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机场不到十公里
这时刘伯承的二野大军已在川东进入了秀山边境。重庆也岌岌可危了。
蒋介石回到重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与会者都是少将以上军衔，有30余人。蒋介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定要确保重庆，保住重庆我就有办法；如重庆保不住，就退守内江，以沱江为第二道防线反攻；成都是我们与共产党决战的地方，我已下令胡宗南100万大军开赴成都，并拟从台湾调500架战斗机，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其实，谁都知道胡宗南根本没有“100万”军队，“500架战斗机”更是妄言。蒋介石欺骗他人，却骗不了自己，暗中思忖，一旦成都不保，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为此，他和俞济时等人暗地商量后，决定必要时逃往昆明和西昌，在那里继续坐镇指挥。为此，俞济时开始在昆明和西昌进行警卫布置。
所谓的“警卫布置”，无非是老套路——事先勘察行邸的安全，而后率卫队随扈警卫。可施觉民的特别警卫组人员，因为部分人员已从广州去了台湾，再分人去昆明和西昌，远远不够敷用。为了在西昌建立大型电台，到时供蒋介石作通讯之用，并安排蒋到西昌后的外围警卫和情报活动。俞济时只好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郑介民被毛人凤设计撂倒，调离了保密局）从他的保密局抽派人员到昆明和西昌协助警卫组进行必要的布置。
其中，西昌属于西康省，是彝、汉两族聚居之区，距离成都不过千里，在政治上不是什么特别敏感的地方。但抗战时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后，为了控制西康，进而窥视云南，同时准备万一重庆动摇，自己还有一条退路，蒋介石在成都设立委员长成都行辕的同时在西昌也设立了西昌行辕，且在西昌邛海边建了一个新村，备有高级住所。
11月19日上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给西南特区秘书刘德文打了一个电话，突头突脑地说：“你明天到西昌去。”
刘德文问道：“我去西昌干什么？”
徐远举说：“你晚上到嘉陵新村来再说嘛，有人同你一起去。”
刘德文问：“我用什么名义去？”
“国家到了这个时刻，你还讲什么名义。你去搞个办事处的样子嘛。”徐远举打着官腔，而后又说，“你可在特区选一个人随你去，给你2000元钱，一会儿给你送条子来。”
午后，徐远举派人给刘德文送来一张毛人凤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写明：“在爆破队杜长城处领取银元2000元。”
刘德文去领钱，结果只领到19两多“黄金”——都是些军统当年劫收抢来的黄金首饰，折合不到1200块银元，距2000元之数差了将近一半。
晚上，刘德文来到嘉陵新村26号。毛人凤和一些台湾来的特务都在。刘德文说：“我在杜长城处只领得19两多黄金，尚不足2000元。”
谁知毛人凤却气不打一处说：“有多少拿多少嘛，我又没欠你的钱！”
刘德文听了，也不客气，转头对徐远举说：“原是你要我去的，我并不曾向你要钱！你自己手写条子叫我领2000元，现在你们说出这样不讲理的话！你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不能当无赖，说的话不要出尔反尔马。”保密局总务组长成希超和经理处长郭旭站见刘德文说话难听刺耳，急忙打圆场，并在他们那里另外拿出800块银元“补齐”给刘德文。
钱的问题解决后，徐远举交代刘德文说：“你去西昌后的任务有几个：（1）在周围县份布置四个卫星组；一设会理，一设汉源的富林，一设宁南，另一组设在盐边或盐源，由谈荣章决定。四个组也由谈负责布置。你去把任务交给他就行了。四个组各配电台一部，发经费500元，组长人选，已决定曹焕然为富林组组长，日内由重庆经陆路去西昌。其余三组组长，由谈荣章决定。（2）渝支台有报务员20余人随你去西昌，将运去的两部大电机和20多部小收发报机，在西昌建立支台，将来代替渝支台。（3）总裁侍从室特别警卫组组员10人，同你一起去西昌，在总裁住处布置外围警卫。此外，侍从室还有一人同你一起去西昌，专为总裁布置住所。”
