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师爷”。《文明小史》曾说到绍兴师爷在衙门中的情况：绍兴府人有一种世袭的产业，叫作“幕”，或是“师爷”。何为“幕”？也就是各省的官府衙门里，总有一位刑名老夫子，一位钱谷老夫子。所谓老夫子，其实并无年龄限制。他们中的一位负责处理刑事判牍，一位负责钱粮。
无论是断案的，还是负责钱粮的。他们都来自一个地方——绍兴。
在明、清两代，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出了很多进士，其数量分别位于全国各府的第二位和第六位。读书人多，可是朝廷对一个地方的人才录用是有限额的。朝廷采取的是“北人别考”，使得绍兴文人学子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希望变得渺茫，“读书不成，去而读律”。读书人又干不了粗重的活儿，他们就从事另一种虽然名声并不显赫，但比较实际的职业，这就是在各级官府中充当幕僚。
幕僚人才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也有来自各地绍兴会馆的推荐。这些会馆大多打着“准师爷之乡”的旗号，有的还专门举办幕学训练班。许多家庭成员或子承父业世代为幕，或是通过同一家族中充当幕僚或官吏者的引荐，步入师爷生涯，从而在官场上布下一张张光怪陆离的社会关系网络。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亲缘关系。师爷不是谁都能胜任的，一个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知识精英想要当好“师爷”，绝非易事；要想成为大师爷、名师爷，更是难上加难。做好师爷不仅要拜师实习，还要文笔好、记忆好，有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嘴，善于应酬，处理好各种案子和官场中的微妙关系。应该说，“师爷”这一职业完全称得上复合型人才。
作为晚清幕僚行当的“顶级品牌”，“绍兴师爷”抱团形成的关系网也是最为严密的。他们或以亲戚或以世谊或以同乡形成帮伙，互相关照，互相牵引，互通声气，通同作弊，枉法营私。他们通过在一个省的上下级衙门里当师爷，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乡人网络，借此操控官府。对帮伙之外的师爷，他们想尽办法加以排挤。如果下级署官不聘用上级官府或师爷推荐的师爷，所办的上行公文就有可能会被驳回或积压不办。
绍兴师爷与其幕主的聘任关系，是一种你情我愿的双向选择，即幕主可以自由选择幕僚，幕僚也可以自由选择幕主。双方任何一方决不强迫另一方，都可以朝秦暮楚。双方之间不羁主客关系，不羁时间长短；幕僚有入幕的愿望，但幕主会婉言推脱；幕主有聘任挽留幕僚的意图，但幕僚也会婉言辞谢。
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类似于男女之间你情我愿的关系，或为他们以后更好的合作共事奠定基础，或为找到更为理想的对方而权衡比较择优而定。在人才的流动上，绍兴师爷是一股活水，不断流动。横的方面可以朝秦暮楚，纵的方面可以上下浮动，且幅度极大。今天是师爷，明天你就有可能成为京官，后天也许被革职还乡。关于绍兴人从事幕业的盛况，绍兴籍幕友龚萼说：“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由于绍兴人外出游幕的太多，本地的人都快走空了。“吾乡之业于斯者，不知凡几，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可见做幕是绍兴人从事的主要职业。在当时，“绍兴师爷”风头无两。晚清官场中流行一句话：“无绍不成衙。”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哲学家冯友兰回忆少年时代随父在县衙生活的经历时谈到，清代县官上任，没有不带上自家“班底”的，其中有师爷、长随等。上自总督、巡抚，下至知州、知县，都要在正式的行政机构及属官之外，另组私人智囊及助手，称为“内衙”。“内衙”是幕主的亲信，故被倚为左右手，“委以重任，襄办一节，不可或离”。《〈老残游记>续集》中就有一段嘲骂师爷的话：“近来风气可大不然了，倒是做买卖的生意人还顾点儿体面，若官幕两途，牛鬼蛇神无所不有，比那下等人还粗暴些！”在清朝初期，师爷中有不少是有德有才之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到案件，援引律义，反复辩论，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这种亦师亦友相处，在一起探讨业务，修身自律的风气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随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败，幕风也越变越坏，师爷的品学也越来越劣，以致到了凡幕皆劣的地步。到了晚清，师爷摇身一变，成为不学无术，盘踞衙门，仰主人鼻息，入则奴颜婢膝，出则狐假虎威的徇私钻营、狼狈党援之辈。
