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促进纸币产生的经济条件。自唐开始，社会对钱币的需求越来越高，而往往铜钱供不应求，绢帛在唐朝的流通领域还扮演着货币角色。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据记载：“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当时的粮价不是以铜钱折算，而是用绢帛折价的。唐后期实行“短陌”，规定92文钱当100文钱使用，后又减为83文钱当100文使用。到了北宋沿袭了五代后汉制度，用77文钱当100文钱使用，也就是延续了唐后期的“短陌”制度。但在实际交易中往往更少于77文钱。唐后期到五代，由于各国之间征战不息，兵燹狼烟造成国帑竭尽，生灵涂炭。直至宋太祖代周而立，建立宋朝，天下方为太平。但宋朝建国时周边的北汉、南汉、后蜀、南唐、吴越、辽等政权虎视眈眈，其势就如鹫鹰袭巢，丸卵顷覆。增强国力乃宋朝当务之急。在太祖乾德二年（964），朝廷下诏“募商人入中麦粟材木于边郡，给文券谓之‘交引’”。商人持“交引”“至京师江淮给茶盐”。宋朝的茶盐由政府专卖，在各道设立有榷茶场榷盐场，商人入中边郡后领得盐引或茶引到榷货务取货。开宝三年（970），朝廷进一步开禁唐朝飞钱，允许“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日辇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不得住滞，违者科罚”。朝廷的这些举措，增强了商人的信心，也激活了处于低迷的社会经济。此时的飞钱、交引、茶引、盐引等还不是货币，还只是一种汇票形式，但它已具备了货币符号的性质。
交子最早产生于北宋的四川地区，这在学术界得到公认。
那么交子产生于何时？也就是交子起源于何时？围绕这个问题有三个争论焦点：是李顺时期创立的，是张咏时期创立的，是患铁钱重而创立的。但究竟交子是哪个时期创建立的，毕竟答案只有一个。
现在梳理第一个争论，为李顺时期创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在淳化四年到淳化五年（993-994）间，《宋史》这样记载：“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说是李顺作乱导致罢铸钱，致使民间钱少，交子产生。事实上四川早在宋平蜀前，“群盗”已遍及各地。“官军抢捕则与格斗。胜则御敌官军，败则奔入林薮，虽有捕盗之吏，莫能擒获，仅四十余年，民无安业。”宋平蜀后，朝廷将蜀中财富悉尽运出，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开始：“重货铜布，由舟运下三峡，轻货设传置，以四十兵隶为一纲，号曰进纲。水陆兼运十余年，始悉归内府。”接着又“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司计之吏，析及秋毫由是小民贫滚困，兼并者复籴贱贩贵以夺其利”。而宋军将领在灭蜀后掠夺官府及民间财物，更是肆无忌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这样记述道：“太祖乾德五年正月，伪蜀臣民往往诣阙，讼王全彬及王仁赡、崔彦进等破蜀时豪夺子女玉帛，及擅发府库，隐没货财诸不法事。使者每自蜀至，上问之，尽得其状。上以全彬等新有功，不欲付之狱吏，令中书门下逮仁赡及全彬、彦进与讼者质证，凡所取受、隐没，共为钱六十四万四千八百余贯，而蜀宫珍宝及外府他藏不着籍者，又不与焉。”又根据《宋史》卷233《王全彬传》描述：王全彬平蜀时，隐没金银、犀玉、钱帛十六万七百余贯，又擅开丰德库，失钱二十八万。王全彬们的抢夺和朝廷比起来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因朝廷数十年的豪夺巧取，其民脂民膏全被搜刮至京师。四川豪富在朝廷的支持下，也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使广大农民失去土地，颠沛流离。
所以是朝廷统治者、豪绅强吏的剥削导致了蜀民的贫困，进而激起了民众的不断反抗。
从李顺、王小波起义开始，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了10多次起义和兵变。这些“兵祸民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蜀地经济发展，铜钱也因战乱而罢铸。但从铜钱的罢铸到交子的出现有一个过程，李顺、王小波起义是在淳化四年到淳化五年间，而交子的出现是在淳化五年之后。也就是说交子是李顺、王小波时期创建的一说不能成立。
二为张咏时期创立的。有关张咏的记载最早见于北宋僧人文莹的《湘山野录》。在此书中他这样说道：公（指张咏）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虽极智者不可改。
章如愚在《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2中，也有相近的记载：我国家真宗朝，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之重，不可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宁之丙辰，六十五年三十二界，虽至巧有不能易。
《宋史》卷181《食货下》这样记述道：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
张咏何许人也？张咏，自号乖崖，山东鄄城人，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名臣。此人性格刚直，早年游侠四海，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举。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中进士，两知益州（成都），累官至吏部尚书，枢密院学士。据史籍记载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颇丰，民望甚佳。着名四句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便出自他口书，而“水滴石穿”成语流传至今。
是不是张咏创建了交子？宋元时期有关记述张咏文献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宋祁《景文集》卷62《张咏行状》、韩琦《安阳集》卷30《张咏神道碑》、曾巩《隆平集》卷13《张咏传》、《宋史》卷293《张咏传》等书中都没有记载张咏创建交子的说法，按理张咏创建了交子这件事在当时说来还是比较有影响的，史籍不会不予记载。再则，史籍记载交子创立于大中祥符辛亥年（1011），而根据记载张咏的文献得知，张咏任知益州共两次，第一次是在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到至道三年（997）之间；第二次是在真宗咸平六年（1003）四月到景德三年（1006）七月之间，之后张咏离任而去，大中祥符八年（1013）卒。祥符辛亥年，张咏早已调离四川，所以创立交子之事根本就没有可能。
