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训”
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
“辞疑”
（1）无权：没有权利，无可奈何。意思是不能把人怎么样。
“训义”
能够改正过错天地就不再生气，能够安守本分鬼神也无可奈何。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关键是犯过错时、被指出有过时，我们面对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有人明析不足、深刻自省；有人急着诿过卸责。颜渊有“不贰过”的美德。其实对很多人而言，不患有过，患一错再错之过，患不知如何改过。勇于改过才是明智，才是福。
大抵天下没有完全无缺点的人才，也没有完全无缝隙的交情。只要能将大的缺点改正，小的缺点予以包涵，也就可以了。
这正是洪应明所说的“弥天的罪过，当不得一个悔字”，失足者产生了愧悔意识，也就是社会、家庭和亲朋好友们对失足者的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在失足者心中引起了共鸣。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失足者就会据此而燃起走向新岸的希望。
因此，要避免把失足者拒之千里之外，不应歧视失足者，而应更热情地关心他们，肯定他们的愧悔之心，坚定他们弃恶从善的念头，还要在生活、工作上帮助他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他们一棍子打死。
关于这点，有句名言说得好：青年犯错误，上帝都会饶恕的。
当然，对于有思考能力、可以预见未来的人类的成员言，最好是不失足、不寄希望于失足之后再作悔悟、再痛改前非，而是一开始就把握好自己人生的航船，少走弯路，不入歧途，如不起损人肥己之念、不起贪污受贿之念、不起淫秽之念……并贯彻到具体的行动上，从而防止日后的愧悔，这也正是“人当以事后之悔悟，破临事之痴迷”。对于失足者言，则是在愧悔以往的过失后，绝不再做令日后再次追悔之事。
至于那种失足而又不愧不悔者，依然故我，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这只会贻害自身，于人于己无利。
论愧论悔，全是为了让失足者能在良心发现之后，不失告别行尸走肉式生活的机会。毕竟，人作为万物的灵长，是天宇之内的第一宝贵之物，偶然失足者也不例外。
因此，愧海并不是不珍惜现在而仅怀昨夜恶梦的懊悔，懊悔只会使人浪费时间，只会使人磨灭对当下的把握、未来的向往和理想的追求，还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出巨大的压力，甚至会使人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在这方面，真正值得推崇的是卧薪尝胆的勾践，而不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楚霸王。
愧悔者，路就在脚下，你选择吧！
“钱门名爵”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绍兴，原籍浙江湖州。
他生长在开明进步的诗书世家。父亲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参加反清斗争。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讲“音韵学”、“说文研究”等。“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创办《新青年》，是六名轮流编辑之一。
钱三强7岁（1920年）时入孔德学校二年级就读。该校最早采用白话文、注音字母教学和实行十年一贯制，提倡德、智、体、美、劳平衡发展。钱三强阅读兴趣广泛，毕业前夕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启发，立志考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由于在孔德学校学的是法文，而南洋大学则用英文教本，便先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以期英文水平提高后再去南洋大学。在这里，他除了专心学习英文和其他专业课，还阅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中译本，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1932年他改变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中，钱三强在以系主任吴有训为代表的一批良师精心指导下，注意全面吸取知识，注意内容与方法、理论与实际，动脑与动手相结合。1935年，吴有训首次开设“实验技术”选修课，钱三强积极报名参加，并学会了吹制玻璃的技术。他的毕业论文是吴有训亲自指导的，内容是制作一个真空系统，试验金属钠的表面对改善真空度的作用。钱三强从年轻时候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反对成立伪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6年毕业时，钱三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去向：一是南京军工署所属的机构，一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后者。吴有训为他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写了推荐信。钱三强到职后，进行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几个月后，在严济慈的支持与鼓励下，他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考取到巴黎学留学的名额。
1937年夏，钱三强经过一个多月的海轮航行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先期到达巴黎出席国际文化合作会议的严济慈亲自把他介绍给了伊莱娜·居里）教授。钱三强的博士论文被安排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同时进行，两个实验室的主持人——伊莱娜·居里和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共同负责指导。钱三强没有辜负机遇和信任，他勤奋好学、诚实开朗、乐于助人的精神受到普遍好评，工作进展迅速，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同年5月，法西斯德国进攻法国，他随难民向南逃亡，一个月后法国沦陷，又被迫返回巴黎。
