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雷蒙特神[6]
每一位神都有自己固定的形象。就拿墨丘利来说吧，他有一双长着翅膀的脚。他是个“奈普曼”和骗子。但我最喜爱的神却是雷蒙特神，他于1922年降临莫斯科，身上系了条围裙，沾满了石灰水，散发出一股马霍烟的气息。他那把刷子也点到了我的身上：直到如今在我那件冬天也不离身的秋大衣上依然留有他的神迹。怎么会是这样？是了，住在国外的人也许还不了解莫斯科有整整一族人都认为冬天穿秋大衣是时髦。其中包括种种所谓有思想的和属于未来的知识分子——职工大学的学员们之类。说起来后者甚至不穿任何大衣，只穿一件紧巴巴的短袄，难道不冷吗？
冷又算得了什么！很容易就习惯了。
总而言之，当我同我的一个熟人——一位专家——一道步出旅馆的时候，季节正是金色的秋天。那位美神般的神祇正好在疯狂地展开他的活动：脚手架摆开了，顺墙流淌着白色的灰浆，油漆发出好闻的味道。
就在这么一个时刻，他把“神迹”印到了我的身上。
专家贪婪地吸了一口油漆味儿，自豪地说：
“不管怎样，再过个把年，莫斯科准会变得认不出来了。这回‘我们’（重音在‘我们’二字上），一定要让大家看看‘我们’的能力。”
遗憾的是这位专家什么能力也没来得及表现，因为过了一个礼拜他竟成了又一次“布尔什维克恐怖活动”的牺牲品。说明白点：他被关进了布德尔基监狱。
究竟为了什么，一点儿也说不明白。
为此，他老婆说了些不明不白的话：
“简直不像话！收条没有不是？让他把收条拿出来看看。希多罗夫（还是伊万诺夫，我是记不得了）卑鄙无耻！他说二百个亿。第一，只有一百五十个亿！”
收条的确没打。这位专家还不会愚蠢到白痴的程度。因此很快也就会把他放出来。到那时他才会真正显示力量。在布德尔基他把劲攒足了。
专家去位，雷蒙特神却长存。这也许是因为无论关进监狱的专家有多少，在外头的总还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的精确统计：莫斯科至少还有十万名）；专家或许可以没有，但那些不知疲倦的美好的尊神——瓦工、油工、石匠——却仍会“显灵”。直至今日他依然没有歇手，尽管时令已然入冬，窗外雪花如絮。
卢比扬卡广场的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口，天知道原来是副什么模样儿——简直是长秃疮的脑袋：丢满了破碎砖头和玻璃碴子。如今尽管盖的只是一幢平房，但毕竟是房子！房子！大玻璃窗。一切像模像样。不错，橱窗里眼下还没有什么布置，但外头已经立起了金字招牌：“针织品”。
总之眼前正在出现奇迹。底层那黑洞洞的大门转眼之间镶上了玻璃。再过个一天两天玻璃橱窗里又亮起了灯，于是……屋里或者挂起了如瀑布般下垂的面料，或者出现了一个凑近绿色灯罩正在处理什么文件的脑袋。我不知道此人是谁，坐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但不用细瞅我也能肯定地告诉你他在干什么：编造加班费明细表。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挂上面料很好，出现脑袋却没有必要。不过人们还是在写呀写……看来真是没办法。
我坚信：面料和餐具，雨伞和雨鞋终究会彻底取代官僚的秃头。莫斯科的景色将令人感到鼓舞。这才对我的胃口。
如今我怀着享受的心情在各大商场巡行。黄昏的彼得罗夫卡和库兹涅茨基亮起了灯火。橱窗里是一组组亮丽大胆的颜色：手工制作的玩偶在展示它们微笑的面容。
电梯居然也开动了。这是今天我亲眼所见。我不知究竟该不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个翻修的季节，粉刷的季节，装饰的季节。我相信下一个季节将是建设的季节。秋天，当我看到街上熬煮沥青的大锅那熊熊地狱之火时，我就曾经为这欢乐的预感而颤抖过。人们将会建设，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许，这只是虔诚的莫斯科人的一种幻想？……不过，我觉得，不管你怎样想，我却看到了——复兴。