三为患铁钱重而创立的。据文献记载四川早在东汉初年就开始使用铁钱，到五代十国后蜀孟氏900多年时间里陆陆续续行用过铁钱，在后蜀孟昶末年（963年）铁钱开始在成都流通。
宋朝建立后，四川地区铜铁钱兼行，没有出现患铁钱重现象。直到宋朝政府将四川铜钱悉数运往京师10多年后，造成蜀地严重缺铜，使得铁钱重的状况日益突显出来。但朝廷并不想就此罢手，接着又规定川峡路禁用铜钱，流通铁钱，使得铁钱重现象更为严峻。宋朝的铜钱标准重量每贯3宋斤，1宋斤约为600克，这样折合3000克左右。小铁钱每贯约重3.9千克，大铁钱每贯约重7.2千克，如果3贯大铁钱，就有36千克的重量。
为了解决蜀地缺钱问题，朝廷在景德二年（1003）铸行大铁钱，“每贯用铁30斤，取23斤8两成，每钱直铜钱一，小铁钱十”。这样，大铁钱比小平铁钱重4倍，比价却是10比1，而此时1贯铜钱价值等同同样价值的铁钱重量在60多斤以上。
大中祥符七年（1014），朝廷再铸行大铁钱，“每贯重一十二斤七两，以一当十”，大铁钱1贯重12斤7两，每枚重2钱，也就是以2钱当10，其币值贬值了3倍。“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于以携持。”而当时“凡民田之税，昔输铜钱之一，今输铁钱亦一，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今给铁钱五，及行用交易，则铁钱之十为铜钱之一”。当时蜀地老百姓购买1贯铜钱的商品，需用小铁钱39千克左右；购买10贯铜钱的商品，需用小铁钱390千克，也就是780斤重。这就意味着蜀地老百姓上街购买1贯铜钱的日常用品，需要携带78斤重的铁钱，这对于一个身强体壮的男子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体质娇小的女子来说无疑重橐负身，更不用说老人孩子了。这些只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不便，对于商人来说更是举步维艰，大宗买卖需要用钱，必须车载马驮才能完成。行用铁钱之难，难于上青天。
归纳以上三种理论，可以这样认为：宋朝政府为了维护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大肆掠夺全国各地的财富，来夯稳国基充实国帑。富裕的四川地区首当其冲，财富被朝廷搜刮一空，造成了蜀地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朝廷出兵镇压李顺等农民起义后，使得四川地区的钱荒问题更加突出。为了解决危机，宋政府大肆铸造大铁钱，大铁钱流入蜀地给川内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蜀地的“金融危机”更加雪上加霜。面对灾难绝境蜀地人民没有退缩，反而激励他们自强自立，寻找出路。人民的创造力是巨大的，通过长期的摸索，一种轻便的、容易携带的、便于流通的货币，在真宗景德二年（1003）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间被创造出来，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纸币——四川交子。
那么交子是怎样产生的呢？关于交子的产生有好几种文献记载是由成都十六户富户主创。李焘《长编》卷101记载：“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
费着《楮币谱》这样说：“蜀民以铁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
但这些史料多为语焉不详，只有李攸较为详细的记述：始，益州豪民十余万（万为衍字）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
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得知：首先，交子是由民间十六户富户主创的。其次，当时富户聚集一起讨论用同样纸张印造，且规定了交子的形制（即屋木人物图案）、铺户押字及私密记号（红黑二色）。其三，面额没有定数，临时填写。其四，人户要领现钱时，每贯要交30文利息给铺户。其五，交子没有兑界，没有准备金，需要时印制一批。后来铺户为了从中渔利，挪用拖兑时有发生，以至发生挤兑事件，官府不得不出面干涉。
由于交子是民间创设的，铺户可以随意印造，导致后来富户挪用储户的钱来“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以至“奸弊百出，狱讼滋多”。天禧年间，益州知府寇瑊下令关闭交子铺，“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合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当时交子在民间已经行用了20多年，一经取消，人们深感不便，不久寇瑊去职。接替他的薛田向朝廷建议：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令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讫。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
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议：自住交子后，来市肆经营买卖寥索。今若废私交子，官中置造，甚为稳便。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逐道交子上书出钱数，自一贯至十贯文，合用印过上簿，封押。逐旋纳监官处收掌，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每小铁钱一贯文，依例克下三十文入官。其回纳交子，逐旋毁抹合同簿历。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朝廷终于批准了置益州交子务，至此，民间交子变为官营交子。官方接替交子务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印制、书放制度，并规定交子面额分1贯至30贯10等。交子票面上盖两颗官印，为“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
章，并书有字号，持有人纳入铁钱，便给交子，将交子字号登记入簿，每小铁钱1贯收手续费30文，兑现时将登记字号销账。为防止伪造，规定赏格，告发伪造者赏小钱300贯，伪造者发配出益州不得返回。官交子仍沿用民间习惯，为两年一界。
天圣二年（1024），朝廷发行第一界官交子，发行量为123万6340贯，准备金为36万贯，并规定“其后每界视此数为准”。
官交子是以现钱兑换流通券，性质有些像现在的本票。但是交子已由“书缗钱之数”过渡到了“自一贯至十贯文”这样的固定面额格式，无疑已是一种保证兑现的纸钞，即是世界上产生最早的纸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