战争初期的法国一片混乱，人们四处逃难。约里奥·居里对无依无靠的钱三强说：“到实验室来吧，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有饭吃；只要我还在工作，你就可以继续你的研究”。多么珍贵的战斗友谊！钱三强又回到了实验室，他也加入到了一场反法西斯的战斗中。约里奥·居里发表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战斗动员：“军事上这一仗我们打败了，但是，我们必须为祖国进行另一场战斗。我们必须发展核物理的研究，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法兰西重新赢得独立，将来就能挑起大梁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钱三强把这段话铭记在心，从此，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技术，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为了法国，更是为了中国！
1946年春，钱三强同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何泽慧博土在巴黎结为伉俪，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后来，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合作，在居里实验室里做了一项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平均每300个铀核分裂时，会有一个铀分裂成几块，其中两块较大，一块较小，拍成云室照片，就成为“三叉形”。这种观察叫“铀核三分裂”。后来他还发现，平均上万个铀核在裂变时，会有一个发生“四分裂”。这一重大发现被约里奥·居里视作二战后居里实验室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1946年12月，法国《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和中国《大公报》先后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一重大科学发现。同年，钱三强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7年，钱三强升任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导师，这是非法国学者极少能获得的高职，受到合作者和同行的尊敬与爱戴。
1948年，钱三强回国前夕，约里奥·居里夫妇在这位得意门生的学生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
1942年底，钱三强转赴里昂等待乘船回国，由于太平洋航线中断，他滞留里昂大学任教，指导大学生毕业论文，同时自己钻研量子力学和研究照相版对射线的感光机制。一年后受伊莱娜·居里邀请，再返巴黎，仍在两个实验室同时进行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1945年，受伊莱娜·居里派遣，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鲍威尔博士所在的H。H·威尔斯（Wills）物理实验室短期学习最新出现的核乳胶技术，并出席英法宇宙线会议。其间，在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的安排下，在伦敦会见了邓发将军。从此，钱三强对祖国的命运与前途以及自己的责任，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和实践。
1948年夏，钱三强与何泽慧携刚足半岁的长女一同回国，他毅然拒绝南京政府挽留，坚持到北平，接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教授邀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与何泽慧、彭桓武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钱三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在布拉格和巴黎同时举行）。临行前，根据钱三强的建议，中央领导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在当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5万美元，由钱三强带到国外购买核科学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尔后，钱三强还先后随同郭沫若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和在奥斯陆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特别会议，陪同宋庆龄和郭沫若出席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次世界和平大会。1952年，钱三强参加国际科学调查委员会，赴朝鲜和我国东北调查美国使用细菌战的事实，为和平正义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积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调整工作，先后主持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1953年3月，钱三强率领26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对苏联近百个各种类型研究机构、十余所大学，还有厂矿、农庄、博物馆等，进行了广泛、深入、全面的考察，历时三个月。代表团回国后进行了认真总结，并在北京、上海、南京、沈阳等地科学界作了传达。访苏代表团对中国科学院以后几年的工作有很大的推动。
1955年1月15日，经过周恩来总理事先组织与安排，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钱三强、李四光等关于原子核科学工作和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并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三人组成领导小组，加强对原子能工作的领导。从此，钱三强以全部精力投入原子能的全面发展工作。同年，苏联同意向我国出售一个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秋末，钱三强率团赴苏考察学习。两个装置均于1958年在原子能研究所建成开动。