请听莫斯科人的赞歌：
雷蒙特神，我为你歌唱！
二、腐朽的知识分子
我同他分手是在6月。那天他走进我家，卷起一根卷烟，满脸不高兴地说：
“大学总算毕业了。”
“祝贺你，当医生了。”
这位尚未走马上任的大夫面前，展现的大致是这样一个前景：卫生局会告诉他“你自由了”；医学院的宿舍会告诉他“这回你毕业了，该搬出去了”所有的大小医院和有关部门都会告诉他：“这里正在裁员。”
总之，前途一片暗淡。
后来他不见了，在莫斯科的汪洋大海中消失了。
“看来他玩儿完了。”我一面忙着自己的生活琐事（即所谓“为生存而斗争”是也），一面无动于衷地评点了一句。
我一直斗到11月，正想继续再斗下去，他突然又出现了。
身上虽说还是那件破大衣（学生时代的剩余物资），但里头却多了一条新裤子。
一见那两条熨得笔挺的贵族式的裤线，我立马正确无误地断定：裤子是在苏哈廖夫卡大街花七千五百万买的。
他掏出一个针盒，请我品尝里头的“伊拉”牌烟丝。
我好奇得要命，等待着他的解释。解释立刻来了。
“我在一家劳动组合当装卸工。单位还算可以——六个大学生，都是五年级的，再加上我一个……”
“你装卸什么？”
“往商场送家具。我们已经有固定的客户了。”
“你挣多少钱？”
“上礼拜挣了二百七十五个数。”
我立刻算了一笔账：275×4=11亿，一个月！
“医学还搞不搞了？”
“医学当然不能扔。每个礼拜装卸个一回两回。其余的时间在一家医务所，管透视。”
“住的地方呢？”
他嘻嘻一乐。
“住的地方也解决了……说来真巧……我们给一个女演员往家搬家具。她觉得奇怪，就问我：‘请告诉我，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完全是一副知识分子面孔嘛。’我告诉她我是个医生。想不到她反应强烈！……她请我喝茶，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还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尚无安身之所。她一听同情得了不得，但愿上帝保佑她永远安康。通过她我从她的熟人那里弄到了一间房子。不过有个条件：不能结婚。”
“怎么，难道是女演员提的条件？”
“怎么会是女演员？……是房东提的。只租给单身，两口子绝对不租。”
朋友那神奇的成功使我目瞪口呆。我略一思索便道：
“文人们都在说什么腐朽的知识分子，腐朽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知识分子的确是已经完蛋了。可革命后又诞生了一种新的钢铁般的知识分子。他既能搬家具，又能劈木柴，还能搞透视。”
“我相信知识分子不会玩儿完，”我以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接着说，“准能活下去！”
他喷吐着“伊拉”牌烟丝散发的令人窒息的团团浓雾，附和着我说：
“干吗要玩儿完？咱哥们不同意玩儿完。”
三、超常儿童
昨天一早，我在特维尔大街见到个男孩。他的身后跟了一大群惊得目瞪口呆张大了嘴的男女公民，外带一长串未载人的空马车，仿佛一个送葬的行列。
迎面驶来6路电车，乘客们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冲着小男孩指指点点。我不敢过于肯定，但似乎看到73号楼前那个卖苹果的女人居然激动得哭出声来了，看热闹走了神的汽车司机把车一头撞到墙角，差点没撞到岗亭上。
我使劲揉揉眼睛，这才看明白是怎么回子事。
原来这孩子胸前并没有托着一个叫卖掺糖精的方块奶糖的托盘，也没有高声野气地大喊大叫：
“大使牌！亚瓦牌！穆尔萨尔牌！各位看报来看报来看报来！”
这孩子没有从别的孩子手里抢夺那攥成一团的百万卢布面值的票子，也没伸脚去踹他的小伙伴。这孩子嘴里不叼烟卷……也没满嘴喷脏话。更不是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愣往电车上挤，或者是以闪烁不定的眼光瞟着倒爷们那酒足饭饱的面孔嗡声嗡气说：
