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州县虽有学校，但只是些墙壁器具等学校的形式罢了，没有负责教育督导的官吏，去抓长期培育人才的工作。只有京城的最高学府有负责教育的官吏，可是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朝廷的礼仪、音乐、刑法、行政工作，也不曾作为学习的内容。读书人对礼仪、音乐、刑法、行政这些内容很冷淡，认为那是当官的人的事，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教师对读书人所教的东西，只是讲说经书的章句罢了。讲说章句本来古时候也是一种教育人的方法。近年来又开始教授科举考试的文章。科举考试的文章，不死读硬学，花去整天整年的时间和精力是学不会的。即使擅长作这种文章了，可是从大的方面说，不能用它来治理天下国家，从小的方面说，它不能为天下国家所用。所以虽然在学校里熬白了头，用尽整天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上面的教导，等到派他从事政事时，他对从政的方法模糊不清，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的人，到处都是。现在的教育，不但不能使人成才，而且在折磨摧残人才，使他们不能成才，这是为什么呢？人的才能，成功在于所学专一，毁坏在于学得太庞杂。所以先王安置民间人才时，懂工的就安置在官府作坊里，懂农的就安置在田间，懂商的就安置在商店里，把知识分子安置到学校里，使他们能各专其业，而不接触其他事物，担心其他事物会妨害他们的专业。对于士人来说，不仅是不让他们接触其他事物，而且一心让他们学习先王之道，对诸子百家不同的学说，都要排除，谁也不敢去学习。现在读书人所应该学习的，是对天下国家有用的东西。可是当今却全部把它放在一边，不列入教学的内容，却去教些科举考试的文章，使他们耗费精神，用整天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这些东西。等到任命他们做官时，又全部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而责成他们去做治理天下国家的事。古时的人，每天从早到晚致力其专业来办天下国家的事，他们的才能尚且有能胜任、有不能胜任的。当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夺去他们整天的精力，从早到晚去从事无用的学问，等到他们做官任事时，又突然责成他们要为天下国家所用，他们的才能足以胜任而有作为的人就很少了。所以我说，不仅不能使人成才，而且折磨摧残人才，使人不能成才。还有危害很大的，先王的时候，读书人所学的东西，有文和武两个方面的内容。读书人的才能，有的可以当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当士。他们的才能大小不同，适宜做什么不适宜做什么，是有的。至于军事，无论他们才能的大小，未有不学的。所以才能大的，在朝廷则为六官中的公卿，出征则为统率六军的将军；才能小的，就做比、闾、族、党的地方官吏，也都是卒、两、师、旅的军事官员。所以，守卫边疆、保卫宫廷，都得由士大夫来承担，小人是不能胡乱担任这些官职的。当今的读书人，认为文、武是两码事，我只知管理文事的就行了。至于守卫边疆、保卫宫廷的责任，却推给了军人，这些军人又往往是些奸诈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是才学品行能够在乡里站得住脚的人，没有肯离开亲人应召去当兵的。守卫边疆，保卫宫廷，这是天下的重任，是君主应当慎重考虑的。所以古时候教育读书的人，把射箭和驾驭战车作为首要任务，其他技能，就看他的才能适合不适合，适合的就教，才能不适合，就不勉强了。至于射箭，就是男子应干的事。如果人的一生，有残疾不能射箭，就算了。如果没有残疾，未有不去学射箭的。在学校里，固然常常要从事射箭；宴请宾客时要从事射箭；祭祀时要射箭；士人在品行相同、能力相当的条件下，要以箭术的高低来辨别人才的高下；在礼乐仪式中，何尝又不包含比赛射箭的内容呢？射箭总是穿插在礼乐、祭祀之间进行的。《易经》里说：“弓箭的作用，在于显示威力于天下。”先王难道是把射箭作为宾主相见的礼仪表演吗？当然不是。先王认为射箭是军事中最重要的事，是威震天下、守卫国家的本领。平时则以射箭来演习礼乐，出征则用它来讨伐敌人。士子既然从早到晚从事这些事，因而善射的人就很多，那么守卫边疆、保卫宫廷的重任，都可以从中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去担任了。士子既学了先王的政治主张，他的品行又被乡里推举，这就是古代国君能把兵器交给士人，没有内外忧虑的原因所在了。现在把保卫天下的重任，君主应当最慎重处理的人选，推给那些奸诈凶悍的无赖之徒，那些才能品行不能在乡里站住脚的人，这就是当今人们常常以恐惧的心情担心边疆的安全，忧虑那些守卫宫廷的将士，不能赖以保障安全的原因。可是天下的读书人都把手拿兵器的认为是耻辱，也没有能跨马射箭，布置阵势的人，若不是招募来的士兵，谁能担任这些事呢？不严格的对他们进行军事教育，不高标准的选拔将官，那么士人仍以手拿兵器为耻辱，没有能骑马射箭布置阵势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了。所有这些都是教育的方针、原则方法不对头的缘故。
