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
【译文】
真实可信的言辞不华美，华美的言辞不可信。善良的人忠厚老实不巧言善辩，巧言善辩的人不善良。有真知灼见的人不求知识广博，有广博知识的人不可能有真知灼见。圣人不私自积藏，他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有；他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天的法则是利于众人而不妄加伤害；人间的法则是施惠众人而不与人争夺。
【解析】
巧加掩饰，为自己的错误大加辩解，真可称得上巧言善辩了。这种人心底如何呢？毫无疑问，这种人肯定是不善良的，也是没有道德心的。真正善良的人，绝不会与人争论是非，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功过是非不进行争辩，他们虽表现木讷但是非分明，虽看似愚钝但心如明镜，他们不善于论人，也不善于为自己争辩，一切尽在不言中。老子称这些不善于用花言巧语来争辩的人是完善的，其本质也是善良的。语言已经发展为现代意义上交流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尤其在社交场所，语言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谁也无可否认。但在老子看来，语言的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大，这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造就的，无可厚非。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老子绝不是要我们都成为“哑巴”，他只是强调言语上升到“善辩”这一层次所出现的弊端，他将言语和人的善良本质联系起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获得知识的博与专，老子自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直到现在仍未休止，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的广博和专精是不能说明老子的理论的。老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对道的把握（真知）和多闻（广博）的辩证关系，在老子看来多闻并不能真正地明白道，明白道的人并不靠博闻而得。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句话让现代人看来实在是荒唐可笑，自己的东西给了别人怎么就更富有了呢？在这里我们从精神物质层面上来解释，自己的东西（物质的、有形的）给予了别人，自己东西是变少了，但自己的精神财富（无形的）却上了一个台阶，给予了别人却换来了自己内心的充实，这难道不叫作自己变得更富有和充足了吗？
“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全章的总结，也是整部《道德经》的总结，老子以一句极富鼓动性的话结束了五千言。看啊，苍茫的天地之间，人类就如同浩瀚大海里的游鱼，成群结队，大小不一。我们要参与竞争要被强大的对手吞噬，我们要成长、衰老、消亡，我们都喜欢生而讨厌死，因为生是幸福的，抬头看天上的星星，低头看草叶上的露珠，这一切都是那么地让人欣喜和感动。天地给予我们的绝非仅仅这些，这些美丽的事物是天地给予我们的礼物，它无私地给予着，让我们人类尽情地享受着它带给我们的美好，它不要求回报，更不用说去伤害我们了。人间的法则也是如此，万物没有纷争、没有打斗，只有奉献、没有索取，更没有欲望和妄为。这是多么幽远、高深的境界，但看起来又是这般的普通！
智慧典例为人之道
卡耐基乐于助人，成就事业的辉煌
卡耐基是美国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和演讲口才艺术家。在20世纪，卡耐基的演讲口才艺术曾使亿万人获益匪浅。仅在欧美地区，就有近2000个卡耐基演讲口才训练班，甚至许多地方出现了卡耐基演讲口才俱乐部，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与命运。在参加训练的人中，有著名作家、政治家、商界大亨、学者、大学生、职员，甚至还有几位国家元首，可见其影响之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
有一位英国企业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这样说：“当今成功人士，恐怕没有人没读过卡耐基的书！”虽然这话不无夸大的成分，但卡耐基的书长期以来是全球的畅销书，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卡耐基的学生无以计数，从中受益而走向成功的人也是很多的，这些人的成功本身无疑能说明卡耐基的成功。但他的成功还不止于此，他比我们心里所固有的成功模式还要成功得多，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更是一位少有的善于通过帮助别人成功的企业家，因为卡耐基始终坚信：“帮助别人成功自己也能成功。”
以训练员工而论，恐怕无人能胜过卡耐基了。他先后重用了43个青年，他们原来的家境都很贫寒，但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卡耐基让别人的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他自己是否受到了损失呢？没有。相反，他因此而缔造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组织，比以往的任何组织都要强大得多，这可以说是他事业的里程碑。他的成功最准确地诠释了这样一个真理：帮助他人就是成就自己。
在卡耐基的生命中，友谊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朋友忠诚如一，对友谊极为尊重，因此，他也同样赢得了朋友们的尊重和支持。他帮助了别人成功，反过来，别人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从政之道
清议和大臣辩难列强公使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列强政府利用战争获胜的有利地位，向清政府提出了许多极端苛刻无理的要求。例如列强公使曾提出：他们的公使若向清帝呈送国书或国家元首的亲笔信，清廷必须派人用黄色轿迎送。
清廷认为，列强的这一外交礼仪要求实在难以接受，因为按中国的传统体制，只有至尊无上的清朝皇帝才可以乘坐黄色轿，而且如若各国公使同时向清帝呈送国书，哪里去找这么多的黄色轿呢？清政府议和大臣向列强公使说明碍难允准的理由，要求他们改乘中国王公大臣乘坐的绿呢大轿。但各国公使态度极为蛮横强硬，声称，所有礼节必须由各列强商定后，“中国照允施行”。
当时，清政府早被列强打得惊恐万状，对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苛刻条件皆已答应，但列强公使要乘坐黄色轿子的要求实在太过苛刻，议和大臣们向列强公使再次剖辩说：“中国对外国公使当然可以作为远方客人而给予礼遇的优待，但列国公使毕竟不是各国的元首，如果公使可以随意乘坐中国最高级别的黄色轿子，那么一旦该国的国家元首来华游历访问，又将乘坐什么颜色的轿子呢？而且，各国公使所享受的外交礼遇同本国亲王、王子等也应有所差别，以示高下尊卑。你们可以不顾中国的礼仪规制，强令中国接受，难道各位也不为本国的体制尊严留有余地，以致各国元首来华时在礼遇上等同于公使而受辱吗？”
清议和大臣的这些辩难，正好点到了列强的要害和谬误，终于迫使他们在礼仪问题上作了某些让步，同意只乘坐高于王公大臣的绿呢轿而低于皇帝御舆黄色轿的加有黄色丝襻的绿色轿。
在当时的情况下，清政府同列强是没有对等谈判地位的，但清议和大臣在同列强公使的礼仪问题谈判中，却准确地抓住了列强公使的荒谬之处，采取“攻谬法”，使其在肆意破坏中国礼仪与维护本国体制尊严中不能两全而被迫作出某些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