“行行好吧……看在基督的分儿上……”
公民们，这些事全都没有。这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小男孩，我头一回见到这样的孩子，他走得那样充满尊严，不慌不忙，微微摇晃着，头上戴着一顶带帽耳的漂亮舒适的皮帽子，脸上洋溢着十一二岁男孩所能拥有的全部善良和美好。
啊，不，这哪是一个小男孩。这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天使啊！他戴着暖暖和和的手套，穿着暖暖和和的毡靴。背上还背了个小书包，翻得卷了角的习题集从里头探出了一角。
小男孩正在走向小学堂——去上学。
好了，到此为止。
四、亿万富翁
我出门去找熟识的“奈普曼”。作家堆里实在待腻了。只有缪尔热[7]的日子过得才有点意思：有红酒，有高雅的小姐……莫斯科文学圈子里的生活可实在乏味。
进得家门后，要么请你坐在一口木箱子上，而箱子里装的却是些锈烂的铁钉子。要么连口茶都没得喝。即使有口茶喝，也是无糖可放。再不然隔壁房里的女房东便是个酿私酒的，免不了总有一些颜面浮肿之辈偷偷摸摸溜进门来，弄得你如坐针毡，因为不由得你不害怕：当有人来逮捕这些浮肿之辈的时候，说不定连你也会一并捉将去。再有就是（这种情况最糟糕）年轻的诗人们朗诵他们的大作。先是第一位，然后是第二位、第三位……总之，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奈普曼”那里的情况却好得无以复加。有茶，有柠檬，有点心，有女佣，到处散发着香水味儿，还有银匙（给吓了一跳的外国人加条注：这完全是柏拉图式的享受），女儿在钢琴上弹奏《少女的祈祷》，沙发上有人问“想不想加点果酱？”没有人搞什么诗朗诵，如此等等。
唯一的不方便：你裤子上的小洞照进镜子里就变成了足有茶碟大小的窟窿。你只好伸手把它挡住，于是就只好用左手来搅动茶匙。女主人带着迷人的笑容说：
“你的确是个非常可爱、非常有趣的人，不过为什么不给自己买条新裤子呢？顺便再添顶新帽子……”
听到这一声“顺便”，我的嗓子眼儿居然会被一口热茶堵住，那位满脸青春疙瘩的小姐弹奏的《少女的祈祷》也变得像丧歌似的让我不受用。
这时响起门铃，总算救了我一命。
在场人士一见这位来者，都变得面容失色，甚至连银茶匙也似乎变成了不值钱的破旧货色。
来者手指上戴着个东西，使人联想起救主基督教堂屋顶上夕阳映照下的十字架。
“准有九十来克拉……不会是他从皇冠上弄下来的吧？”我身旁一位诗人，一个在自己的诗歌中讴歌过钻石，但由于可怕的穷困对一克拉究竟是多少并没有丝毫概念的人对我说。
这是一粒向四面八方迸发着五色毫光的钻石。来者那胖胖的妻子肩上披着一条火红的大披肩。进门之后，他那双骨碌碌直转的眼睛立刻向大家扫视了一通。这一切使我猜到：站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位“奈普曼”中之“奈普曼”，很可能是哪个托拉斯的头头。
女主人顿时容光焕发，她的微笑放射出金色的光辉，她一边冲上前去，一边激动地欢叫着，《少女的祈祷》也在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
接下来大家开始快快乐乐地喝茶，这位“奈普曼”自然位于众人注目的中心。
说不上为什么我心里总觉得委屈（就算他是个“奈普曼”吧，又怎么样？难道我就不是人？），便决定提个话头谈谈。话头找得还满成功。
“您的工资是多少？”我向那位财宝的拥有者问道。
这时只觉得桌下两边有人往我脚上踩了一下。右脚我感到了诗人的皮靴（磨歪的后跟），左边则感到了女主人的惠赐（法式的尖跟）。
不过这位大款并没有生气。我的问题不知为啥反倒把他逗乐了。
他把眼光在我的身上停留了一秒钟，这时我才看清，原来它们活像两枚十卢布的奥德萨假银币。
“嗯……嗯……怎么跟你说呢……嗨……不值一提，才二三十亿。”回答的时候他不时把钻石射出的一束束光辉送入我的眼帘。
