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朝廷大臣纷纷议论钱荒问题，提出了很多称提的办法，但还是禁止不了铜钱漏泄、匿藏现象，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与会子相比少得可怜。宁宗嘉定初年，政府以告牒等回收旧会时，下令“禁铜钱毋出都城”，当时临安抓捕违犯泄钱之罪的人，人数达200以上。嘉定五年（1212），政府再次严申“禁铜钱过江”，颁布有关禁令，警告商人如果带铜钱过江要受到严惩。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政府下诏“禁毁铜钱作器用并贸易下海”。表明政府加强了禁钱决心，把钱禁也纳入到称提会子的一项内容。
七、履亩征收会子。端平二年（1233）右丞相郑清之建议用履亩纳会子的办法来回笼纸币，规定凡人户有田1亩，输会子1贯，分为6限，每限半月，3月期满。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迅速在全国实施。此次履亩征会范围不仅是普通百姓，连大臣官吏、寺观僧人也在此征收之列。《宋史全文》卷31记载：“端平二年九月己巳，都省言：‘两界会子数多，监司郡守奉行秤提不虔，欲下诸路州县，令有官之家簪缨之后及寺观僧道，并按版籍每亩输十六界会子一贯，愿纳十七界者并从。各州截角类解，赴封桩库交纳。其将相勋贵之家、御前寺观曾被受指挥特免科役去处，毋得寅缘规免，仍不许敷及佃户。违，许越诉。’从之。”
此项举措涉及官员的根本利益，立刻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时任中书舍人的袁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履亩征收会子是救楮的办法，但实施起来要遵守二条：第一示信，第二恤小。“示信以释天下之疑，恤小以消天下之怨。”他主张州郡先征形势有力之家，即豪门富户之产，他认为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则顿致收买，会价必然趄骤长；二则不堕势家之术，希望展限，以求幸免；三则贫小者见州郡严于大家，其心大服。”“末后视所收多寡如何，斟酌事体，催贫小之户。或已纳数多，则朝廷施行宽恩，可使贫小者沾被。”袁甫为广大中下阶层官吏和百姓着想，为他们的利益呼吁，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
朝廷向官户征会无疑是触动了上层官员们的根本利益，在实施中豪门官吏们利用权力、势力和财力从中交结推卸征收，而中下层官员势力单薄财力有限，根本不能与富豪家族抗衡，只能拿出绵薄家产来征纳会子，加重了中下层官员的负担。实施后不久，因朝野官员反映太大，朝廷便下令停止履亩征收会子。
第六节 纸币最后的通货膨胀交子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了币值的稳定，这与后来的钱引、会子、关子等纸币有很大的不同。南宋杨冠卿在《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中这样说道：西州之楮币，其使用亦东州之楮币也；东州之铜钱，其流通亦西州之铁钱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无弊，贸百金之货，走千里之途，卷而怀之，皆曰铁不如楮便也。铜，人者之所贵，铁，人者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有一法焉，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夫如是则楮与铁常相权，而公与私常相济，何弊之有哉！
其中的原因是：蜀人以铁钱作为交子本位，而铁钱非常低贱。正是铁钱的低贱，稳定了交子的币值。铁钱分量重，币值低，使人们无需要重钱轻楮，楮币的轻便使人们普遍认为“铁不如楮便也”。苏辙在哲宗元佑元年（1086）奏报时说：“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到了熙宁十年（1077）彭州一带第二十六界交子能卖940文，第二十七界交子能卖960文。到哲宗元佑元年（1086），一贯交子能卖到900文以上。可见交子甚至比铁钱价值更高。北宋政府从天圣初年开始，就采取“称提”措施，严格控制发行量，规定每界交子发行量在1236340贯左右，杜绝滥发。官府对民间交子的使用不加任何干涉。“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惟民之便。”
交子币值的稳定保持了30年左右。到了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采纳了戴蒙的建议，将每界交子行用期限延长到4年，两界并用。事实上等于每界交子增发量加了一倍，为2312680贯。引起交子贬值，但贬值幅度不大，在10%以下。
