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所有参加干训班的人。”
这次蒋介石来到新开寺，主要还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拟在报国寺旁办一个峨眉训练团。
为什么要办训练团呢？原来他进川后发现川军大都有吸食鸦片的嗜好，高级将领的家里公开设置烟具，而士兵几乎都是瘾君子，把鸦片称作“福寿膏”，吸食毒品当做是一种“享受”。蒋介石因此决定办一个训练团，整顿川军的军纪军风，也以此笼络川军高级军官。
训练团就设在峨眉山众多寺庙之一报国寺的周围。
1935年8月4日，峨眉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了。
虽然蒋介石住在洋教士的高级洋房，但受训军官们却没这条件。众将军只是在几间竹架泥墙的简易房屋上课、住宿。蒋介石亲任训练团第一期团长，陈诚任教育长。训练团先抽调四川各路军阀邓锡侯、刘湘、刘文辉、王缵绪、王陵基、杨森部队的校尉下级军官训练，再调训将校高级军官，名曰高级将领班。训练团内，师长任连长带队。蒋介石亲自上课，讲解三民主义。训练团也请一些著名的教授、学者，讲国家大事、国际形势和军事知识。
因此，不少侍卫调派到训练团所在的报国寺四周。
最初，这一大批“瘾君子”入团受训，十分苦恼，每天只得偷偷摸摸地躲到大伙房后面的隐蔽地方，甚至跑到山林里去吸食大烟。蒋介石怕开始抓得太紧，反而会惹出事端来，对此睁一眼闭一眼，示意陈诚稍微宽和一些。陈诚心领神会，夜间巡查时，预先告知带队的川军将领。他们则早早吹风下去，团员于是当夜尽早将烟灯熄灭，迎接“检查”。这样的检查中，政治部的干部查岗时，有时故意寻开心，不预先通知，先查明头目在哪里，再来个突然袭击，常常抓住的这些头目丑态百出，甚至杨森、王陵基等大头目都时常匆忙躲闪，闹出一些笑话。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死马当活马医，亲自主持每周一举行的纪念周会，训话点名，经常驻节团部。侍卫自然也全部“移师”到报国寺。
侦察班主要负责夜间巡查。在夜深人静时，他们像夜猫子一样出发，像幽灵一样窜走。一次张毓中听到旁边寝室中时有沙沙之声，于是，好奇地向竹壁纸缝窥望，原来是副团长陈诚在暗淡的煤油灯下握笔伏案，书写文件，因书写不满意而撕掉时所发出的响声。事后，他对同伴说：“陈将军是个工作狂！”
“是吗？”
“他干啥都负责尽职，令人肃然起敬！”
“哈哈！光工作狂是不行的，关键要看是忙什么？为谁忙？”这位同伴说，“我当兵前在广东一家工厂为资本家打工。那个资本家才是真的工作狂，通常晚上三点多才休息，我们上夜班的都知道。他在三间厂做过总经理，那三间厂都倒闭了。他自嘲说：‘我做一间厂倒闭一间厂。’”
“你尽把人想坏！他能得到先生的倚重和信任，功绩彪炳，绝不是偶然。”张毓中固执地说。
众人这样在深山老林当侍卫，简直与世隔绝。在枯燥的日子中，8月初，何云又心血来潮，在自己能够掌控的“三分地”上做起了文章，决定对侍卫组织进行改名，于是命黎铁汉、罗毅两组长列出三个名称去呈报蒋介石核定。经过几人在山林中多次进行集体研究后，就拟将警卫班改为警卫组、侦查班改为侦查组、警务组改护卫组。谁知呈上去后，蒋介石亲批示：“侦察班为特务组。”
这下原来侦察班的陈善周简直是受宠若惊。
陈善周说：“可见先生对我们的工作是多么的宠爱和重视。”
“有吗？”黎铁汉、张毓中、钟民祉等人一起凑过来。
“可不是吗？”陈善周说，“先生为何偏偏只对我们的名字亲自进行修改，对其他改名置若罔闻？”
“因为其他名字改得没问题吧！”钟民祉说。
陈善周没话说了，突然眉头一皱：“把我们列为‘特务’，这不是宠爱吗？”
他的说话引起了何云的重视，之后，特务组的人员有了正式的上尉官阶，公开是特务组组员职称，工作还是以担任外围警卫和搜集情报为主，有时也和内围的侍卫官进行配合。
在何云的支持下，原戴笠两个班的人员命运峰回路转，转入了佳境。
谁知蒋介石待在峨眉山上大办训练团，他原计划好的围追堵截红军计划被手下“无能将领”一一弄黄，红军竟然通过几百里荒无人烟的草地，如天兵似的出现在班佑的巴西附近，与第49师在救济寺激战一昼夜，先头团团长先逃，接着溃下来，师主力在中途被袭击，损失将近两个团。蒋介石终于忍不住对刘湘“剿共”不力，使得红军“流窜”而异常震怒。在报国寺军训团，他当众宣布对刘湘“严予训斥，并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
当日下午4时左右，侍卫们见刘湘面色沉重，神态沮丧，匆匆坐上轿车，扬尘而去。
这时蒋介石在新开寺的警卫力量十分薄弱，仅有30多名便衣侍从和一个排的武装卫士，外围还有一个宪兵营，而峨眉山周围是刘湘的独立旅，从峨眉山至成都沿途还有为数不少的川军部队，如果刘湘因为被责骂而心怀异志，后果不堪设想了。
侍卫们发现刘湘神色不对、匆匆离开报国寺的情况后，急急跑去报告何云说：“刘湘下山走了。”
何云说：“中央有特务团驻扎成都，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震慑作用应该不少。我们只要情报灵活，警卫部署得当，就能应付突发事变。”
“远水难救近火啊！”
“我们可以派飞机支援，对确保委座的安全，我有绝对把握。”
“川军一动，我们如何知道？”张毓中还是担心。
“我们特务团有便衣组，组员都是从中级军官和卫士中精选而来，散布在民间，什么情报都弄得到。组长由侦查班石钟毓兼任。”何云说，“不过为了慎重起见，黎组长马上通知他们去监督川军的行动。”
黎铁汉立刻以秘密渠道快速通知了便衣组。随即，他们派出“乞丐”和“流浪汉”埋伏在刘湘部队营房周围和桥梁渡口等处日夜进行监视。
结果，却是平安无事。
原来，这只是他们的空担心而已。事实上，刘湘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身上长刺、头生反骨。谁知随后戴笠的秘密电台又来电了，说：“宁沪谣传刘湘叛变的惊骇消息，中央高级政要诚请戴将军探询实情，上海的股票市场也因此大乱……”
事后，何云说：“我看川军对中央没这么坏，可能是我们一些人本来就对他们不信任，心存戒心！”
有的侍卫也质疑说：“我们先生和教员们日日用理想的概念训练团员们，讲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用鲜血来教育所有参加干训班的人，这样能练好部队么？注定只能是失败的结局！”
9月24日，蒋介石获知林彪、彭德怀率领的红军第一、三军团已经进入岷县武山地区，马上就要突入甘肃和陕西了。蒋介石只好决定另作甘陕作战计划。
9月底，蒋介石心情抑郁，暴躁异常。因为据告，红一、三军团是由毛泽东率领。国军追堵中央红军，由江西至甘肃长追万里，不仅扑空，最后以失败告终。
蒋从此知道毛泽东行踪后，认为“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只好下令胡宗南率第1师回甘肃天水整补，薛岳率各军从川甘边区撤回四川待命。随后，自己带领晏道刚、何云和侍卫们下峨眉山，回久别的南京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