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总在一思而量。
赵祯虽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作为皇帝，他有着的骄傲，他不会轻易认错的，哪怕是范仲淹进言，他也不会下罪已诏，口头上不认错，但行动上仁宗却命皇城司去查姬云此人了。
宋仁宗的性格是较为软弱的，但他好在仁慈，对于百姓、管理们来说，都不曾有过重罚，就连身边的宫人们犯错了，他也尽量包容、宽恕他们。
所以，百姓、官吏们无比称赞他素有‘古之仁君’之心。
但是不得不说，正是因为他性子软弱，才不断使大宋‘三冗’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反而这些不断加深积累至神宗时期。
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年）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
虽然宋神宗不同于宋仁宗，王安石也不同于范仲淹，但是两者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熙宁新法虽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维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这次改革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反对。这股反对力量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支持。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熙宁九年（1076年）春天，王安石因身体有病，屡次要求辞职。到六月间，王安石的儿子壮年而逝，王安石悲痛欲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已无法集中精力过问政事。神宗只好让王安石辞去相位，出判江宁府。第二年王安石连江宁府的官衔也辞去了，此后直到1086年去世，王安石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北宋两次变法改革都以失败告终。
虽然这变法改革失败对于百官们来说，不过是一场权利的游戏罢了。
可是，它对百姓们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若是变法成功，那么也就没有这么多庸官要奉养了，普通百姓交的税也可以少一点，甚至于贪官们因此会收敛一些，少祸害老百姓。
以至于，北宋中期冗官成灾，不但官僚机构十分庞大，官员急增，而且造成官职不符，大批官僚无所事事却身居要职；办事效率低下，得过且过之风盛行。
更有那个大画家当皇帝，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向深渊。
大宋的皇帝都有神经病。
这是姬云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他们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己是武将出身，夺了人家孤儿寡妇的皇位后，还怕自己的手下武将也效仿他来个黄袍加身，因此先是以‘杯酒释兵权’还不够，而后又立下‘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偏偏又怕自己的儿孙不如自己，管不住武将，因此又将天下能战的精兵编入自己的禁军之中，如此赵匡胤觉得还不够保险，因此又搞了个‘兵将分离﹐将不专兵。’的兵将分离。
如此到了他弟弟赵匡义，他既不会带兵打仗，心胸狭隘，独断专行，他就更是不信任武将，来了个‘按图打仗’。
以至于他们老赵最怕的就是武将，范仲淹有统边军作战的经历，加之又结党的谣言传入他的耳中，于是他身上老赵的毛病便犯了。
所以有人说，范仲淹被贬官，其中的原因就有这个。
当然了，姬云说他老赵有精神病也是有依据的。
你比如，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宋真宗时候有个大臣叫周怀政，有一次为了对皇帝劝谏，拿了一把小刀表演了一小出剖心劝谏的戏码，其实就是流了点血出来。谁知，这个简直算不上大场面的场景竟吓得真宗旧疾复发，说话开始颠三倒四，记忆也颠倒错乱，不久便驾崩了。
后来他的儿子仁宗继位，境遇更是荒唐。宋仁宗身体羸弱，经常大病未愈就要临朝，却常常呆坐不发一语，于是便出现了大臣奏事同意则点头，反对则摇头的荒诞现象。旁边的太监需时刻保持警醒，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手堵住从仁宗嘴里流出的口水。仁宗病重的时候表现为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胡言乱语，说“皇后与张茂则(太监)谋大逆”也有精神病症状。嘉佑八年，仁宗驾崩，《长编》里记载仁宗暴猝。
