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说曾经的几桩事情。
第一件发生在“文革”后期。我认识的一个人，先以农代工，后以工代干，当了公社的“公安”。娶儿媳的时候，他带人把亲家给五花大绑了。原因是迎亲队伍到了家门口，亲家却节外生枝提条件，他觉得没面子。“你也不看一看我是谁，给我绑了！”果真就把人给绑了。乡亲这样评价这件事，人家是公安局的，手里有权嘛！第二件发生在1980年代中期，在内蒙古与宁夏交界的大桥一侧，几个穿着收养路费服装已有醉意的年轻人，见车就拦，拦住就罚款，问题是有些罚款内容应由交通警察来执行的。有人认识这些人：“都是我们矿工的子弟，怎么一穿上这身皮，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第三件发生在1990年代后期。在党校中青班上，一位同学给大家讲了一件让她异常气愤的事———前几天，她受同学委托组织同学会，给一位官至厅级的同学打电话，对方竟然将她训斥了一顿：“谁这么大胆子，敢直接叫我的名字！”气愤之余，这位同学又说了下面的话：“就凭他这样，我就不信他能当个好官。”第四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2002年由科级升了处级，很快就有了异样的感觉。原来关系很好的兄弟姐妹不再像过去那样随便说话，他们开始对我敬而远之，就有人明着暗着递话过来，要我洁身自好，说白了就是不要贪污受贿拿黑钱。我甚至有些愤怒，我还是我，怎么当了个屁大的官就让人不信任了呢？之后与大家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的状态。直到辞官不做到南方，在大家反反复复的送行宴上，我讲了自己的感受，一一询问疏远我的原因，答案竟是一样的：你看当官的哪有好人？
对这些事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得出了以下的认识：没有约束的公权会让好人变成坏人，私有化了公权会让掌权人把自己想象成过去的皇上，发酵了的公权，不酸也酸。
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公权天然地和私权有对立，政府（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个体有对立。作为一个普通人，天然地对公权持有戒备心理。需要自觉地捍卫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时刻为自己的权利付出努力。否则就会被侵犯，被剥夺，被伤害，被愚弄。
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里，公权维护的是大多数而不是所有。公权在这件事情上维护了你，但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可能没有满足你，甚至剥夺伤害你。公权指向的是大众的那些共同需求，而个体的特殊需求就被忽视甚至是严厉地拒绝或阻止。这说的是公正的公权，好的公权。公权一旦被私有化，那就把以上的事情全弄拧了。
公权在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时，会出现对少数人的不公平，这会引起一定的议论甚至指责。此时，公权会根据实际做两方面的工作。如果认为指责者的需求不合理，就会以“满足了你的需求，就是对大众的不公平”来解释。如果认为指责者的需求合理，只是有特殊的原因不能得到满足，则会向大众说明情况，以征询、听证、集体表决等民主方式征求意见，再决定怎么办。而公权一旦一味满足的是少数人时，引起的常常是集体不满或集体缄默。前者还好，表明对公权还寄予希望。若是后者，就有大麻烦了。这时所有的反对、不满、质疑都在潜伏中集聚，这时人们想的是这个公权该废除了。事实上，人们已经作出了决定：抛弃。
一个社会走到了民主素质变成了公民血管中的血液的地步，法治成为调整利益、解决矛盾的唯一选择时，人们就不担心社会的公权是被什么人，什么政党在掌握，更没有江山易色之忧。党在法内，政府在法内，即使有王的话，也是王在法内，更遑论政府里的所有啰喽们了，没什么可以担心的。掌握权力的组织或个人的最大自由度、最大的创造力、最高级的自选动作都是指向一个根本性的目标：让法律明确了的公民与国家利益最优化。偏离了这个方向，动作越大，危害越大，交出公权的时日越近。
在公权真正姓公的时候，我想前面的四件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怎么才叫姓公了？公权领域民主机制说了算，而不是官场各级首长和首长之下的那群大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