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欧洲曾经爆发过一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瘟疫，这场世纪瘟疫，夺去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是莫名地感叹，这或许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世界末日”吧，是上帝降下了病魔来惩罚人类的邪恶和罪孽。
当然，现在谜底已经揭晓，这场瘟疫，就是鼠疫。
当时欧洲亚得里亚海周边国家的边镇都是贸易重镇，为了防止鼠疫的跨境传播，陆续建立了卫生检疫站。在600多年前，公元1348年，位于今天意大利威尼斯的拉古萨共和国制定了海员管理规定，要求所有船员进港前都必须在港口外接受40天的隔离，史称“四旬斋”，这是世界国境卫生检疫最早的起源。“检疫”一词的英文“Quarantine”就源于拉丁文“Quarantum”（四十）这个单词。20世纪中期，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卫生会议，会议规定鼠疫、霍乱为国际通行的检疫传染病，不久又增加了黄热病，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历史上，不仅是欧洲，而且中国也长期笼罩在鼠疫的阴霾之下。从1894年腺鼠疫大流行到1910年的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从1918年的晋绥鼠疫到1921年中俄蒙鼠疫，鼠疫不分地域，从南到北，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从这个故事开始，我们一起来看看鼠疫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几次爆发，100多年前晚清时期的中国是如何防控疫情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鼠疫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传染病。
鼠疫主要以老鼠、旱獭等啮齿类动物为传染源，是一种传染性极强、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目前，较为常见的鼠疫主要有三种类型，即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型鼠疫。1894年，发生在中国南方数省的鼠疫，就是典型的腺鼠疫。腺鼠疫发病初期，淋巴会快速肿胀，然后发展成淋巴结炎症。患病之人，如果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3至5日内会休克，然后发展成败血症或严重的肺炎，直至死亡。今天，鼠疫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中规定的甲类传染病和检疫传染病，即头号传染病，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一号病”。
1894年发生于中国南方，并席卷东南亚的鼠疫，是世界上第三次爆发的鼠疫。多数学者认为，鼠疫最早是从中缅边境开始蔓延的。从1772年开始的80余年，云南边境地区有87个县报告了鼠疫疫情。1855年，鼠疫开始缓慢向广西、贵州等周边省份蔓延。那么，这场鼠疫为何在1894年流行于广州、香港、上海等地，甚至影响全国呢？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基于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被迫开埠通商。随之兴盛的海运贸易，也带来了传染病的流行。鼠疫就沿着内海航道，从广西的北海港来到了广州港。
面对突袭而来的鼠疫，广州是如何应对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广东海关。广东海关，当时被称为粤海关，其实很早就关注到鼠疫流行的情况。海关外籍医官曾向粤海关税务司署报告西南边陲所发生的鼠疫情况。1894年鼠疫刚开始在广州城内蔓延时，一位名叫礼德的外籍海关医官分析了很多病例，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广州的鼠疫是沿海路传播而来的，但是这一推论并未得到粤海关当局的重视。粤海关自信地认为，历史上广州城内也发生过许多瘟疫，从古至今，广州人已对瘟疫有着很强的免疫力，所以鼠疫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广州的清政府官员更是崇信巫术，希望通过举办“祈禳”等仪式，以驱散城内的瘟疫。为此，他们还要求城内的百姓不能屠杀牲口、不能捕鱼，并以缉拿“哥老会”乱党之名，驱逐城内流民，使得瘟疫很快向周边府县蔓延。
事实证明，这些方法并不能真正遏制鼠疫的蔓延。广州失去了遏制疫情的最佳黄金期，到了1894年6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广州已有4万多人死于鼠疫[1]。