而后，他又给刘德文介绍了特别警卫组组长张某和渝支台的领队吕某的情况，最后特别交代说：“侍从室同去西昌的张×是个股长，浙江人，约莫30岁左右。你们明日一起乘军用专机去西昌。”
刘德文“嗯”了一声算是接受了任务。
次日（11月20日）上午8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派了一辆卡车送刘德文去重庆白市驿机场。卡车先开到两浮支路前保密局渝支台，等候在此的20多个报务员和机务员一拥而上，有人并抬上了两部大电机和一些小型收发报机。接着，卡车开到山洞，特别警卫组组长张×开来一部吉普车，随来的另一辆卡车上载着10名特别警卫组组员，由副组长崔×率领。见面后，张×对刘德文说：“我们去西昌是为给总裁打前站的。你坐我的车吧。”
刘德文于是改乘张×的吉普车，几辆汽车一同开往白市驿。
此时特别警卫组用总裁办公室名义包下了一架军用飞机，已作好起飞准备。众人到达后，一拥而上，飞机就立即起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西昌行辕已撤销，代之以西昌警备司令部。原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已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昌警备司令。他听说重庆有总裁办公室的军用飞机到达西昌，说：“不知是哪位要人要来？”特派副司令胡佛和交际科科长孙×及警备部稽查处处长兼保密局西昌直属组组长谈荣章，开着高级汽车，带着欢迎队伍和鲜花赶到机场迎接。不料，飞机停下后，在欢迎声中走下飞机的，却是一批保密局特务，稀稀拉拉夹杂着十几名侍卫官，也只是些负责外卫的小喽啰。谈荣章见多是自己手下，侍卫的军衔比自己低一大截，直后悔亲自来接机了，满心老大不高兴。
随后，特别警卫组的张×和崔×率10名组员住进了贺国光的高级公馆，刘德文等人则住进了谈荣章家里。众人各自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特别警卫组人员因是以侍从室名义派来的，贺国光特别给予照顾，每日好酒好肉款待，工作上也是有求必应，派人协助他们不到四五天就对新村周围的居民户口调查竣事，并完成了外围警卫布置。贺国光还指令警备部派人会同特别警卫组布置蒋介石的住房、卧室、办公室等。
25日，贺国光带着交际科与张股长、刘德文、谈荣章一同来到新村，仔细查看了蒋介石住处的布置情况。贺国光终究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亲自对蒋介石及宋美龄的卧室、办公室的一些摆设作了一些调整。随后，张股长高兴地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只待先生驾到。”
刘德文和谈荣章把新村原戴笠占用的房子也作了一些安排，以备毛人凤及西南特区的人使用。两部大电机，一部架设在城中稽查处，一部架设在原戴笠住过的房子里。至于在西昌周围布置四个卫星组的事，刘德文交给谈荣章去办。谈荣章很快选定了几名组长人选。至此，刘德文也再没啥事儿可干了。于是，晚上不是和谈荣章一起到贺公馆去走走，就是到长途台打听重庆方面的消息。
每晚，贺国光在会客室里同警备部的一些处长、谈荣章、刘德文、张×、崔×等人摆酒海阔天空地聊天谈话。在众人之中，因张×、崔×来自蒋介石身边，贺国光总不免要多奉承他们一些，酒席上劝菜劝酒，偏偏“忘记”了同是客人的刘德文。刘德文很是不舒服，肚子里意见很大。
而张×头两天还算安分，以为蒋介石就要到来。可过了四五天，见他还不来，沉不住气了，不断用长途电话向俞济时询问：“总裁啥时过来，你们好久过来呀？”而俞济时却不说实话，他总不得要领，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忽然一日，俞济时总算有了明确的答复：“我们不来了，你赶快回来吧。”