“那您的钻……”话说到这突然疼得我失声叫了起来，只好忙把“钻石戒指”四个字咽了下去，改口道，“您修一回面要花多少钱？”
“修一回面么，得花二十个柠檬的数[8]吧。”“奈普曼”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很是诧异。女主人朝他使了个眼色，意思说：“别在意，他是个白痴。”
眨眼之间，我的节目演完。女主人开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不过多亏我这个头开得漂亮，谈话便始终在柠檬的沼泽里跋涉。
诗人首先摆动双手，深深感叹道：
“要值二十个柠檬的数！哎呀呀！”（他最后一次修面已是6月份的事了。）
接着女主人本人也就托拉斯资金周转问题说了几句不在行的话。
“奈普曼”明白了，原来他正置身于一群金融幼儿之中，于是决意要让我们受受教益。
“有位素不相识的人到托拉斯来找我，”说话的时候他那对黑色的眼珠在泛光流彩，“对我说：‘我想跟你们批两千亿的货，付你们期票。’不过，我说，您是个私人……呃……您的这张期票以什么担保呢？……‘好说，请过目。’那人回答。说着便掏出了他的存款折。各位猜猜，”“奈普曼”用得意洋洋的眼光朝桌旁的人一一扫视，“他的存折里有多少钱？”
“三千个亿？”诗人叫道，这个可恨的长裤党徒[9]从来手里没攥过超过五十个柠檬的钱。
“八千个亿，”女主人说。
“九千四百个亿，”我在桌下蜷起两脚怯生生地细声说。
“奈普曼”像个角儿似的来了个静场，然后说：
“三十三万个亿。”
我顿时晕了过去，再往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老外需知：按莫斯科各托拉斯的计数法[10]，三十三万个亿写作阿拉伯数字则是：
33000000000000
1923年1月写于莫斯科
五、穿燕尾服的人
济敏剧院的歌剧。胡格诺教徒。1893年的胡格诺教徒就是这模样，1903年，1913年乃至1923年的胡格诺教徒也还是这模样！
正好从1913年起，我就再也没看过这些胡格诺教徒的戏了。第一印象——人都变傻了。两根螺旋状的绿色圆柱，无数穿着蔚蓝色紧身裤的大腿。接下来男高音唱出的声音听了之后立刻引起人一阵阵痛苦的冲动，让你想要立刻跑进小饭馆喊：
“服务员公民，来杯啤酒！”（“跑堂的”一说在莫斯科尚未流行。）
耳畔仍在轰响着《马赛曲》的“前进”声，脑子里却有个问题转来转去：“如果在这暴风骤雨的年代里也无法把胡格诺教徒从这涂着绿颜色的剧院里清除出去的话，看来这里头的确是有些个美的东西啰。”
要想清除谈何容易！无论是池座包厢还是楼座，到处都座无虚席。人们目光全盯着马赛的黄皮靴。而马赛则向大厅投射着愤怒的目光，以威胁的口吻唱道：
你们无须等待宽恕，
它永远不会来临……
贱民们在咆哮。
独唱演员们戴着面具的脸累得青筋暴突，他们那飞扬的歌声盖过了合唱队和铜管乐队的轰鸣。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都想立刻跑出去吃块三明治，吸上两口烟。三明治是很难到嘴的，因为要想吃得起三明治，每月得挣一百亿。吸烟倒是好说。
衣帽间那边有穿堂风，一片烟雾腾腾。休息室里脚步沙沙，人声嗡嗡，一股廉价的香水味儿。吸过烟之后人寂寞得要命。
一切还是同从前一样，同五百年前一样。不同的大概只有服装。紧巴巴的上衣难看死了，军便服磨得起了飞边。
“真是的，”我一边观察，一边思考，“观众依然是观众，可又有所不同……”
刚想到这，忽然发现池座入口处挺立着一位男士，居然穿着燕尾服！一切整整齐齐，中规中矩。白得炫目的衬胸，压得笔挺的裤线，打了上光蜡的皮鞋，还有那件燕尾服上装！
这一身打扮完全够格去听法国歌剧。起初我琢磨：他莫不是个外国人？外国人身上才能有这么多的花样。不过此人还真是个本国同胞。
燕尾服主人的面孔比燕尾服更为吸引人。抑郁的思绪使这位莫斯科人略显肥胖的面庞变得难看了。他的目光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意思：