1956年，国家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作的工业部（先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为副部长之一，兼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实行第二机械工业部与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钱三强仍任所长，很好地实现了院与部的协作。
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定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根据协定，1958年7月的一天，苏联派出3名高级别的核武器专家抵达北京，前来向中国第一次接触到原于弹奥秘的技术人员作报告。
当时，这间会议室除了苏联专家的讲话与翻译声就是记笔记的“沙沙”声，还有苏联专家用最快的速度擦掉黑板上内容的“刷刷”声。苏联驻我国核工业部总代表见此情形，在讲课的专家耳朵边低声讲了几句话，苏联专家立刻停下讲课，并宣布：“不允许记笔记，如要记，我就不讲了。”宋任穷部长说：“我是部长，我负责保密，会后把笔记交我收回，下面大家不要再记录了。”
但是，这几位苏联专家哪里知道坐在下面听课的有一位中国物理科学家，钱三强不仅完全听懂，他的记录加上回忆几乎把苏联专家讲授的原子弹主要原理结构全部记录了下来，而且是那样的准确。
会后，由核武器研究院的工程师对钱三强的笔记本进行加工整理，绘出一张原子弹的原理结构图，连同笔记本的原始资料，合订成一份文件，当时是核武器研究院非常重要的绝密文件，只准许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在保密室的阅览室内借阅，不准抄录。
这份文件，为核武器研究院研制工作的起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大功劳的。钱三强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使我国正在开展的尖端技术项目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党中央及时做出“大力协同，依靠自己力量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指示，钱三强积极响应，原子能研究所全力转入支援原子能工业的阶段，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先后选派和推荐优秀科技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陈能宽、胡仁宇等）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有关院、所、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同时他和中国科学院其他领导（裴丽生、秦力生和谷雨等）一起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东北、上海等地安排落实任务，广泛调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在铀矿评价、釆选、铀化学化工、铀同位素分离、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及高效炸药等方面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决，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三天后，钱三强却被派往河南信阳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钱三强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靶子受到无理的审查和批判，继而被安排到陕西合阳农村劳动。然而他对真理坚信不疑，对事业执著追求，从不为某些不公正的对待和做法而计较个人得失，消沉懈怠。粉碎“四人帮”后，他从第二机械工业部回到中国科学院参加领导工作，先后任副秘书长、副院长，短期兼任浙江大学校长。他主持领导了恢复学部委员的活动和增选工作。他先后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比利时、荷兰、美国。他对学习外国经验，主张要结合我国的实际，不赞成机械照搬。1982年，他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后任名誉理事）。同年，被任命为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和全国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为评选国家第二次自然科学奖和我国学位制的建立，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曾当选为第一、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一、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并任全国政协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钱三强因健康原因辞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任特邀顾问，兼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为我国“文化大革命”后的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奠定了基础。同年，法国总统密特朗亲自签署文件，授予钱三强法兰西荣誉军官勋章，以褒奖他曾经在法国取得的成就和为中法友好作出的贡献。
1986年，钱三强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兼任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曾经指导钱三强博士论文的法国原子能专署高级专员、法兰西学院教授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和巴黎理学院教授伊莱娜·约军奥·居里于1948年4月26日，在钱三强回国前夕，共同签署了对他工作和品格的评语：物理学家钱先生在我们分别领导的实验室——巴黎镭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时近十年，现将我们对他各方面的看法书写如下，以资佐证。钱先生与我们共享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示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法兰西学院，我们两人之一曾多次委托他领导多名研究人员。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出色，从而赢得了他那些法国与外国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钱三强在法国对核裂变现象作了证明，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对三分裂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