这时刚好重庆至西昌的最后一班飞机到达，张×立即率领手下赶去，搭乘这架飞机溜回重庆去了。
谁知他们一回重庆，只觉得自己掉进了罗网。
原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抵近市郊的南温泉，重庆已被包围了。
其实，更大风险正在重庆酝酿着。
此时刘伯承的大军已逼近重庆，“陪都”危在旦夕，蒋介石只好拿银元收买人心，鼓动手下的将领卖命。内二警也成为他收买的重点。蒋介石把彭斌和张佐斌叫来，告诉他们说：“再坚持三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那时，美国会直接出兵，援助我们消灭共产党。”
接着，他又说：“现在发三个月的应变费给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到时再论功行赏。”
接着，内二警领到多少银元，连两位总队长也都记不清数字。
但是银元虽多，并不能抵消他们的反蒋情绪。原因有三：一是内二警前身是川军刘湘系的杂牌军，长期受蒋介石的歧视，与中央军待遇差距极大，现在祸到临头才想起他们，这些川军又不是傻子，拿钱还说：“想起以前的事情，至今还实在憋气难忍。”二是彭斌在北伐时期在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当营长时，顶头上司——团长就是刘伯承，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也就是说他当过刘伯承的部下，后来长期与共产党要人没断绝过来往；而张佐斌呢？也与共产党有联系，还看过毛泽东1949年4月的讲话，其中毛泽东向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了两条路：一是继续与人民为敌，与蒋集团同归于尽；二是与蒋决裂，赎罪立功，以求人民宽恕。两人都有心去起义。三是9月2日下午4时许，重庆发生大火灾，火势从陕西路余家巷起，南至东水门赣江街、曹家巷，北从千厮门附近，东至朝天门码头和两江沿岸，烧毁37条街，共8000多幢竹木结构的房屋，河边的10多处仓库及棚户，100多艘囤船、驳船、木船无一幸免，烧死及被水淹殁者数千人，财产损失估计数千万元。对于重庆史上最惨重的大事故，蒋介石处理的办法，竟是派重庆警备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龚克勋从牢房押出两个犯人，说火是共产党纵的，把他们枪毙在余家巷，暴尸三天了事。这样不负责的处置，引起重庆人的极大愤怒。
深知内情的彭斌和张佐斌也是大为不满。
一日，彭斌接到密告：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要改编他的内二警。11月2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彭斌。之前，彭斌先去了特别警卫组，会见施觉民。
两人私交很好。施觉民一见面，就告诉说：“杨森说你不稳，和共产党有联系，是熊克武的学生，刘伯承的老部下。”
“那怎么办？”
施觉民劝彭斌说：“那就把家眷送去台湾，免得让杨森抓住把柄。”
“唉呀，如何来得及！”彭斌说，“妻儿已回荣昌老家。”
施觉民说：“你赶快把人接回来，准备送去台湾，一切闲言碎语就迎刃而解了。”
“那是那是！”
这时蒋介石派侍卫来了，说：“先生召见。”
彭斌立即去见蒋介石。蒋介石问过一些部队情况后，说：“你的家眷送去台湾，很好……”
回家后，彭斌对太太杨素波说：“你赶快带着孩子回荣昌老家去！”
谁知杨素波不愿回荣昌乡下生活，拖延不想动身，彭斌愤怒地说：“数不可逃！”
第二日晚，施觉民打电话给彭斌：“已经安排你的妻儿明日一早上飞机。”
次日晨，彭妻带着两个儿子，在珊瑚坝机场登上去台湾的飞机。
当天下午，杨森下令，内二警两万余人撤离机场、银行、公馆等要害部门，开往南岸布防。林园、白市驿机场等处的守卫都换上了蒋的嫡系部队。
11月27日，解放军解放綦江，与南川北上的解放军会师，挺进重庆。在重庆的行政院各院、部逃迁成都。