“不错，是燕尾服。请看吧。看谁有权力对我说三道四？这燕尾服的事可没人颁布什么法令吧？”
事实上确也无人想去触动那燕尾服的一根毫毛，它甚至并没有引起什么特别的好奇心。此人屹立如山，岿然不动，任凭西装和军便服浪潮对之冲刷。
燕尾服非同寻常地触动了我的心，弄得我甚至连歌剧也没有听完。
我的脑际盘旋着一个问题：
燕尾服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它只是1923年莫斯科军便服大潮中难得一见的一件博物馆陈列物？没准这位身着燕尾服的人物竟会是一个活的信号：
“看好了，再过个一年半载，咱们大家准会都穿上燕尾服。”
也许，你们以为此话只是说说听听？快别这么想……
六、生物机械之章
把我称作野人好了，
此名对我恰如其分……
说实话，动笔写此文之前我曾久费踌躇。我心犹有所悸。后来决定还是一试。
自打我认识到《胡格诺教徒》和《里戈列托》[11]二剧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之后，便毅然决定投向左翼阵线。考其原因当推爱伦堡：他写过一本书，名叫《地球依然旋转》。此外还因为有两位蓄着长发的莫斯科未来派人士天天来找我，一连来了一个礼拜，晚上喝茶的时候还骂我是“小市民”。
当人们用这句话当面骂我的时候，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两个该死的家伙！居然把我弄进了吉提斯剧院去看什么梅耶尔霍尔德[12]导演的《宽宏大量的绿帽子》。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是一个劳工阶层。每一张面额一百万的票子都是靠夜间点灯熬油白天奔波忙碌挣来的。我的钱正好属于人称血汗钱的那种。戏剧对我来说是享受，是安宁，是消遣……总之，戏剧可以是一切，但却不会使我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须知在莫斯科要想患神经衰弱症办法足有数十种之多，且不必花钱买戏票。
我不是爱伦堡，也不是圣明的戏剧批评家，不过大家自己也能看见：在那空空荡荡、疮痍满目、到处刮着穿堂风的戏院舞台上，剩下的只有一个大窟窿了（大幕当然早已不知去向）。舞台深处是一堵光裸的砖墙，上头开着两个墓穴般的窗洞。
墙的前方则是布景。与之相比，塔特林[13]的方案简直可以算得是明快简洁的典范了。那里布放着好些格状物，好些倾斜的平面，还有木方、门扇和许多轮子。轮子上头印着几个倒置的俄文字母。剧院的木工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大摇大摆地满场晃来晃去，好半天让你也弄不明白，戏究竟是开场了还是没开场。
待到戏终于开场（这是因为台上的侧面终于射出了一缕灯光），一群蓝色男女出台（男女演员都穿蓝色的衣服。戏剧评论家称之为“工装”。我真想把这些家伙派到工厂去，哪怕只干两天活，他们就该知道什么是工装了！）。
场上：一位妇女提起蓝裙子，骑着个供男男女女坐的那种东西沿着斜面滑下来。妇人用衣刷刷男人的屁股。妇人骑在男人的肩头奔跑，一边羞答答地用蓝裙子盖住大腿。
“这就是生物机械。”朋友向我解释道。
生物机械！这些个穷途末路的穿蓝工装的生物机械专家，想当年在不受竞争威胁的情况下，他们都曾在学习朗诵那美妙动听的独白上下过功夫。请注意，此事就发生在离名丑拉扎连科以他那怪招迭起的噱头轰动全场的尼基塔杂技场不远的地方！
转门又在无精打采、没完没了地拍打着人们身上那块老地方。观众的情绪就跟在墓地给老婆送葬似的低落。轮子旋转着，吱吱嘎嘎响着。
第一幕过后引座员问：
“先生，您不喜欢我们的戏？”
他脸上的笑容是那样的厚颜无耻，恨得人真想甩手给他一耳光！
“您出生得太晚了。”未来派艺术家对我说。
“不对，是梅耶尔霍尔德生得太早了。”
“梅耶尔霍尔德是天才！”未来派艺术家在咆哮。
我不想辩论。很可能是这样。他当他的天才好了，我无所谓。但是别忘了，天才只是个别人，而我却是群众。我是观众。戏剧应为我服务。我想看看得懂的戏。
