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澳门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对中国与世界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澳门贸易史研究，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开始，史学家对澳门贸易史进行了非常广泛、深入的讨论。
黄启臣和邓开颂在《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文认为，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外水路交通便利，嘉隆时期的“倭寇”活动及明政府的海禁政策等因素导致了澳门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该文通过考察澳门-果亚-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三条航线，说明了澳门对中国、东南亚、美洲及西欧殖民主义国家的重要影响。郑德华在《清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1661-1683）》一文中认为，在清初实行大规模迁海时期，澳门之所以免于迁徙，主要是由于清朝官员“防夷”心态和因循明代的政策所致；这个时期澳门海上贸易是以私人贸易为主，广东官商集团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郭小东在《19世纪前期澳门经济特征论略》一文中指出，经过清中叶，特别是乾隆朝的演化，澳门在19世纪已明显地被纳入到广州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之中，而随着这一体制的形成，澳门也完成了它整体经济地位的转化，“即从原来的与特殊优惠条件结合的国际贸易转口港，演化为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对外贸易管理体系中一个组成部分，成为黄浦港的外港”。张廷茂的《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一书，充分利用中外文献等，以历史空间为经，以地理空间为纬、以贸易内容为时空内涵，对澳门贸易历史、贸易体制、世界市场的格局等问题进行了非常认真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由于葡萄牙长期侵占澳门，所以1949年之后大陆史学界对澳门历史地位的评价并不是很高。我们在80年代前期的一些文章中还是可以读到这类论述。例如，黄启臣等人认为：由于开埠和海外贸易的发展，澳门始终操纵在葡萄牙等殖民国家的手中，而且主要是用来进行掠夺性和野蛮性的贸易，使中国不能通过澳门的海外贸易积累足够的货币资本，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由于葡萄牙殖民者控制了澳门的海外贸易，大大加重了中国商人借助澳门进行海外贸易的困难和危险，使中国的海外贸易不能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澳门的回归，学术界逐渐改变了原先的观点，转而强调澳门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普遍认为澳门曾是中外海上贸易的中转枢纽，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门户，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桥梁。例如，黄启臣在《16-19世纪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特殊方针和政策》一文中写道：“事物总是一分为二。明清政府对澳门葡萄牙人实行特殊的方针与政策，在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第一是“促进了中国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二是“促进了中西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20世纪后期积极评价澳门历史地位的论著很多，主要有：黄启臣的《澳门是最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桥梁：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10年版）和《十六至十七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汇：兼论澳门是文化交汇的桥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韦庆远的《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朱亚非、刘文涛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门户——论16-18世纪澳门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彭顺生的《试论鸦片战争前300年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地位与贡献》（《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等等。此外，1995年2月澳门基金会还出版了章文钦的论文集《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收其80年代论文13篇。以上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澳门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上的特殊贡献。韦庆远全面地列举了康熙时期澳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它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其人才的入口处；（2）是清朝对外贸易的特别渠道，又是“禁通南洋”期间的缓冲区；（3）在“禁通南洋”期间，澳门成为被勒令归国华人的转运站；（4）在中西“礼仪之争”时期，它又是双方信使往来的交接点和取得情报讯息的来源地。朱亚非、刘文涛认为，中国澳门作为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租占的通商口岸，在沟通全球贸易、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特殊的枢纽与门户作用。对中国而言，通过澳门这个外贸枢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明清两代推行海禁和闭关政策所造成的损失，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起到了促进澳门及广东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澳门对外贸易对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美洲殖民地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方传教士是通过澳门初步认识和了解中国的；16-18世纪，澳门成为西方文化典籍进入中国的主要途径，从澳门输入的这些反映西方先进科技的书籍，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澳门还是中国文化传入欧洲的重要途径。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澳门16-18世纪重要历史地位的时候，不应低估西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更要看到内地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刘重日也评价说：“撇开政治因素和影响不说，由于葡人对澳门的经营，一是打破了东方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旧格局，将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世界各主要国家，形成新的内容形式构成的新格局；二是由于葡人的经营和澳门的繁荣，促进了明中后期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还有一些文章明确地将澳门置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视野下进行考察。例如，陈炎在《澳门港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兼论中西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一文中认为，澳门曾是中国通往世界各国的海运中心，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变化对澳门港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类似的文章还有杨仁飞的《明清之际澳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等。