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工会搞了一项题为“你发现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时怎么办？”的调查。被问者中回答“通过正常渠道批评检举”的仅占39.2%，而表示“保持沉默”的占33.5%，表示“发牢骚或跟同志议论”的占25.4%，表示“消极怠工”的占15%。
这件事儿不简单。初步的印象是今天有许多人不疾恶如仇，很宽容，很隐忍，很仁慈，其实是怯懦，特奴性。缓和一点说是很明哲保身。只要不直接伤害到切身利益，大可不必去管别人的闲事。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官僚主义和腐败这对孪生孽种自然可以招摇过市了。是的，假如发现小偷蟊贼，因为他们同自己一样也属于小老百姓，便有勇气挺身抓来惩治，但对犯官僚病和行腐败恶的却因了地位的不平等便胆怯，一味听任由之，这不是有点窃钩者贼，窃国者侯的味道了吗？
国是我等匹夫的国，官僚主义和腐败无论是独行还是联手，都关乎我等匹夫的根本利益。怎样对待这些是非罪错，已不是个人确定怎么办的问题了。面对邪恶，敢于批评、检举在我们这群人中连一半都不到！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而相当一部分人表示沉默或发牢骚以泄愤，又是多么可怜！
回顾人类文明史，每一个进步都与民众自觉进入批评者角色有关。请想一想广场的来历吧，欧洲的城市必有广场，是市民聚会讨论重大问题的地方，强烈的辨识是非自我管理的市民意识在这里一天天增长并成熟，民主政治由此而产生。再想一想中国的华表吧，尽人皆知是皇上招谤引议于市的标志，其功能同现在街头上锁的检举箱，这些虽已是历史，广场不再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是非的辨识场所，转而为娱乐去处，华表也只为作为废都的标志和封建民主的一个历史符号。照理说，人们非但不应该丧失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匹夫意识，倒是应随文明的提高而具备更高的现代参与意识，不意衰减到如此地步。仔细想来，似乎也是无可奈何。假如通过正当渠道批评了，检举了，又通过正当渠道反馈到被检举者手中去处理，那正当检举者还有批评检举的正当感吗？这种事情在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检举者出卖给被检举者，发生一个人次便消却十个人次的正当感，放过一个被检举了的官僚病患者或漠视了一个腐败分子，便可扑灭十人翘盼扶正固本的希望。
提高公民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批评检举率，还得提高公民在此行为中的正义感和正当感、自豪感。如果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落实批评检举的真实性和怎样对待真实的批评检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