“这可是属于未来的艺术！”有人晃着拳头冲我喊。
如果这艺术的确属于未来，那就这样安排一下好了：梅耶尔霍尔德将死于21世纪并于21世纪复活。这样一来岂不皆大欢喜：首先对他本人好——他将能为人们所理解。观众对他的轮子会感到满意，而他作为天才也会感到满足。到那时我也进了坟墓，所以再也不会怕那些木头轮子来扰我的清梦。
总之让机械之类的东西见鬼去吧。我累了。
七、亚隆
轻歌剧演员亚隆把我从生物机械忧郁症中解救出来，故我谨怀炽热的谢意把下面几行文字献给他。自从他第一次跪倒在卢森堡伯爵面前，被伯爵刺中了他的肩头之后，我才明白这该死的“生物机械”一词意味着什么。当歌剧演员们像旋转木马似的迈开大步围着亚隆这轴心跑动的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作真正的丑角艺术。
那表情！那手势！演出大厅里喝彩声如雷！个个忍俊不禁，人人捧腹大笑。真是不可思议。为亚隆做的广告可称得是毫无私念：凭良心，他的确是个非凡的天才。
八、吸烟的代价
由乱方能渐而入治。有的人迟了好久，才从报上的消息中了解到这一点：而有的人则在由乱而治的过程中不幸亲身体验到了这个道理。
譬如，下面我要说一个“奈普曼”的事，他就是在尼古拉耶夫车站卧铺车厢的走廊里体验到由乱入治的滋味的。
大体而言，他是个脾气不错的人。唯一能引得他无明火顿起的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了。他一提起布尔什维克来就不能不激动。他谈硬通货，谈猪肉，谈戏剧，都可以不动声色，唯独谈起布尔什维克来就唾沫喷溅。我想，其中若有一点点溅到豚鼠身上，包准它转眼就会蹬腿儿。若是想要连人带马地毒杀布琼尼的一个马队，两克足矣。
这位“奈普曼”的唾沫可以算得是极为丰富，因为他吸烟。
他手提硬邦邦的箱子挤进车厢，前后左右扫视了一通，表情生动的脸上露出了一个难看的充满鄙视的冷笑。
“哼，你看看……”咬牙切齿的劲头不像在说话，倒像是在锉牙，“猪狗不如地糟蹋了四年，如今又讲开清洁卫生了！那倒要问问当初又何必要把这一切都破坏了呢？别以为我会相信他们能成气候！快把你们的口袋把住看牢，俄国人可都是骗子和无赖！准有再朝他们吐唾沫的那一天！”
伤心与绝望之中他把烟蒂朝地板上一摔，又伸脚碾了一下。说时迟，那时快（鬼知道是打哪儿钻出来的，莫不是从墙里？），一位手拿收据本的人突然冒了出来，其言语堪称精练之最：
“三千万。”
我不想再来描写这位“奈普曼”的面孔。我怕他会中风。
瞧，柏林的同志们，情况就是这样。可你们总是说什么“bolsheviki”这样，“bolsheviki”那样！我是喜欢秩序的。
我走进剧院。好久没到这里来了。到处挂着标志：“严禁吸烟”。我想：出了什么奇迹？标志下居然无人吸烟。这是什么缘故？非常简单，就跟车厢里是一个道理。一个黑胡子看过标志，把烟掏出来才悠然自得地抽了两口，突然冒出个和蔼可亲但却坚定不移的年轻人，于是：
“二千万。”
黑胡子不满到了极点。
他不打算付钱。我等着看那位息事宁人地翻着收据本的和气的年轻人大发雷霆，但却不见任何雷雨的迹象。不过就在那位年轻人不动声色之际，转眼之间身后却出现了一位民警（布尔什维克的魔法！）。准是霍夫曼[14]的鬼把戏。民警二话没说，一根手指头没动。没有！充其量此人只不过是个穿灰色军大衣佩带手枪和警哨的责备的化身而已。黑胡子也以霍夫曼魔术手法特有的超常速度交纳了罚金。
这时，保护天使——他背后插的不是双翅，而是一杆精致的不长的步枪——才离他而去，而且“脸上露出一个傻乎乎的无产阶级的微笑”（年轻小姐们写革命小说时都是这样措词的）。
黑胡子事件对我这颗敏感的心（我隐约感到这不仅仅是对我）产生了强有力的作用，所以如今我无论走到哪里，在把香烟往外掏之前先都要提心吊胆地看看墙上——有没有挂着什么印刷标志。如果挂有“严禁”之类的标牌弄得俄国人大犯烟瘾或是非往地上吐痰不可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抽烟或者随地吐痰的。