当今规定的俸禄，大多很微薄。如果不在皇帝身边的近臣之列，只是一般的官员，人口稍多一点的没有不兼做农业、商业，将所获红利作为养活其家属的补充。在下面州县的官吏，一月所得俸禄，多的八九千钱，少的四五千钱，加上等候选官、任满后等待新职、等候补阙的时间，平均计算，大约当官六七年后，能得到三年的俸禄。平均计算一月所得，实际只有四五千钱，少的实际不到三四千钱罢了。即使一个奴仆所得，也不比这更少些。赡养、结婚、丧葬之事的费用，都出在这里面。超过中等以上的官吏，虽穷，仍不失为君子；超过中等以下的官吏，虽然安泰富足，仍不失为小人。只有中等官员不是这样，穷就去作小人，富就成为君子。计算一下天下的士人，超过中人之上和超过中人以下的千个中没有十个，百个中没有一个，贫穷时为小人，富足时为君子，这样的人天下都是。先王认为对众人不可以用强力去战胜他们，所以制定和推行制度时，不拿自己作标准，而以中等人为准则，所以根据他们的欲望诱导他们。认为只要中等人能遵守，先王的意愿就可以在天下推行，并推行于后世。现在规定的俸禄，想要官吏不干败坏廉耻的事，是中等人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当今做大官的，往往用财物买通别人、经营资产，背了贪污的坏名；做小官的，贩卖、乞求，无所不为。官员们已经败坏廉耻，负罪于社会，他们懒惰逢迎的思想出现了，奋发自强的心思没有了，他们的本职工作怎能不毁掉呢？治理国家的办法又从哪里兴起呢？又何况他们违法乱纪，收受贿赂，到处都是。这就是不能使他们生活上宽裕的严重后果。
现在婚事、丧事、供养父母、穿的、吃的、用的，都没有制度加以节制，天下以奢侈为荣，以节约俭朴为耻。如果他的财力可以备办，就没有想做而做不到的，官吏既不禁止，而人们又以奢侈为荣。如果他们的财力不足，不能附和这些坏风俗，在办婚事、办丧事的时候，往往得罪亲戚朋友，而人们则认为这是耻辱。所以富有的总是贪婪不止，贫穷的人财力不足也勉强去追赶他们。这就是官吏们困难很重，廉耻之心被毁的原因。所有这些就是不能用礼去约束造成的。
当今皇上身体力行勤俭节约，作天下的榜样，这是你身边的达官贵人亲眼所见。然而在大臣们的私宅里，奢侈浪费毫无节制，冒犯皇帝所憎恶的东西，败坏天下的教化，有的情况已很严重了。未听到朝廷给他们什么惩罚以昭示天下，从前周朝人，逮捕聚众饮酒的人，用杀头的严刑来处理他们，认为饮酒过量的坏风俗会产生祸害，以至于死亡的人很多，所以重禁这种祸源的产生。重禁祸源的产生，所以用刑极省，造成人们家破人亡的情况就少了。现在朝廷的法令，特别注重的是订击贪官污吏。重禁贪官污吏，而轻视奢侈浪费的法令，这就是所谓严禁枝节而放松根本。然而社会上有学识的人，认为观在官多而杂，又无用，朝廷财力已不足以供应，这种看法是不通情理的。现在的官吏确实多而无用，然而前几代皇帝设置的官员很少，俸禄照样是这样微薄，那么财力不足，也就另有解说了。官吏的俸禄又算得什么呢？我对于财政方面的知识固然没有专门学习过，然而我考察过前几代治理财政的大概情形。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以创造天下的财富，供应天下的消费，自古以来，太平时期，国家从未有过财政不足成为一种共同的灾难的。问题出在管理财政没有正确的方法。现在国家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能安居乐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以创造天下的财富，然而国家和个人常以穷困为难，恐怕是因管理财政没有正确的方法，负责官员不能审度当时情况以变通处理的缘故吧。如果真能以正确的方法管理财政，作变通处理，我虽然很愚笨，但是也知道增加官吏的俸禄不至于损害国家的经费，当今法律严格完备，用来控制天下的士人，可以说是很严密的了。然而也曾以道德和技能教育他们，同时对那些不遵循教导的人，又用刑法来惩罚他们吗？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对不遵守制度的人又以刑法对待他们吗？曾委任他们的职务，又有对不尽职的人用刑法来惩罚他们吗？如果不教给他们治国的缘由和技能，就不可以惩罚他们不遵守教导；如果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不可以惩罚他们不遵守制度；如果不先委任他们的职事，就不可以惩罚他们不尽职。这三点，是先王法令中最重要的，现在都不能惩罚了，而一些细小事情、又不需要紧急处理的非要害弊病，却用法令加以禁止，而这些法令每月每年都不同，官吏们对这些法令记不胜记，又怎能一一避免而不违犯呢？这些法令所以繁多又不能执行，小人有侥幸避免的，君子却有不幸触犯的了。这就是所说的不能用刑法来制裁他们。凡此种种都是治理的原则和方法不对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