接下来的皇帝宋英宗的疯癫程度则更加严重，宋英宗因为不是前皇帝的儿子所以即位的时候提心吊胆，担心、忧虑、焦急、期盼如影随形，因此精神失常了。刚即位三天，宋英宗便开始发疯病，起初只是前言不搭后语，仁宗头七那天，赵曙疯病加重。突然从跪着的蒲团上跳起来，大喊大叫:“朕好难过啊!我不能当啊……”说着在人丛中跑来跑去，不能自制。他奔出皇堂，见东西就砸，见人就骂:“没安好心!都没安好心……我不当!我不要当啊……你们都想害我……”不一会，赵曙已经鞋袜脱落，衣冠颠倒，口吐白沫，不成体统。霎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他闹懵了。坐天下到了英宗这里，大宋不过才第五代帝王。却接连有三代皇帝有精神异常的症状。
南宋的光宗特别喜欢一个宫女的玉手，结果第二天光宗收到一个盒子，里面装着被割下来的可怜的宫女的双手，是他的悍妻李皇后所为。光宗当场吓得精神失常。从此，光宗就在这种精神时常的状态下做了两年的皇帝，有时清醒，有时发疯，宫女都笑他“疯皇”。连父亲孝宗去世，他都不去，结果弄得大臣都很抓狂。光宗接下来在半疯半傻的精神病状态下又活了六年才驾鹤西去。
除了皇帝，其他皇室成员也有精神病症状。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因为焦虑而发狂，拿小刀不停地刺身边的随从，后来竟发展到了在宫中纵火发泄的地步，太宗忍无可忍，将他废为庶人。宋仁宗的一个女儿因为和婆婆有矛盾，竟然跑回皇宫哭闹和上吊自杀。据史料统计，宋朝皇族一百多位金枝玉叶的平均寿命仅为31岁，活到50岁以上的只有13人。
因此，姬云曾听到自己堂弟曾这样，说过：“宋朝的皇帝大多有遗传性精神病，而且他们大多都表现出过分异于常人的焦虑和恐慌，甚至连用仁慈的之名的仁宗也曾发过病。”
大宋的积贫积弱的格局他们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反正只要自己还是皇帝，那么百姓、国家、民族的未来全然不管他老赵家的事。
哪怕是宋朝被蒙古人打得只剩下广州之地了，也无所谓，反正老赵与文官们，始终不会让武将轻易起来，摆脱被控制、压制的局面。
范仲淹是迷茫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大宋的问题出在根本上。
连姬云也都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他也不曾告诉过范仲淹，他的新政为什么会失败。
原本姬云打算为范仲淹、大宋百姓最后在出些力的时候，却不曾想范仲淹根本就没有听从过他的意见。
看来范仲淹哪怕是他，在历史上有着‘大宋风骨’的美名，他也始终不会去一些事情，比如说违背他忠于大宋，忠于的士人阶级，圣人之道。
姬云也不怨恨，也不恼怒，毕竟他与范仲淹是不同的。
姬云自小成长的环境就是那种人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所以他更多则是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而范仲淹他则是成长于‘长幼有序、尊卑有位’的封建社会，所以他更多的是站在儒家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姬云所思、所虑里是没有阶级的，而范仲淹所思、所虑里是有阶级划分。
虽说范仲淹忠于的是仁宗皇帝，但是他更忠于儒家的信仰。
爱护百姓，没有错，忧国忧民，也没有错。
只是在范仲淹自己的心中，他一直在践行得都是‘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所以，当姬云收到范仲淹的信，看到他向姬云请求他能解答他心中困惑、责怪自己时，姬云只是回了范仲淹这么一句。
“先生之疑惑，学生确定知晓其中一二，然却不能道尽也，望先生赴我庆历六年，中秋佳节，岳阳楼宴，即时，学生自会为先生一一解惑。岐山，姬子歧。”
庆历五年五月，范仲淹收到姬云回信，决定明年赴约，只求能从子歧那里得知个中缘由，只盼能在为百姓们做些实事。
同年，宋仁宗之子，最兴来，大名呼作赵昕感染寒疾病逝。
仁宗大悲大怒之下，下令皇城司彻查汴京内外，一时之间，汴京人心惶惶，闭门不出。
仁宗赵祯自己也生了一场大病。
汴京的繁华热闹的空气中也一时之间，弥漫着阴谋的味道。
民间一时流言四起，有人说是把范公扳倒的朝中奸相干的，也有人说是范仲淹之中有人不满当今官家出尔反尔，肆意抱负勾结宦官干的。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最后还是宋仁宗赵祯在稍微康复一点，出面辟谣，方才罢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