到了哲宗绍圣元年（1094），政府又将每界交子发行量增加到1406340贯，由于两界并行，实际上流通于市场的交子有2812680贯。到了元符元年（1098），每界发行量增加到了1886340贯。由于是两界并行，实际上流通于市场的交子有3772680贯，交子出现壅塞现象，交子进一步贬值。到了徽宗朝，政府滥发交子现象更为严重，崇宁元年（1102）增发了200万贯，崇宁二年（1103）增发了1143.2万贯，崇宁四年（1103）又增发了370万贯，到了大观元年（1107），又增发了334万贯，这样累计增发了2467万贯。连同两界并行，实际上交子数额达到了33112680贯，是神宗熙宁前的42倍。此时的交子已更名为钱引，但是名称再改，也摆脱不了贬值的噩运，朝野纷纷嗟呼：“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
宋室南渡后，由于与金朝隔江对峙，两国边境更是战火连绵，国防军备和财政的需要，迫使政府更是加紧印钞。高宗绍兴末年两界增发钱引4647万贯，平均每界发行2323万贯。光宗绍熙二年（1191）政府改两界为三界并用，此时流通市场的钱引已达到了6970万贯。到了宁宗庆元三年（1197），两界钱引共有4900万贯，平均每界达到了2430万贯，三界并用，流通市场的钱引数额已达到7330万贯。此时钱引已贬值到“每钱引一千，民间直铁钱七百已上”。宁宗嘉泰末年（1204），“两界书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平均每界发放2630万贯，三界通用，共发放7930万贯。到了宁宗嘉定初年（1208），钱引每贯只值铁钱400文以下，有些地方“一引之直仅售百钱”，以至于“商贾不行，民皆嗟怨”。
南宋理宗朝后期，蒙古军队攻入四川，烧杀抢掠，富庶之地顿成破败之絮。四川制置司以靠滥发纸币维持现状，“竭四山之楮，易陆海之珍”，使肥美殷富的蜀地变成不毛之地。随着政府纸币的滥发，纸币贬值的速度越来越快。到了理宗淳佑年间，三界并行“其第三料视一料以五当一”。钱引贬值了五分之四。此时的钱引实际上已完全失去了信用货币的职能，根本不能再流通下去了。
钱引的贬值，迫使宋政府想另觅一种货币替代。于是，“自宝佑二年（1234）更印银会，以一当百”。从理宗宝佑二年到宝佑四年（1236）正月，两年间共发行银会2800万贯，“银价去春每两仅三千引，今每两七千五百引矣。籴价去春每石仅三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物增长称是”。恶性通货膨胀已无法遏止，以至于“民生经纪以此而愈憔悴，军券支遣以此而愈艰难，今将万增造则益轻，住造则乏用”。到了度宗咸淳五年（1269），政府规定银会子每年印造300万贯。不久蒙古大军占领了南宋政府盘踞的东南一隅，南宋灭亡。
在南宋，纸币在流通领域里扮演主要的角色，成为货币制度的核心因素。但是纸币是信用货币，信用是纸币的关键，纸币本身并无价值，也不具备贮藏价值。因此，纸币的流通量不能自行调节，它需要国家信用的支持。纸币的购买力与流通量成反比，如果纸币流通量大于商品交换中的实际需要量，纸币就会贬值。
北宋仁宗以来，宋朝政府就一直利用四川交子解决陕西军需问题，以至交子发行量由一界改为二界并行。到宋神宗时，几次试图在陕西发行交子都未成功。宋徽宗时，继续在西北屯集重兵，更大量地发行纸币资助边费，使交子的发行量为宋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导致纸币贬值。崇宁四年（1103），纸币的发行地域扩大到了陕西、河东地区。到了南宋初年，纸币已推广到了全国各地，成为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货币。如果说铜、铁钱的铸造要受到原材料和铸造条件的限制，其成本高、劳动力强，对于增加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局限，那么在宋朝造纸业和印刷业空前兴盛的情况下，为纸币的制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使政府在成本减少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大的盈利。正如南宋人胡交修所言：“以今交子校之大钱，无铜碳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挟纸，日作十数万。真赝莫辨，售之不疑，一触宪网，破家坏产，以赏告捕，祸及无辜。岁月之后，公私之钱尽归藏镪之家，商贾不行，市井萧条，比及悔悟，恐无及矣。”大量发行纸币成了宋朝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便捷的办法。