得知广州出现疫情后，沿海的其他海关则立即采取了严防措施，凡由广州驶来的船舶必须接受检疫和隔离。拱北海关做得就很不错，它管辖的地域紧临澳门，在当时葡萄牙政府的压力之下，拱北海关采取了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第一，拱北关对所有进出澳门的口岸进行封锁，只留了三个卡口出入，以方便检疫。第二，在海关的监管下，来往人员须在检疫船上进行隔离，经海关医官确认无症状后，方可进出境。第三，将拱北关的一处卡哨，作为掩埋鼠疫患者尸体的场所，并且在卡哨周围挖掘壕沟，作为隔离带。这三项措施，让澳门躲避了这场鼠疫灾害，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与广州来往密切的香港和上海又是怎么做的呢？
在鼠疫肆虐香港之前，英国人就在香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进出境货运及人员监管体系。前文提到，鼠疫在广州爆发后，其他口岸都处于异常紧张的态势，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范举措，香港也不例外。当时的港英当局，要求船政署必须做好港口的疫情监测与防控工作。接到命令后，香港船政署立即行动，对所有抵达香港的船只进行严查，要求船只必须在港口内停泊隔离。而此时的船政署也认识到，防控鼠疫需要里外检疫，这“外”指的是对外来船只进行卫生检疫，“里”指的是对香港本地染疫人员进行卫生检疫。
船政署先是派了一批检疫人员来到人口密集、卫生条件较差的维多利亚城，这里是港岛华人的主要聚居区。船政署对城内7000多间华人居住的房屋进行了卫生检疫[2]。但结果非常糟糕，其中有5%的民房内被检测出疑似鼠疫病例。虽然港英当局很快采取了严防措施，但依旧无法制止鼠疫的蔓延。
1894年5月，香港正式成为疫区。此后，虽然港英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防止疫情继续扩散，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当时政府对华人的歧视，所以造成许多华人死亡。比如政府设置隔离船制度，将疑似鼠疫的华人患者集中在外海的船上，几乎不进行任何治疗，让患者等待死亡，而与此相对的却是西方人，不仅有专门的医院进行隔离，还有专人为其治疗。
香港成为疫区后，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躲避疫情离开了香港，其中一部分人就来到了上海。此前，鼠疫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上海社会各界只是作为旁观者，每天从报纸上了解关于广州和香港疫情的信息。而到了1894年5月13日，一艘商船的到来，让上海社会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了。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艘商船曾经在香港停泊，最终抵达上海。因为来自疫港，所以海关医官不允许船上的海员登岸，而负责卸货的码头工人因害怕被传染，也拒绝上船卸货。无奈之下，轮船公司只能报告给当时上海的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局一听这事也紧张起来了，赶忙邀请英国、美国等公共租界官员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大家讨论了一个方案，规定只要是从香港来的船只，就必须在船上挂上黄色旗子，停在浦江口外隔离。但常规的检疫措施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们又召集上海海关官员，也就是当时的江海关官员，共同制定了《辟疫章程》，决定构建口岸与租界之间的联防联控体系。《辟疫章程》其中一条，就是要求凡是疫区来的船舶，都应当停泊在下海浦外六里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吴淞口一带，由海关医官负责登船检疫。如发现疫情的船舶，则必须停靠在浦东一侧，并由检疫医院收治隔离。同时，要求租界巡捕加大搜索力度，对未经检疫私自混入租界者，严惩不贷。
然而，即使是如此严苛的检疫措施，还是因执行不力而出现了纰漏。1894年6月的一天，一艘挂着黄旗的船在吴淞口一带停泊，船上有个叫厉长生的水手靠欺骗和贿赂的方式让检疫人员为其放行。后来发现，这艘船上曾经有个水手在该船停靠香港后不久就暴毙身亡了。尽管这名去世的水手并非死于鼠疫，但是这样的消息一经报道出来，还是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这种失职行为的屡次发生，使得鼠疫最终还是在上海爆发了。
从历经这场鼠疫的几个城市来看，伴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传染病经海路传播已成为显著趋势。因此，海关在海港的卫生检疫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鼠疫又是如何在陆路口岸传播的吧。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