（淑馨出版社1996年版），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江西高教出版社1998年版），郭梁教授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国祯、郑甫弘、孙谦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安山的《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等。
上述论著，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例如，张莲英、陈伟明等人考察了华侨对暹罗和菲律宾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陈衍德考察了菲律宾华人的宗教组织及其社会作用。黄挺、廖楚强等人研究了中国移民在语言、民间艺术、生活习俗等方面对东南亚社会的影响。蓝达居通过分析福建东南海洋文化的特点，探讨了它与东南亚海洋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范金民研究了郑和下西洋开对海外移民的积极作用。庄国土的《东南亚各土著政权对华人的政策和态度》一文分析了东南亚各土著政权对华人的政策和态度，并将其政策分为三大类：一是在政治上允许华人社会自治；二是以官爵诱惑华人精英参与社会管理；三是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开发上利用华人。还需要介绍的是杨国桢等人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该书把海外移民活动看做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海外移民是和海洋经济同步发展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侨民”文化；中国海外移民从未同母国真正脱离过，他们实际上充当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推动了中国沿海社会的转型。
综观过去30年关于海外移民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些特点：（1）文章和著作的数量明显增多，且研究的水平和质量都有极大提高；（2）所探讨的论题不断扩大，不仅研究移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而且也探讨土著社会对中国移民的态度与政策，并且开始注意移民活动所产生的双向作用；（3）大量吸收海外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重视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和整体研究。
四、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郑和下西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与深入，郑和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并且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
1983年，在北京成立了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1985年在南京召开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1986年南京郑和研究会宣告成立，同时创办了会刊《郑和研究》和《郑和研究简讯》。1992年昆明郑和研究会成立，并且举行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87周年大会。1994年郑和航海研究基金会成立。1995年福州、长乐、南京等地都召开了纪念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大会。1996年江苏省郑和研究会成立。2005年前后，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各类活动在中国许多地方隆重举行，从而将郑和研究推向了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郑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此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达到600多篇，远远超过是以前80多年郑和研究的总和。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对这30年来的研究进行概述式的回顾。
1.综合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学者从世界现代化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努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正面的借鉴和反面的教训。这一倾向在80、90年代尤为突出，而且大部分成果都对郑和航海活动持惋惜或否定态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何芳川、罗荣渠、赖进义、陆儒德等人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