南宋沿袭北宋的做法进一步把货币流通区分为几大块。四川地区流通川引，同时又流通铁钱；在宋金交界的两淮、湖北荆门一带，禁止行用铜钱，改用铁钱，使铁钱流通范围从四川扩大到了江北地区，而把流通铜钱限制在江南一带。同样纸币流通也被分割成了四块：江南流通行在会子，淮南流通淮交，湖北等地流通湖会，四川流通川引。东南诸路在北宋时期就已形成了贸易联系十分密切的区域市场，而南宋政府却人为地在流通铜钱的江南和金朝统治区之间划分出一条隔离线，严重影响了商品的贸易买卖。纸币最大的优点就是轻便致远，携带方便，商旅携带纸币做生意，一来可以免征货币税，二来可以节省运输钱币的费用，很适应各类地域之间的长途贸易，为此也深受商人的欢迎。但是现在被政府强行限制在几个小小的区域里流通，抹杀了它的长处。四川的川引流通时间最长，与它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密切相关的。而东南诸路流通各种会子，徒然地为商业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南宋人杨王休这样评述到：“赀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两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闻。”元人马端临这样评价道：“以尺楮代数千之铜，赉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纸币流通的诸多不便，也给政府财政带来极大的损失。
南宋政府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纸币政策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国家垄断纸币的发行量，纸币发行始终与政府财政纠结在一起。纸币根据信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兑换纸币；一种是不可兑换纸币。后一种纸币是国家强制流通的，必须要有国家信誉作保证。前者的发行量决定金属货币的准备金，它的流通量决定于实际需要量；后者由国家发行，不受金属准备金的限制，它只是单纯的货币符号，它的实际购买力决定于发行量与流通量的比例。宋朝纸币经历了从可兑换纸币到国家强制性流通的不可兑换纸币的发展过程。北宋发行的交子，是一种可兑换纸币，它是以铜钱和铁钱为本位兑换的；南宋的行在会子、淮交、湖会、川引都属于不可兑换的纸币。由于这些会子是不可兑换的纸币，政府就不用担心由兑换而引起的纷争，为政府增印滥发开了方便之门。发行纸币成了政府一种变相的税收，一种向百姓转嫁财政危机的手段。
南宋与金连年的战争，使军费开支不堪重负，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随着蒙古铁骑的步步压境，南宋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政府疯狂地印造纸币妄图挽回败局。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纸币比值加速度地向贱如粪土的深渊跌落。孝宗乾道四年（1168）1贯纸币折合770文铜钱，到了淳熙四年（1177），只值67文，有些地区跌到30文。“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
发行和使用纸币，是宋朝经济的重要创举，它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信贷关系的兴旺发达，它给商业交易和商品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宋朝的商业发展和纸币的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南宋金属货币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成为商业运转中极为重要的润滑剂。
但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一种金融政策，而货币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与需求之间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国家的货币政策要符合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使货币的供应量不能超过货币的客观需求量。如果违反这些特点，不按照货币运作的规律进行调节，那么国家的财政体制就会被人为地扭曲，经济就会走向衰败。南宋政府推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纸币价值大幅度下跌，从根本上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动摇了南宋政府的统治基础。在面临北方强大军事压力下，这种脆弱的体制一碰即溃，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纸币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纸币随着南宋政府的灭亡而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