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41年，我在南通县金沙东五里庙初小任校长兼教员。邱的姐姐家在校旁开香店，时有往来。因此对邱瑞芝的情况有所了解。邱瑞芝于南通乡师毕业，在头总桥等地任教员、校长。30年代初曾参加C。Y，受过反动派迫害。抗战开始，敌占金沙以前邱曾任金沙区公所独立分队长。日寇占金沙以后，邱与陆自成等搞抗日游击队（属李明扬系统），曾因此受过韩德勤系统张能忍部队迫害。以后仍回家乡任教。
敌占金沙以后，校舍在交通线大路边的小学，为防免日寇破坏，在大路两侧一二里范围内，借用民房作教室，继续上课，不挂校牌，佯称私塾。师生均备有《三字经》、《百家姓》之类书本。如逃避不及，就拿出这些私塾书本应付敌人。我所在的五里庙初小当时就借了袁世超同志岳父家的草房上课。林家店小学校舍原在金沙到十总店大路旁，路西的学生即在邱瑞芝家旁（现在同乐公社，当时同乐乡）十九总岸北上课。这样的教师，1940年前由国民党政府教委打折扣发薪；1941年后，由我方发给生活费。与原来是塾师而不是学校教师，只由政府酌情发给部分补助的不同。
1940年冬，我抗日民主县政府建立，邱瑞芝即支持他的儿子，当时只十几岁，参加了县政府工作任会计，这在当时是有一定危险的，因而是难得的。
1941年7月，我任抗日民主政府金沙区区长。“八·一三”扫荡以后，区公所民政、文教、财政指导员，有的辞职，有的投敌。邱瑞芝当时在家旁教书。我曾动员他到区公所工作，他不愿意。但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伪、匪及政治情况，协助我们打击伪军张圣伯部对我区的破坏活动。这在当时的教师中是很难得的。伪旅部威胁乡保长不准为抗日民主政府做事，要为他们摊派伪捐，并派季克昌、“小黑皮”等匪部窜入我区抢劫、绑票、收捐，杀害我方工作人员。利用关系，布置暗探，堤北十乡几乎乡乡都有。同乐乡乡长钱友之（大地主）倾向伪方，不与我们合作。我曾动员邱瑞芝在当地组织抗日自卫队。邱因无枪支，不敢成立公开武装。我在县府同意下，要他组织不脱产的、秘密的（实际是半公开的）游击小组（又称除奸组，后因采取“扎粽子”的方式杀坏人，因而群众称为暗杀队），我们发给他10个手榴弹。成员10人左右（张圣才同志现退休在同乐），先后杀掉若干勾结张圣伯部伪军的“政治土匪”、“坐探”。这对打击敌人的伪化活动，掩护我中心地区的抗日工作起了一定作用。当时西亭区区长王良（后上级保安机关查明为国民党派的特务）在西亭区组织暗杀队，暗杀要求减租减息的贫雇农（华芦乡地主陈金科与王有联系，也暗杀了一些好人）。1942年苏中及专署保安处专人来县查处。当时查明邱与王良并无关系，邱的游击小组并非王的暗杀队。金西乡小地主张举伯在金沙附近组织两面派的武装自卫队。他从伪团长赵伦彝处搞到一些枪支，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杀掉了一些勾结“小黑皮”的“政治土匪”，也暗杀了一些好人。张举伯的活动，当时我们了解与邱瑞芝也没有关系。1942年秋，区委决定在同乐乡开展减租减息活动，建立民兵、农抗会，发展党员，游击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区队和民兵组织。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我们对游击小组所杀的对象又一次进行了解，并未发现挟嫌报复冤枉好人等情况。当时县长梁灵光秘书马一行曾一再教育我们镇压坏人一定要由区公所出布告宣布罪状，不能暗杀。对这一错误我有责任，我在苏中整风，华中整党时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党也从未当作重要问题对我进行审查，更没有追究邱的责任。
对于邱瑞芝组织游击小组的性质问题，40年来有过许多误解。“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反革命”武装。现在应该按照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予以澄清。邱瑞芝从事游击小组活动，应该实事求是肯定是革命活动。这一期间，邱花了不少时间进行游击小组的工作，他当时公开身份仍是小学教师。
游击小组停止以后，邱瑞芝即去三余中学教书。这所学校的经费是四专署供给的。他之所以离开家乡去三余工作，当时我们估计可能是顾虑伪军报复。1943年反“清乡”斗争前，伪军张圣伯部被鬼子整编调往启东。反“清乡”斗争期间，邱离开三余中学回到家乡任教师，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据当时在同乐小学任教师的季永藩（现在编史修志办公室）说，1944年初县文教科在同乐校北召开教师会议活动时，邱瑞芝参加了会议。
1944年4月我去苏中学习，1945年秋回南通县政府工作到1948年1月离任。在这期间，了解邱瑞芝从组织游击小组以后，没有脱离革命工作，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是好的。
以上反映，请审查核实。关于游击小组一节因长时间有过各种不同看法，事情的全部经过，可说只我一个人是原经手人，故多说了几句，便于领导对邱的了解。
瞿树滋1981年10月22日
附：
邱瑞芝组织的游击小组有人称“除奸组”，组成后因用“扎粽子”方式杀了些坏人，群众称为“暗杀队”。这个组织从酝酿组织到撤销，都是由我负责掌握的。我有责任向党组织反映有关这个组织的实际情况。关于这个组织是非功过，40年间有过许多不同意见，有误解甚至被污蔑为“反革命”的武装，应该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澄清是非。
当时金沙区及同乐乡一带的政治情况如下。
1940年冬，抗日民主县政府建立，金沙区区长陆文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助理员陆应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曾德璣。1941年春节前后，区队被国民党游击队缴械，我县政府曾要陆继续任职，陆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辞职他去。陆应均、曾德璣投靠金沙伪军（后陆应均任伪金沙区长）。4月，朱静安（小学教师，家住南通城东湾子头）出任区长。徐训良（小商，住杨家港）任军事指导员，成立了20多人枪的区队。徐子韶、徐孚渊（唐洪乡大地主徐震瀛之子）、朱××等任民政、文教、财政指导员。瞿鹤洲任工农指导员。当时张圣伯、张为群（正副旅长）、徐训典（政训主任）等，执行“曲线抗战”的反动政策，公开投敌，在金沙镇成立伪“和平救国军”二旅旅部，收集原国民党常备旅散兵游勇编组。赵伦彝（驻金沙）、曹立江（驻石港）两个团，以及季成龙、季克昌、“小黑皮”等大队专事收捐，绑架勒索。赵仰山政训大队专事特务活动，策动我方部队拖枪叛变。他们威胁乡保长不准为新四军办事，要为他们摊收伪捐。利用关系暗探我军政情况，金沙辖区的运河以北14个乡，乡乡都有。运河以南（属通海行署）各乡则全部在伪方控制之下。朱静安区长告诉我，他夜里睡不着觉，神经衰弱，向县府坚请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