钱三强回国后，积极组建中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原子核科学技术人才，并注重理论储备，提供发展后劲，为中国科学院的组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牢记居里夫人“要为科学服务，科学为人民服务”的临别赠言，坚持科学为人民服务。
钱三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留学时期，又在约里奥·居里夫妇这样的进步爱国科学家熏陶之下，并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及高层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品德和风格。
钱三强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学时代，他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1948年，正当他在科学上有作为的时刻，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学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回到中国，决心为祖国科学事业而献身。
钱三强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青年工作者，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和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不遗余力地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钱三强的名字以及他的卓越贡献和影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为纪念钱三强先生诞辰90周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天文台将其发现的太阳系中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25240的小行星正式以钱三强命名。“钱三强星”是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1998年10月16日发现的，绕日运行周期为4.65736年。
2003年10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钱三强星”命名仪式上说，钱三强以一个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很早就敏锐地洞察到原子能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阶段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与他对氢弹理论的预见性的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钱三强为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作出了突出贡献。
“钱氏风流”
钱氏后人日记
一大早，收到钱文忠发来短信：请注意温总理接见钱复时谈到家训的报道。
打开报纸，看到相关报道：4月18日，温家宝总理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期间，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在交谈时，温家宝总理对钱复谈到《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钱文忠一直很关注文化传承，也很在意姓氏渊源。去年在上海见钱文忠，钱倩，听他们聊起，在上海有个钱氏家族的组织，好像是叫钱谬研究会，钱文忠是副会长，定期做些钱氏联谊活动。当时我了解不多，没有机会参加，却很神往，回来后，开始留心这方面的信息。
我的姓氏来源于母亲，母亲祖籍安徽，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初，据母亲说，她们的钱氏祖上并非望族，母亲的祖父辈为避战乱四处逃难，父母一辈则多是早亡，能再往前追溯的源头早就失传了，我们这一辈，多是少小离家，对家族渊源一方面没有兴致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没有机会了解。
关注自己的姓氏，是在读书的时候，那一阵子都热衷寻根。百家姓的资料更是丰富，寻姓氏的根，比寻家族的根容易。钱氏起源于“以官为氏”，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说：“颛帝曾孙陆终生彭祖，裔孙孚，周钱府上士，因官命氏焉。”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陆终是颛顼的曾孙，他的妻子怀孕三年，剖腹产，生出6个儿子，“三曰彭祖”。彭祖是有名的大寿星，《世本》说他“姓笺，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年八百岁。”他的后裔彭孚，在西周任钱府上士。钱府，是掌管钱财的官署，上士是官名。彭孚以官职为姓氏，就是钱氏。西周建都在镐京，即是今天的西安，彭孚应该是在京做官，所以，钱姓祖先最早是在陕西。宋元时期，钱氏发展到广东、四川、安徽、湖南等省（不知道我的先祖，是不是这个时期到达安徽的，呵呵）。
《百家姓》中，钱姓排在第二。据说，在宋代，钱姓是皇族至亲，地位仅次于皇族，皇族姓赵，所以钱姓位列第二。
钱氏中，位居王位的是钱谬。钱谬是五代政治家，吴越国的创立人。钱谬在位期间，拨重金修建塘堤，治患为灌，为了纪念钱谬，人们将这条江改名为“钱塘江”。钱谬推行“保境安民、善事中华、纳土归宋”三大国策，使杭州成为经济繁荣、文化荟萃的“三吴都会”，奠定了“人间天堂”的基础。而钱缪最为了不起的功绩，是留下了的《钱王遗训》和《钱氏家训》。
保证钱氏家族兴旺发达的物质基础，是钱氏家族的“义田”制度。制度规定：凡是钱姓人家，都必须将一定面积的土地，拿出来作为家族的公益土地，公益土地的收成，用作扶贫款，奖学金，供给家族内穷困子弟读书，或助贫济危。今天，钱谬研究会依旧传承这个祖训，设立钱氏教育基金，仅上海的钱谬研究会，基金有一千多万，已经支助几十个钱氏后代留学。钱氏教育基金的宗旨，就是不让钱氏子女因为“钱”而失去应该接受教育的机会。
