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在1993和1994两年共侦破拐卖女性案件1674起，其中大案951起，抓获人贩子2310人，解救被拐卖女性儿童1865人；贵州从1994年起先后派出6个工作组共100多人，侦破拐卖女性儿童案件450起，被解救女性150多人，捕获人贩子429名；湖南从1993年起，查处残害女性儿童的大要案774起，惩处犯罪分子2035人，解救被拐卖女性儿童2546人；四川1993年的发案率比1992年下降41.9%，比1991年下降60%。近年来，山东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统一打击行动，共处理拐卖人口的犯罪分子14000多人，其中判刑的3100多人。他们还采取了县市包乡镇、乡镇包村庄的办法，逐村逐户地对外地流入的女性排查摸底，当面核实，凡是应该解救的，采取措施解救。1981年至1988年，全省共解救受害女性16000多名，儿童900多名。《人民日报》1989年11月15日对妇女身体的暴力行为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盛行于非洲一些国家的女性阴部环切术，又称生殖器环切术。据统计，全世界有1亿女性做了生殖器环切术。在索马里，有98%的女性做了生殖器环切术。
苏丹女性达里尔调查了她所在国家的女性阴部环切术状况，她调查的地区是苏丹北部，调查对象为3210位女性，其中3171人（98%）做过环切手术，只有39人（1.2%）没有做过这一手术。在做过环切术的人当中，83.13%是全切手术，手术将阴蒂、大小阴唇全部切除；12.17%是半切手术；2.5%做的是阴蒂包皮切除术。（Dareer，）达里尔调查了当地人赞成女性阴部环切术的原因，其中包括认为这是一种好传统；宗教要求；干净；可以得到较好的婚姻；丈夫可以得到更大的快感；保持童贞，防止不道德行为；提高生殖能力等等。其中宗教要求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赞成女性环切术的原因则有：所信的宗教禁止这种作法；难以获得性满足；为婚姻和劳动增加了困难（这一点比例最高）；个人经历；为了人权和女性的尊严；怕丧失生殖能力等。
根据达里尔的分析，在她的国家，女性阴部环切术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是：对其后果的无知；怕受到社会的批评（这一点比例最高）；助产士使它得以施行；害怕引起社会变革；父母的无知；祖母的影响；违反法律；法律执行不得力；政府对人民启蒙不够和健康教育不充分。（Dareer，）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女性阴部环切术就像印度的烧寡妇和中国的裹小脚一样，一直是一个触动民族文化神经的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西方女性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简单批评往往会引起拥有这类陋习的国家的妇女的反感。
这是因为当某种伤害妇女身体的做法以习俗的方式被固定下来，并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实践时，它必定是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有着某些功能，不能够简单地把它看作愚昧无知。比如，据考察，印度的寡妇自愿殉夫的原因之一在于：守寡后，她们往往丧失了经济来源，生活极为艰难，这就促成了殉夫习俗的形成；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妇女的裹小脚有限制妇女出门的作用，此外一个现实的困难在于，在盛行裹足的时期，如果不裹足，一位妇女就找不到体面的男子愿意娶她，不得不降格以求。社会的规范已经如此，不是可以用愚昧无知来全部加以解释的。阴部环切术也有不少被当事人视为正面价值的因素，简单否定于事无补。女性主义对于这些伤害妇女的习俗只能采取谨慎的批评态度，并且用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它加以改变，绝不是简单否定所能奏效的。
总之，在社会的变革中，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不容忽略。应当分析暴力形成的结构和意识形态根源，特别注意暴力与阶级、性别压迫之间的关系。为了战胜针对女性的暴力，还应提高社会经济水平，制定有关法律，改进警察素质，增加教育和救助项目的投入。
二、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一般公众和学者近年来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由于家庭暴力过于普遍，它已经成为常态而非例外反常现象了。尽管有法律保护女性不受虐待，但是家庭暴力案件很少能得到起诉，除非打成重伤或出现致死人命的情况。许多受虐女性因此丧失了起诉的勇气，不得不继续维持暴力的婚姻关系。有些人甚至去走极端，主张只有用暴力和谋杀的手段才能结束这种关系。
女性主义之所以关注家庭暴力问题是因为家庭暴力不仅以女性受害者为多，而且是男性权力压迫女性的一个极为典型的表现。有调查表明，家庭暴力是一个不为人知的传染病，是女性致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在美国的家庭暴力中，95%的受害者是女性；在美国女性的一生中，每四人有一人会遭受其家庭伴侣的暴力侵犯；每年都有约600万妻子受到丈夫的虐待；每年约有2000至4000名女性被殴打致死；美国警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应付因家庭暴力打来的电话上；所有警察受伤的40%和死亡的20%是被卷入家庭纠纷的结果；被谋杀的女性中有60%是死于熟人之手，最常见的情况是分居和离婚的女性被男方设陷阱加以谋杀；因伤住院的女性中有20－30%是被性伴侣伤害的；产妇中有17%报告说在怀孕期间受过暴力侵犯。
