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伯夷、叔齐是殷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想立叔齐。他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立叔齐是父亲的命令。他就逃走了，叔齐不肯做国君，也逃走了。听说西伯侯姬昌善养老，他们就去归西伯侯。他们的高风亮节为人们所称颂。司马迁作《伯夷列传》，说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进行阻止，周朝统一天下后，又义不食周粟。韩愈进一步发挥，作《伯夷颂》，歌颂伯夷阻止武王伐纣是“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豪杰之士，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后世的乱臣贼子就会接踵而至。
王安石从两个方面驳斥了司马迁和韩愈的观点。一是引用孔孟对伯夷的高度评价，立为标准。而后指出，商衰，纣王以不仁残天下，天下的人都痛恨纣王，尤以伯夷为最突出。武王伐纣，倡义于天下，难道伯夷独立以为非？纣之为君，不仁。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是仁君，伯夷又不事之，岂不太矛盾吗？这说明叩马而谏，与伯夷一贯的思想行为是不一致的。因此是值得怀疑的。二是从年龄来分析，伯夷决定归西伯侯的时候，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从北海要到文王的都城去，要走数千里，这是很困难的。从文王兴起，到武王伐纣，又是十多年，到那时有理由认为伯夷已不复存在了。这就否定了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的说法。本来这是无古文献可考的事，是千年后司马迁编出来的说法，韩愈更加以发挥，就越走越远。所以，王安石的结论是伯夷的高风亮节早为圣贤辩明，而后世抑着偏见独识的人，另立异说，失去了做学问的根本。这就否定了韩愈的《伯夷颂》，指出韩愈立说的根本错误。再说，武王伐纣，公认为是合符民意民心，推动历史前进的，叩马而谏，阻止伐纣，就成为阻挡历史潮流了。韩愈对阻挡历史潮流的行动大颂特颂，可见韩愈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保守的。因此，他是颂错了。王安石在政治上的见解，就比韩愈敏锐、高明得多。
【原文】
事有出于千世[1］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2］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3］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
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4］。韩子因之亦为之颂[5］，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
[6］，是不大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7］。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耶？抑来而死于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
【注释】
[1］千世：古称三十年为世。千世即言其久远。[2］“孔子曰”句：《论语·公冶长》：子曰：“伯吏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述而》：“（伯吏）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微子》：“逸民、伯夷、叔齐……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3］“孟子曰”句：《孟子·公孙丑》：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又《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4］“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六句：见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云：武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5］韩子因之亦为之颂：韩愈因此写了一篇《伯夷颂》。[6］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这三句话是韩愈《伯夷颂》结束全文时的话。韩愈认为武王伐纣，天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微，无。[7］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姜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西伯侯善养老，两人都去归西伯侯（即文王）。
【译文】
一千多年已前的一件事情，圣贤们早已辩论得很详细而明白的了。然而后代有人不加深入研究思考它，而却以个人的偏见独识，就自创一说，这已经失去了做学问的根本，而学士大夫们也跟着共同抱着这种观点不改变，这样的事是有的，对伯夷的看法就是这样。伯夷这个人，古代时就有孔子和孟子论述过他。孔子孟子论述伯夷的话是可信的，他们又反复多次辩论过伯夷之为人，这不是更加可信了吗？孔子说过：“伯夷不记过去的仇恨，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下，是古代被遗落的人才。”孟子说：“伯夷，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站在坏人的朝廷里。他避开纣王，住到北海海边去了。他的眼睛不看不好的事物，不侍奉不好的国君，是百代的老师。”所以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遇到纣王这样的坏君主，他不记仇恨，不忍去侍奉他，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即使饿于首阳山也避开纣王，不愿自降风节而受其辱，以等待天下的清平，因而被称为圣人。
然而司马迁却认为，武王伐纣时，伯夷却出来阻止武王的马前进，认为伐纣是以臣弑君，加以劝阻。天下归属周朝后，伯夷认为是耻辱，守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采薇而食，作采薇歌。韩愈因此也写了《伯夷颂》，韩愈认为如果没有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的壮举，后世的乱臣贼子，就会接踵而至了。这种看法，是很不对的。商朝衰落，纣王以不道德的行为残害天下人民，天下人民谁不痛恨纣王呢？最突出的人，就是伯夷了。伯夷曾经与姜太公听说西伯侯善养老人，一同前往归西伯侯。就在这时，想要诛灭纣王的，伯夷和姜太公二人的心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等到武王奋起伐纣，姜太公做了他的宰相，就把老百姓从泥途炭灰中救了出来，伯夷却没有参与，是什么原因呢？伯夷和太公两位老人，是天下最有声望的老人，年纪快八十多岁了，年龄本来就已经很高了。从北海海滨奔赴文王的都城丰邑（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计算一下也有几千里远。从文王的兴起，传到武王这一代，也不下十多年，难道是伯夷想归西伯侯而他的志向竟没有完成，就死在北海了呢？或者是归来时死在道路上了呢？或者是到了文王的都城，却不能等到武王这一代就死了呢？如照这样说来，有理由说明伯夷已不存在了。况且武王伐纣，倡大义于天下，太公做宰相帮助他成功，而伯夷却独自认为这样做不对，难道这是伯夷的看法吗？治理天下的方法有两种：仁德与不仁德。纣王做国君，他的做法是不仁德的；武王做国君，他的做法是仁德的。伯夷本来就不侍奉不仁德的纣王，以等待仁爱的君主然后出仕。武王是仁君了，伯夷又不侍奉他，伯夷又如何处理呢？所以我说：古代圣贤辩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白了，而后代有偏见独识的人以偏见独识立说，失去了做学问的根本。唉，假使伯夷不死，能等到武王伐纣之时，他的作为的壮烈，难道独让与太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