次日，解放军对重庆完成包围。行政院长阎锡山从重庆飞往成都。蒋介石还镇定自若地带领蒋经国、俞济时等人在侍卫们簇拥下巡视重庆市区，只见情形已经大乱，交通阻塞，宪警出动都已经无法维持，市民焦急彷徨，愁容满面。部队更是怪相百出，无奇不有，蒋介石越看越痛心，转了一圈，就像无头鸭子似的，急匆匆地返回了山洞陵园驻地。
29日，重庆市内已闻解放军炮声，蒋介石决定由重庆实行总撤退，但是已经没人出面主持危局了。国府最高负责人李代总统早在11月13日蒋介石来重庆的头一天，为逃避蒋介石逼他“让位”逃离重庆，“赴美国治疗胃疾”了。蒋介石说：“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骂归骂，他人已经走了，阎锡山也去了成都。中午，蒋介石不得不在山洞陵园召集军政头目开会，布置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等事宜。
当日下午，内二警奉命撤回到了长江北岸，防守佛图关到朝天门一线。张佐斌和彭斌在菜园坝江边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彭斌说：“这次行动由张副总队长任总指挥，他带几个支队先上去，一支队摆牛角沱，二支队摆曾家岩，三支队摆上清寺，四支队摆中山路，另两个支队由我带上去。”
他们没有说“起义”，但行动部署却是明显的兵变：以四个支队控制蒋在城内的力量，两个支队捉蒋。第二次“西安事变”终于爆发了。
当张佐斌带队入城时，发生意外。驻守城内的国防部第364师罗君彤部突然用机枪向他们开火。原来杨森不放心内二警，让罗趁机打垮他们。彭斌见他们打得很凶，不敢贸然上来。
当晚9时多，重庆城内异常混乱，很多车辆朝成都方向开去，有熟人看到张佐斌，大声喊道：“佐斌，快走，上成都哟！”
张佐斌急着找彭斌，无心理会他们的招呼，但内心觉得很奇怪：老蒋不是下令车辆在重庆城只准进不准出吗，为何这么多车往成都开去？约11时多，他忽然听见江北“轰隆”一声巨响，全城电灯被震熄。江北兵工厂火药库爆炸，致使电厂瘫痪了。找不到彭斌，张佐斌只好带着部队往山洞方向开去。
谁知彭斌已先到了。
此时已是凌晨12时30分，两人商量下一步办法时，突然见五辆小汽车从林园方向开来，因路灯被震熄，没有看清是什么人的汽车。小汽车转弯，驶往了白市驿方向。过一会儿，彭斌突然恍然大悟：“蒋介石跑了！”
张佐斌说：“不是说要明日中午才去成都吗？怎么提前了？”
原来晚11时左右，蒋介石住所的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侍卫们立即慌乱起来了。蒋经国立即起床，催促蒋介石说：“早点离开危险区。”俞济时、施觉民等人也赶来催促说：“快快走，不然就啥都来不及了！”
蒋介石见势不妙，于是下决心离开。在卫兵护卫下，他带头登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其他侍卫们也赶紧拎着大包小包蹿出门外，纷纷钻进小汽车。随即，五辆小汽车依次开出了山洞林园。谁知沿途“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车队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三次，无法前进，侍卫们只得下车吆喝、驱赶，车队才慢慢地往前移去。
彭斌和张佐斌不知内情，眼看车队远去已追不上了，只好放弃捉蒋计划，率部回去了。
而事实上，蒋介石的车队没跑多远就又被堵住了。侍卫下车怎么驱赶、叫喊，也没办法挪出一条车道来。蒋介石无奈地对俞济时说：“形势紧迫，下车步行吧！”
结果，他们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下，迈开十一号，走了八九十里的夜路，才抵达机场。
当夜，蒋介石睡在美龄号专机里，侍卫们一夜未睡，冒着呼呼寒风，徘徊守备在专机四周。
11月30日天明时分，美龄号波音专机与另两架随从机凌空起飞了。
此时，解放军前锋已进至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不到十公里远了。蒋介石若再迟一步就要被活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