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持续的讨论。胡思庸虽然也对闭关政策进行了批判，指出：“闭关政策的特点是闭目塞听，孤立自己，落后挨打，祸国殃民，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反动和无能。”但也对戴逸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胡思庸认为，“闭关政策不同于通常的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而是一种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限于外贸的和外交的领域，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的倾向”，因此，清政府实行的管理外贸办法并不是闭关政策。他这样写道：“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严格限制当做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说清朝基本上没有实行闭关政策，因为那些规定有些是合理的，即令有些过苛的规定，也只是一纸空文，基本上没有付诸实现；再退一步说，即令实现了一小部分，那也只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而且并非主要的侧面。”后来有些学者进一步论证说，闭关政策并不存在于对外贸易领域，清朝的广州通商制度应该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维护国家独立主权的防御措施，对外通商活动的限制既不过分，也不特殊，更说不上是妨害外商的政策活动。闭关政策是清政府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在政治和文化上所执行的一套闭关自守政策。
虽然多数学者都认为清代存在着闭关政策，但也有一些学者否认清朝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例如，郭蕴静认为，清初政府实行海禁令和迁海令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既定国策，开海后又采取了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而此后虽然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了严厉限制政策，但那是统治者在行使自己的主权；严厉限制并没有断绝通商，关闭了一些口岸并没有影响对外贸易的进行。到90年代初，郭蕴静继续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不能也不应该把禁海令与对外关系中的闭关政策等同起来”。严中平不承认在历史上中国封建政府曾经实行过什么“闭关自守”政策，并且认为“闭关自守”一词是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攻击和污蔑，与中国实情不符。
黄启臣指出，“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的海外贸易是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他认为“在清代前期196年中，只有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海禁，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雍正五年（1727）实行了部分比较严格的海第禁，总计不过三十九年，其余一百五十七年的海外贸易基本是开放的。即使在海禁期间，也没有完全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正是由于清代实行了开放性的海外政策，才使海外贸易得到不断发展，其贸易规模和贸易总值都超过了宋朝和明朝。夏秀瑞、樊百川等人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汪敬虞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清朝的海禁政策。他说，以禁海闭关为支柱的清王朝对外贸易政策，其目的有防止外国侵略的一面，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有它必要的一面。“当然，禁海闭关，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有其不利的一面，而且即使是对付外国侵略，也不是有效的手段，它纵能禁于一时，终究不能摒除侵略者于国门之外，从这一点看，单纯闭关政策，值得批判。”胡绳在此前出版的名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也主张，“清政府在18世纪开始实行限制外国商人的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
由于这种防范和限制暂时起了自卫作用，清朝统治者狂妄自大地认为这些外国商人都是来自渺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而自命为高于万邦的‘天朝’；他们根本不想去认真了解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封建统治者的落后性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许增纮在《对清朝前期“闭关主义”政策再思考》一文中写道：闭关政策是清政府所执行的一套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它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含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生活方面的内容。不过，因为当时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尚无外交关系而言，政治、文化的交流仅占极次要的地位，因此闭关政策主要表现在商业贸易上。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闭关政策是一种防范西方文化的基本政策。徐明德将闭关政策的主要特点概括为：“闭关为了自守，锁国在于愚民。它一方面着重禁止大陆人民出海离境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往来，以及其他任何联系；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和管理海外各国洋人来华贸易活动，妄图达到隔绝中外人民的任何联系与接触。”陈尚胜通过考察“闭关”与“开放”的概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提出，不能单纯根据通商口岸、海关等因素来界定“闭关”或是“开放”，而应将其置于15世纪西欧海外扩张后的大环境中去考察；界定“闭关”与“开放”的关键，是要考察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积极地利用外部因素来谋取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还是消极地限制外部因素。根据他的分析，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充分体现了闭关的性质。
关于闭关政策形成的原因，80年代的文章一般论述得比较简单。例如戴逸认为，清政府奉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从根本上说，闭关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第二，“由于它和广大人民群众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胡思庸则认为原因有有三条：“第一，它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第二，它来自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第三，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
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闭关政策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必须从更深的层面上进行分析。例如，陈尚胜认为，闭关政策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明清时期封建政治体制的高度垄断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尽可能地阻断中外之间的民间联系。而中国领土的幅员辽阔，使控制技术更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建立有效统治的关键。它不像邦国林立的欧洲，生存中充满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竞争。同时，中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又为封建统治者的闭关提供客观物质基础。文化上的华夷观，也限制了他们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北部边患的长期存在，制约着明清政府对于海防的建设，而海防的薄弱，反过来又迫使他们本能地通过闭关政策来进行自我保护。更有一部分学者强调从思想和文化上去探求闭关政策产生的深层根源，认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天下中心”观念，华夷观念、等级秩序的“礼法”等是清朝“闭关政策”生存的广阔土壤。