手头有一个现成的案例，或可窥见一斑：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湖北地界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在上一年，湖北地界的官府捉拿了两个盗贼，张洪舜和张洪炎。两个案犯的名字与乾隆二十六年归州知州赵泰交抓捕归案的张红顺、张红严兄弟字音相同。由此，刑部怀疑眼前拿获的张氏二犯与两年前的归州案的犯人系同一案犯。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两年前归州抓捕的两人目前尚在狱中，又怎么会跑出来继续作案呢？按照乾隆年间的司法管辖权限，疑案应该提交刑部来定夺，但当时湖北的官员并没有按司法程序往下走。
如今刑部在梳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了疑点，就直接向乾隆皇帝奏报。乾隆获知情况后，立即着派刑部侍郎阿永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北复审两案。经过复审，得出的结果与刑部前面的推断相一致：此张氏兄弟就是彼张氏兄弟，两案为同一案犯。
案件卷宗里的内容大致如下：乾隆二十五年，张氏两兄弟于本乡李作棋家盗窃一百六十两银子及部分衣物，随后被官府拿获。但这个案子在审问拟罪的时候，张氏二人当庭翻供，最后居然被无罪释放。既然案犯无罪，那么罪就转移到执法者的身上。于是剧情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知州赵泰交因为“滥刑妄断”被流放，事主李作棋、保正袁志芳等人也因为诬陷栽赃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于是，无罪释放的张氏兄弟依然清风明月任逍遥，并且重操旧业。
善恶终有报，张氏兄弟居然在盗窃赵启贤家九十两白银后被抓获。这时候原任按察使沈作朋此时已经升任布政使，他担心翻改前案会让自己背上处分，坚持只将后案审结，而置前案于不顾。由此才造成了案中案的复杂局面。
乾隆皇帝获知真相后，大为震怒。他下令将张氏兄弟立即就地正法，被冤枉的李作棋、袁志芳等人也被释放，赵泰交也得到了赦免。这个案子还牵涉一个省部级高官，交由乾隆皇帝亲自审问。审问的结果是沈作朋立斩，原任湖北巡抚周琬、总督爱必达改绞监候（后两人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这个案子还不算完，因为它被紫禁城里的万岁爷盯上了。乾隆皇帝在审问过程中，越审越感到在高官涉案的明线背后肯定有着一条更为隐蔽的线索。他隐约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有可能是一桩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窝案。他对湖北大吏这种上下通气、抱团犯罪的做法感到无法理解。在随后的调查取证中发现，案件背后的灰色线索是由官员雇用的幕友串联形成的。涉案的总督、巡抚、按察使司这几名高官雇用的幕友都和徐掌丝兄弟及其姻亲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徐掌丝是绍兴人，他本人在按察使沈作朋署内做幕，而他的弟弟又在总督爱必达的手下做幕，他的妹夫卢培元在巡抚汤聘的手下做幕友。这么一个幕友家族依附着湖北省权力高层多年，他们之间互通消息，与地方官员来往密切。
在这个案子中，各衙门之间互相串通的公文和消息，都要经过师爷们的手。这帮师爷在这里玩了一出现实版“无间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上下通气，在传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庞杂的情报网络，正是这个网络左右了案情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网络让本来一桩简单的民间盗窃案，发展成为政府高官纵盗冤良案。
如果说，官家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代表着皇权，那么湖北发生的这起民间盗窃案，就是官僚集团内部联合起来对抗皇权的妄为之举。乾隆在了解内情后，震怒万分，他命湖广总督李侍尧等速将涉案的幕友徐掌丝兄弟拿获交由刑部处理。乾隆借此案为各级官员敲响警钟，他着令各省督抚要彻查幕友上下交通、干预政令的事，并禁止新任督抚藩臬续用旧任幕友，以切断他们与幕友之间的联系网络。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一个家族将一个地方各级衙门的幕友岗位全部垄断的现象，幕友网络在地方官场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沟壑。
清代名幕汪辉祖在其所著《佐治药言》中记述，以州县而论，清代全国共有一千五百多个州县，绝大多数州县都聘有师爷，每一州县的师爷少则二三人，多则十数人，合计全国州县师爷不下万人。《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随着官员在省一级或地方一级职责的加大，幕友的规模和人数也跟着增加，到十八世纪末，这些助手的总人数估计已达七千五百人……他们的人数在十九世纪继续有所增长。可见数量之可观，师爷队伍之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