九、黄金时代
我不赞成弗里德里希大道[15]上人们的那种自信：以为俄国已经完蛋了。而且，随着对莫斯科万花筒观察的深入，我产生了一种预感，那就是：“一切都会有的”，我们的日子还会过得满不错。
不过我还绝不至于认为什么黄金时代已经来临。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黄金时代的到来绝不会早于秩序的最终扎根，从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迹象如禁止吸烟吐痰之类的小事中已可清晰地看到建立秩序的征兆。
国立百货商店那成千上万盏华灯和脸颊刮得光光的售货员，彼得罗夫卡和库兹涅茨基大街国营商店里衣冠楚楚的司阍，还有“入室务须宽衣”之类的规定等等——这些都是通向天堂的瑰丽阶梯，不过还不能算是天堂。
对于我来说，天堂正式到来之际，就是莫斯科葵花籽消失之时。非常可能我只是一个怪人，不理解这种纯粹民族食品的伟大意义，不理解它之于我邦人民犹如美国惊险片中英雄人物之嚼食烟丝那样不可或缺；不过更有一种可能，就是葵花籽只不过是一种讨厌透顶的东西，它让我们淹没在一片沾满唾液的皮壳之中。
我担心，对于那些高雅的欧洲人来说，我的想法有点近乎于野蛮和不可理解。所以我还要再说一句：把葵花籽清除之后，最迫切的希望就是火车电气化（时速一百五十公里），消除文盲之类的事了。到那时天堂无疑将会到来。
一大群女人和孩子手里拿着勺子在特维尔大街飞奔。他们差点没把我撞倒在地。这些人边逃边喊：
“冬卡，快跑！他来了！”
此刻我的心里竟然闪出了一丝希望之光。这“他”——正如我猜到的那样——原来是一个穿灰军装的，但他不是责备的化身，而是愤怒的化身。
公民们，这是神圣的愤怒，我赞成这种愤怒。
葵花籽应该被扫地出门，葵花籽应该被彻底清除。否则当我们造出高速电气火车的时候，冬卡会把瓜子皮吐进机器去，火车会因此而停下来，一切都会完蛋。
十、小红棒
若要在1923年把伟大而神秘的莫斯科看成是一个单色调的都市，那可是再有害不过的谬误了。她是一个光谱，其中的色调效果令人惊讶。对比度是怪异的。女贩子和乞丐（哦，莫斯科的乞丐真要命！穿着亮灿灿皮鞋的新经济政策诞生了，几乎同时也诞生了那可怕的衣衫褴褛声音苍凉的一群人，他们在所有的十字路口席地而坐，在所有的大门口嘶声乞讨，在所有的小巷子里蠕动），衣着有如出土文物、满嘴狂喷脏话的马车夫，锃光瓦亮无声滑动的小轿车，世界知名人物的演出海报……在耶稣受难广场的书报亭中，一位暂代售货员职责的大字不识的女人正在做杂志生意！
我敢发誓，的确是一个大字不识！
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走到窗口，要买《俄罗斯报》，她却把一份《舰船报》递到我手上（难道字形相像！？）。全拧。女人在亭子里东找西找，又递过一本，还是不对头。
“您不识字吗？”（我话里带着讽刺。）
不过，讽刺——滚他妈的蛋，应该气愤才是正理！这女人的确是文盲。
莫斯科是一口大锅，里头炮制着新生活。这件事难上加难。我们自己也在被炮制之列。在女贩子和文盲之中，将会诞生一个触及生活各个角落的新的组织骨干。
手拿《舰船报》的女人以及对公众大骂其娘的野蛮马车夫们使我气愤不已。于是我转身朝斯托列什尼克小街同德米特罗夫卡大街的路口跑去，在那里我又看到了这些马车夫。十字路口看来出现了堵塞现象。一大排大胡子乖乖地高踞于前座之上，使我惊讶不已。为什么骂声没有了？为什么有些马车也不再是不要命似的往前抢路了？
上帝上帝啊！堵塞固然是堵塞，可最主要的还是民警手里拿着的那根小红棒，它一动不动地指向前方。
马车夫一个个高高兴兴，就像过复活节似的。
民警放过一辆电车和两辆汽车，挥动小棒，以一种英美警察或者德国警察不可能有的和气又加上一句：
“走吧走吧！”
马车的行动那样轻柔得体，仿佛载的不是膀大腰粗的莫斯科人，而是什么伤病员。
如果在秩序中给我们一个支点，我们就能够撬动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