万明在《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一文中指出，“不能把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简单地视为西方海外扩张的工具”。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从西方历史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澳门的历史地位。作者写道：“澳门是作为中国商品输出世界的辐射地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商品对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作为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的澳门，其兴起和发展自一开始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通过澳门，海上丝绸之路再度辉煌，中国积极参与了一个整体世界的历史，并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篇文章对于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误区、全面地认识澳门的历史贡献，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关于中国与欧洲之间海上贸易史的研究
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后，中国与欧洲之间直接的海上贸易也就开始了。此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等陆续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日益兴盛，并且对中国及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张德昌、梁方仲等人对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史进行过非常出色的研究。1949年之后，这一研究处于停滞状态。1978年“文革”结束后，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重新起步。虽然80年代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但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打破思想禁区，摆脱僵硬的思维模式，以新的观点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杨翰球在《十五至十七世纪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一文中，将中西航海贸易的发展置于15至17世纪中叶欧亚大陆先进国家封建生产方式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认为15至17世纪是欧洲航海贸易进入印度洋及太平洋，全世界在经济上开始连接成一个整体的时期，这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也要求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因此16世纪后中国航海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但这一时期在世界航海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是欧洲人，而中国的航海贸易则由优势转为劣势，由主动变为被动。文章最后认为，中国私人贸易在本国政权和西欧航海势力的双重压力下得不到充分发展，也就不能促进资本主义萌芽成长，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从16世纪起开始落后于西欧的一个重要原因。
吕坚在《谈康熙时期与西欧的贸易》一文中，具体论述了康熙时期同西欧的贸易状况。文章认为，康熙继位后，延续了海禁政策。海禁期间，清朝与西欧的贸易并未断绝，但贸易数量不大。清朝平定台湾后，1685年清政府在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设立海关，清朝与西欧的贸易有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是：“清朝与西欧等地贸易逐渐增长”；“西欧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是来自南亚、南洋地区的各种香料、药材、硬木、棉花等转口产品，以及西欧地区的毛布纺织物、自鸣钟、仪器、玻璃镜等工艺产品”；“清朝对于西欧的贸易是处于绝对的出超地位”。杨国桢、黄福才在《道光前期中西贸易的变化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清代道光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时期，也是中西贸易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贸易关系在道光前期由原来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十三行为主，扩展到英美自由商人与广州行外商人之间。在贸易商品结构上，不仅中国原有一些重要输出品失去了优势，更主要是鸦片走私渐渐发展，并在中西贸易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在贸易方式和性质上，非法走私取代了正常贸易，从道光初年开始，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其活动由广州黄浦口转移到伶仃洋面，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又扩展到东南沿海。而这一切变化都笼罩鸦片的黑影，鸦片走私的激增成为中西贸易各种变化的关键”。他们还进一步分析了中西贸易的种种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尚胜在《明代海外贸易及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一文中，着重探讨了欧洲人航海贸易扩张对于明朝海外贸易的强烈影响。他认为，欧洲殖民者所推行的世界贸易，促进了明朝海外贸易方式及贸易性质的变化，明朝的朝贡贸易逐渐为葡萄牙等国所经营的西方对华贸易所取代，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无名的港口迅速兴起，如广东，有香山县的澳门港，在福建有漳州月港，在浙江有宁波的双屿港”；欧洲殖民者的东来，还促进了明王朝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改革。尽管明朝后期中国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海上贸易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明政府并未充分利用这良好时机开拓下去，相反在世界贸易中逐步落伍，最终遭到西方殖民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沈定平在《明清之际几种欧洲仿制品的输出——兼论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的初步形成》一文中，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明清之际几种专门为外销欧洲而生产的仿史研究制品，包括天鹅绒、锦缎、斗篷、瓷器、佛郎机炮等商品。在他看来，这些按照西方工艺及式样而生产出来的产品，表明当时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与欧洲相比较并不落后，“多年以来在国内外史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以为中国自明代以后生产发展水平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看法，未必是言之有据的”。在80年代的历史背景下，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创新意义。
80年代的其他论文还有郭蕴静的《浅论康乾时期的对外贸易》（《求是学刊》1984年第4期）、《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李刚、徐文化的《16世纪以来中外贸易通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