《钱氏家训》则是钱王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钱氏家族的后代，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后来这个传统在近代断了。去年钱氏后人在整理《钱氏家乘》时发现了《钱氏家训》。《钱氏家训》600字，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大部分，对钱氏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国的思想行为，做了全面的规范和教诲，言简意赅，便于学习，实用性很强。温家宝总理提到的两句：“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属于“国家”部分，还有诸如：“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讲的都是做官治家的大义。“读经传则根柢深，看史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个人）、“娶媳求淑女，勿计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忠厚传家，乃能长久”（家庭）、“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社会）……这些关于个人修为、持家的细节、交友的道理，与《礼记·大学》中“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近，今天读来，依旧很有价值，深刻而全面，富有教育规范的作用，是一部修身养性，律己教子的教科书。
历代钱氏家族的子孙，因业绩辉煌而载入史册，数不胜数。唐代有诗人钱起，北宋的钱易，南朝宋太史令钱乐之，宋末元初有画家钱选，明代有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明末清初钱谦益，清代有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文字训诂学家钱大昭、学者钱晓征（钱大昕）、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近现代有植物学家钱崇澍，现代有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永康……钱氏家族目前拥有人口260万，人口数量居全国姓氏96位，如今钱姓家族再被关注，功劳是在于两个人：钱谬，钱伟长。
1990年5月9日，中国力学之父、钱王第34世孙钱伟长，携夫人来到临安寻根问祖，拜祭钱王陵园，并提笔写下了“寻根认同，共振中华”八个大字。此后的十多年，“寻根认同，共振中华”的口号在海内外有了响应，目前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20多家研究钱谬的民间组织，展开各种形式的姓氏联谊活动。一个原本致力于传统家族文化研究的民间组织，如今，已经演变成为搭建同姓联络平台的民间团体。2008年，钱氏家族在杭州的钱王祠，恢复了终断140年的“元宵祭钱王”的仪式。2009年，钱氏家族举办了更大规模得“元宵祭钱王”仪式。仪式分供放祭品、击鼓撞钟、敬香、恭读祭文、恭读《钱氏家训》、行礼等9个环节，媒体报道说，在恭读《钱氏家训》时，有的人竟然流泪了。
作为钱氏家族的成员，我很感慨也很感动。《钱氏家训》不仅是钱氏家族的祖训，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有一种说法：中国没有真正的贵族，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贵族是家族的传承，需要物质遗产，更需要精神遗产，家训，则是贵族的精神遗产。
“家训”，就是家庭教育，是家庭给予孩子成长的精神养份，是对家族成员思想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尤其是12岁之前的孩子十分重要。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家庭教育早已缺失。今天，我们许多做父母的，不懂得如何做母亲，不懂得如何做父亲，不懂得如何教育子女，面对孩子的成长，往往无措，往往焦灼。
就像我不信任现在商店里的食品的安全，我也同样不信任现在的学校教育。我不放心把“我的女儿”交给“现在的学校”，在她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是非观念的时候，这样到处充斥着诱惑的时代，成年人尚且无法抵御诱惑，何况是孩子呢。女儿5、6岁时，我们告诉她我们家的第一条“家训”：“勤奋工作，终身学习！”后来，针对她的思想、情感、行为等各个方面，陆续提出许多明确的要求，这些家训，我们做父母的要遵守，女儿也必须持之以恒地做到。在接受、遵守这些家训的过程中，女儿也会常常反抗：为什么我要这样？别的同学为什么没有这么多规矩？我给她的答案是：“你生在这个家，享受这个家的爱这个家的好，也要承担这个家的责任，接受这个家的规矩，这就是教养，没有教养的孩子，也许会成功，但是不一定能成人。”慢慢的，女儿对这些家训，懂得了，做到了，逐渐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是非观，我们也常以“有没有好的教养”来讨论一些社会现象，以此促进她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念。
在今天做父母，往往做父母的过程，也是学会做父母的过程。父母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身体的和心理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身心健康，但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严重断裂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孩子要做到身、心健康，何其困难。所以，家庭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好的家庭教育，应该有好的范本。每个父母按自己的想法教育，后果也是很可怕的。净空法师做过一个演讲，题目叫《和谐拯救危机》，这里的危机，是指政治危机，也有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更有人类自身信仰危机。他认为，拯救危机的办法，现成的，我们老祖宗那里早就有了，都能找得到。同样，如何教育孩子，如何养育孩子，老祖宗那里，早就有一整套很全面很好的办法，我们要做的，就是善于学习，善于运用。
晚上，女儿放学回来，我给她看《钱氏家训》，女儿首肯：“很全面，也很有道理啊。”我说：“我们钱氏有这么好的家训，不如你也跟我姓钱吧，以后，我每年带你去杭州祭祖。”女儿立刻拒绝：“不行，我属于毛氏家族！按祖训，你也是我们毛氏家族的。”我笑：“好啊，那我把《钱氏家训》传承给毛氏，我要为毛家撰写一部《毛氏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