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喜瑞先生谢世不久，沈玉斌先生到我住所来了。进门就长叹一口气说：“侯老九十寿辰时我去看他。他埋怨我说，老弟兄了，见一面少一面，你怎么几年也不到我这儿来一趟呢？我想侯老身体挺硬朗，这话说得悲观了点儿，哪知道说完就完了……”
沈先生跟侯老有六十多年的交情，深知侯老在花脸艺术上的贡献，他的痛惜之情我是理解的。
六十年前，俞振庭组织双庆班，老生是余叔岩、张鸣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阵风，花脸就是侯喜瑞，沈玉斌先生即在这班中操琴。不过那时候喜瑞已经是一天拿八块现大洋的名角了，沈先生还是一天拿四吊钱的小琴师。
沈玉斌的父亲沈福山先生也是唱花脸的。本身自然条件不好，终生没有大红。可是功底扎实，技艺全面，会的戏多，在内行人中颇受尊敬。侯喜瑞先生个头矮，嗓音沙哑，在科班他学的是武花脸。侯先生是个在艺术上有抱负的人，出科后多方求师访友，加强学习。要在学习中发现、发挥自己的长处，战胜自己的短处。他一方面努力学习架子花的表演技巧和剧目，扩大自己的表演路子；另一方面刻苦钻研，根据自己脖子长，肩架宽等特点创造出“长神”、“长象”等等独特的表现方法，为此他曾向沈福山先生求教。老沈先生热心传艺，但终生不肯收徒，和侯先生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在双庆班时，常常在侯喜瑞先生扮好戏候场的时间，沈福山还抓空子为侯先生说戏，说身段，这样侯先生和沈先生一家就关系密切起来。虽然论辈分沈玉斌先生与侯先生论弟兄，可沈先生始终对侯先生像长辈一样尊重。在沈先生和我多次交谈中，反复述说了自己对侯喜瑞先生的尊重与推崇，他对侯先生的许多长处念念不忘。
侯先生虚心好学，而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加以融化变通。同样的拉山膀，他拉得开阔舒展。别人捋髯上手到耳际，下手在腹部，他上手高出头，下手在胯架，这样个头虽矮，架子却高大雄伟。大家都知道他曾向黄润甫先生学习，但不一定知道他向黄三先生学习时，黄润甫已进入晚年，牙都掉光了。那个年头不兴安假牙。黄三先生硬是凭气口、尺寸也唱出好来，沈福山曾建议侯先生在向黄三先生学习时，不要死学皮毛，而要学习黄三先生运用气口、尺寸、神情的要领。侯喜瑞按着这个路子，后来创造了“炸音”、“沙音”的唱法，所以用他那条嗓子，也唱得满堂喝采！
侯先生一生对艺术严肃认真，不论唱主角，唱配角，唱开场戏，唱大轴戏，一律一丝不苟，从不偷工懈怠。他年轻时家庭负担重，常常一天赶三场戏。在这儿唱大轴，换个场子就可能唱配角。可是他唱《战宛城》的曹操花十分力气，唱《打渔杀家》的倪荣也决不只卖九分。所以侯喜瑞哪怕唱只有几句白的配角，观众也欢迎，也叫好。
侯先生青年成名，但这没有成为他的包袱，出名之后仍然积极进取，从不保守，二十年代双庆班从外地弄了个《七擒孟获》的本子，不光戏是新的，连扮相、行头也从没见过。一般的演员成名之后，不是自己最拿手的戏就不唱了。已经被观众承认了的身段、唱腔，轻易也不敢再改动，排演新戏，更是困难，可是侯先生却勇敢地把孟获这个角色担当了下来。经过精心设计创造，演出后观众连满几个月。孟获的唱腔在社会上流行很广（这个剧本的思想也可能不完善，可是作为演员，侯先生这种作法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他与程砚秋先生合作排演新戏《风尘三侠》，他演虬髯公，也获得极大成功。
侯先生另一美德，是急公好益，在旧社会，艺人生活很苦，地方上也灾荒遍地，常有募捐义演之类的活动，每到这时，人们都要为动员名角苦费周折，对侯喜瑞先生则不必担心。他向来不用人多讲，点名就到。要他演什么他演什么，要捐多少捐多少。解放初期，北京的京剧艺人要自己筹办个子弟戏校。当时公推沈玉斌先生主持其事，头一次开董事会，侯先生就说：“学校的教员有我一个，我不要工资，也不要车马费，完全是义务的。”散会后，他又把沈玉斌先生叫住，郑重地说：“我刚才不是随便说的。你记住。学校办起来教员有我一名，完全义务。”后来学校办成了，侯先生担任花脸教员。他住崇文门，学校在陶然亭附近，电车只能通到虎坊桥，下车要走好几里地土道，一下雨还要踩泥趟水。可是不论数九数伏，刮风下雨，他没有一天误过课。学校送车马费给他，他吵得脸红脖子粗，说什么也不肯收。
侯先生一生没摆过名角架子。作风谦虚诚朴，唯一的爱好是和劳动平民交朋友。所以小茶馆，小饭摊，药铺，车场他都有朋友，坐下就聊。听说有个小茶馆买卖不好，要关门，他慷慨援助，在那茶馆义务清唱三天，把个要黄的茶馆救过来了。他自奉俭约，衣着朴素，一九五六年京剧界著名演员们在新侨饭店开会，大伙都到齐了，忽听说门外来了个乡下老汉，正打听开会的地点。沈先生心想：八成是侯先生。连忙迎了出去，一看果然是他。侯先生仍穿着对襟小褂和千层底布鞋，留着帽缨子，连帽子也没戴。沈玉斌说：“到这儿来开会，您怎么还这个扮相啊？”侯喜瑞说：“老百姓嘛，不这个扮相什么扮相？我穿身干部服像样儿吗？”不论开会，上剧场，凡能步行处，他从不用车，公家派车接送他也多次拒绝。这样一个好演员，优秀艺术家，在旧社会受尽折磨，“四人帮”又对他来了次残酷的摧残。十年动乱中，他被扫地出门，连老伴都含冤死去了。可他对党对国家的信任热爱始终如一，至死未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对于党和政府给他的爱护与支持，对打倒“四人帮”后为他落实政策，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打倒“四人帮”后，在一个追悼会上他碰上了沈玉斌，拉着沈玉斌的手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啊，咱们又熬到好日子了，我这把老骨头得多为国家出点力啊！上台不行了，我还能教，咱们一块好好教学生吧。”
侯先生是我弟弟的老师。我只看过侯先生有数的几次戏，但每次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本想写点东西作为纪念。听沈先生谈后，觉得沈老所谈远比我要写的更为亲切深刻。为此我将沈先生的话记录下来代替我要写的短文以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