还有学者主张，对闭关政策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来进行评价。例如，李刚以1780年为界，将鸦片战争前的中西经济关系分为两个阶段，并且认为闭关政策在前一阶段具有民族自卫、反侵略、反掠夺的性质，在后一阶段则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阻挠和破坏的作用，具有落后性和反动性。
虽然清代“闭关”与明朝的“海禁”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八九十年代，只有少数学者对这种综合进行过尝试。例如蒋作舟、陈申如等人认为，明代在海禁的同时并未罢黜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清代的“闭关”虽渊源于明代“海禁”，但不同的是，清政府已放弃了明朝“海禁”政策中积极对外防卫的职能，而改变为消极排外的“愚民”政策，这种质变就决定了清朝“闭关”政策的落后和反动性。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明清两朝闭关政策的综合研究成了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万明把明与清前期的海外政策置于全球化的大格局中进行比较研究，其主要观点是：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因而其海外政策的实践较为成功；贯穿清朝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因此严格意义的闭关政策是在清朝确立的，最终导致了近代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陈尚胜不同意万明的这一观点，并且从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中的不少内容都直接继承于明朝”，“清前期无论对于本国商民的出海贸易，还是对于外国商民的来华贸易，在具体待遇上都比明朝有很大的改善，它体现了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进步性，而非倒退性。对于这一问题的争鸣，还在继续。
前面较多地介绍了大陆学术界关于清朝闭关政策问题的研究进展，是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研究。早期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洪仁辉事件、马戛尔尼使华、中英海上贸易、鸦片战争爆发，都与闭关政策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闭关问题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先看关于洪仁辉事件的研究情况。
清政府于1757年将此前的多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英国商人洪仁辉（James Flint）于1759年驾船北上，向乾隆皇帝直接控告粤海关贪污克扣行为，引起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应，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这就是“洪仁辉事件”。对于这一事件与清朝闭关政策之间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洪仁辉的捣乱，强化了清朝的闭关政策。朱雍在《洪仁辉事件与乾隆的限关政策》一文中，考察了洪仁辉事件与乾隆限关政策的内在联系，认为“两广总督李侍尧认为洪仁辉事件爆发主要原因是‘由于内地奸民教唆引诱，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为了‘防范于未萌’，他于1759年12月（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提出《防范外夷规条》，后经乾隆批准，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至此，乾隆的强硬政策发展到了极点，限关政策的具体内容也正式完备起来。因此，洪仁辉事件与乾隆帝限关政策的强化有着直接的联系。汪敬虞的《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黄启臣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等文章都持这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则否认洪仁辉是清政府发布限令的主要原因。例如，陈东林、李丹慧在《乾隆限令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及英商洪仁辉事件述论》一文中认为，“乾隆二十二年限令广州一口通商，主要是为了防范内地人民，要进一步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洪仁辉事件不是清政府发布限令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限令颁布以后的第二年，尽管它又导致了清廷对广州一口通商的进一步限制”。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清廷的闭关政策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政策，是各自客观存在的两个方面。强调封建蒙昧，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活动和本质，是不正确的；否认在早期中外交往中，封建愚昧思想在造成中国与世隔绝的落后状况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甚至用西方的侵略来肯定这种思想，也是错误的。”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是在80年代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学术界对洪仁辉事件的研究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新资料的不足而无法突破已有的研究水平。
2.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
与“洪仁辉事件”相比，关于马戛尔尼使团的研究成果要丰富得多了。
1792年，英国政府派出了以马戛尔尼为首的庞大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于1793年抵达北京，受到了乾隆皇帝的接见。在此过程中，双方为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礼节问题而发生了争执。最终，马戛尔尼使团也没有达到目的，无功而返。
马戛尔尼使华，是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18世纪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杰勤等人已关注这一问题。
1980年，他发表了《英国第一次使团来华的目的和要求》一文，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背景、目的和后果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并且认为：“乾隆皇帝这样认真对待英国使团是得体的合理的，在当时形势下，只有这样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英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并不是由于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使团的要求，维持对外通商制度引起的，而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朱杰勤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大陆学术界更多的讨论。
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一书，是80年代专题研究马戛尔尼使华问题的著作。此书根据18世纪的国际关系，分析了清朝对外政策由缓和走向严厉的过程，叙述了马戛尔尼在中国遇到了一系列难题，最后指出，乾隆帝限关自守政策是导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直接原因。此外，他在《论马戛尔尼访华失败的原因》一文中，除了详细分析马戛尔尼访华失败的原因外，还探讨了马戛尔尼访华一些积极作用，例如在文化方面的收获，在维系两国关系上的贡献。戴逸也认为，“马戛尔尼使团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的目的未能达到”，所以基本上是一次失败的出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