在美国，一个样本容量为2000人的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在1979年，有16%的夫妻之间发生过暴力行为（从打一巴掌到真正的殴打）；整个婚姻关系期间平均约有28%的夫妻之间有暴力行为。关于婚内强奸的普遍程度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旧金山地区，12%的已婚女性报告自己曾经历过婚姻关系中被强迫进行性交。一项以2000对美国夫妻为对象的调查表明，25%有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Hatfield，etal，）在法国，有200万女性经常遭受男人的虐待；在德国有400万女性遭受丈夫的虐待。有调查表明，在犹太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很普遍，其实犹太教义并不赞成家庭暴力，也是主张对施暴者加以惩罚的，同时应当对受害者给以补偿。以色列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虐女性的生活环境同监狱极其相似：与世隔绝，受害人被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联系，丧失了来自外界的物质与精神支持。
传媒揭露的一个印度女性个案引起公众的关注：她被姻亲杀害，原因是婚后八年其父仍不能交齐嫁妆钱（约159美元）。这一案件使人们对在印度针对女性的暴力状况有了认识。
移民女性中的家庭暴力状况也非常严重。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南亚女性到达美国，由于丈夫的虐待，她们对新生活的梦想很快就被噩梦毁掉了。这个群体所处的困难环境使这些女性比其他人更难寻求帮助。在过去10年当中，已成立了十几个支持南亚女性的团体，它们的愿望就是要关心和帮助这些女性。
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在1994年主办的一次婚姻质量调查表明，不论程度频率如何，丈夫打过妻子的占21.3%；存在经常和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的家庭约占1%。中国目前正在展开关于婚内强奸问题的讨论，尝试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确认这一针对女性的暴力罪行。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低得可怜。从统计看，发达国家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程度一般来说比不发达国家低一些，但是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受虐的女性还要继续留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答案是她们的自信心被暴力摧毁了。有调查表明，被动接受和麻木不仁是受虐妻子的典型特征。女性挨打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挨打时，她们感到吃惊，竭力躲闪；然后感到恐惧，竭力讨好丈夫；最后感到抑郁，躲到一边自责。一旦挨打成为习惯，其后果可能导致丧生。妻子挨打的社会后果除了伤害、致死之外，还可能成为下一代的效仿行为。妻子的挨打还常常伴随着子女的挨打和受性虐待；待子女长大成人后，有可能继续这种受虐的生活模式。（伦伯特，1993年有不少学者就家庭暴力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做了研究。例如，有人将暴力分为三类：家外暴力，对配偶的暴力和亲子暴力，并认为，社会舆论更反对非家庭成员的暴力，而对家庭成员的暴力反对不力。据美国1985年全国家庭暴力调查（样本为6002户），那些家外暴力倾向强的人，家内暴力也很强；反之，只是家内暴力倾向强的人，较少有家外暴力的行为。
三、其他形式的暴力
除了社会暴力和家庭暴力之外，威胁女性安全的其他暴力形式还有多种。首先是交友强奸与求婚暴力。近年来，交友强奸和求婚过程中的暴力侵犯问题已经成为传媒关注的热点。一项调查表明，美国有77.6%的女性和57.3%的男性在交友过程中受到过性侵犯；有14.7%的女性和7.1%的男性被迫经历过不情愿的性关系。在1985年，有31%的黑人女性和32%的白人女性曾受到过男性伴侣的肉体暴力侵犯。有一项研究调查了求婚过程中的暴力与婚后夫妻间暴力的关系，样本为82位在家庭暴力避难所中借住的女性。研究发现，这些女性在求婚过程中和婚内遭受暴力的经历十分相似。10至20岁的女青年有25%在约会中遇到过暴力。
其次是校园暴力。这是针对女性的暴力的另一个引人注意的形式，也相当普遍。大学校园对女性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校方对大学生中的施暴者无所作为，即使是校园强奸也只会受到轻微的处罚，不会被起诉。因此有人提出，为了有效地控制这种情况，学校行政当局必须首先了解事实，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是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在1990年美国的一项关于恐惧感的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中，人们的恐惧感比15年前有所上升，而全部上升都是由女生恐惧感上升造成的，她们的恐惧感主要来自社会变迁和暴力。另一项对未婚大学男生的调查表明，有25%的人报告至少进行过一次侵犯行为，表现在强烈试图性交达到了引起女伴挣扎或哭泣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