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封建社会中，皇上是普天之下的万岁，是凡人必尊的天子，能够定乾坤，夺生死。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个人治兴衰交替的过程。在今天，尽管全球各地都在以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为目标，但民主与法制化水平才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成克杰伏法，可以看作国家的法制击溃少数腐败分子人治的胜利。但有一个现象也应格外引起注意：从杀张子善刘青山开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上，除了“文革”期间没有出现大腐败分子，“前腐后继”就没有中断，而且腐败现象越来越多，腐败分子官职越来越高。这到底是为什么？是该分析、总结一些深层次、普遍性、本质性东西的时候了。再寄希望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和杀鸡儆猴之类本身就不是法治态度的做法，显见是不行的。
我们来看看成克杰官居高位后发出的一些重要“指示”，或许能悟出些东西。
1994年初，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告诉成克杰情妇李平，如果拿到西园的土地，可得好处费1000万元。于是成主席指示南宁市政府，将西园的85亩土地以惊人的优惠价出让，评估价由每亩96万元降到55万元。仅此一项国家损失3485万元；周坤拿到土地后，以没钱支付好处费为由，要求李平帮助贷款。成主席再次充当业务员角色，多次打电话指示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行长曾国坚给银兴公司贷款。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发放贷款7000万元，成主席和李平拿到好处费1000万元。放出去的贷款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1996年下半年至1997年年底，成主席帮助银兴公司承接了广西四十大庆民族宫工程。本因先由要求承建的施工方呈送正规的书面申请报告，再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委严格审核立项的数千万元的工程，在成主席越快越好的书面指示下，草草几行字的报告，竟顺利通过。
在上述事实中，成主席如何滥使权力，缺乏约束，缺失监督，我们暂且不论。但不管是南宁市政府、建行广西分行，还是广西计委，国家早已在土地转让、发放贷款、审批立项方面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及规定，并非无法可依。令我们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成主席的“指示”下，这些法律、制度、规定顷刻间形同虚设，苍白无力，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中，地区、部门、单位这些大大小小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机构严重地得上了一种病，其具体表现是，官大于制度、规定，指示大于法律，人治大于法治。下级怕上级，到底怕什么，不就是那顶乌纱帽吗？可乌纱帽是人民给的，又不是他成克杰家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乌纱帽不是成克杰家的，是人民的，可是，现在由成克杰、李克杰、王克杰攥在手里，“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给谁不给谁由他们说了算。今天发给你了，能不能戴牢，要看你听话不听话，给不给我办事。完全封建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那一套。权力已经异化，边界被随意突破，运行方式完全随个人喜好，监督在有制度而不能甚至不敢执行的情况下变成了装饰。除此，难道还有其他解释吗？
因此，杀成克杰只是拔掉了一根毒草，而这根毒草也不是天生有毒，而是在权力越来越大之后发生的变异。问题出在土壤。具体来说，还是那句老话，怎么制约权力，监督权力，尤其是执政党的权力。“执政为民”是政治理想诉求，但高尚的诉求不是刚性的约束。“加强党性修养，经得起糖衣炮弹的攻击，拒腐蚀永不沾”也只能是道德约束，但高尚的道德理想也不是刚性的约束。国法党纪是刚性的，关键是看怎么执行。当成克杰也拥有拿捏纪检委书记、检察院检察长的权力时，刚性只是法律文件上那些文字的棱角，民主政治才是唯一的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