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浪冲刷的近海岸边，并排挺拔着二十多棵高大粗壮的黑树皮的山樱。每当新学年开始，山樱便与看似黏稠的褐色嫩叶一起，以蔚蓝色的大海为背景，绽放出绚烂的花朵。不久，到了落英缤纷的时节，花瓣便会大量地飘落大海，镶嵌在海面上随波荡漾，然后再次被波浪涌向海岸边。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直接把长着樱树的沙滩当作校园来使用。我虽然没怎么用功备考，却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扣子，上面都印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这所中学的附近有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或许是这个原因，父亲为我挑选了这所毗邻大海和开满樱花的中学。我寄宿在那位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每天都是听到学校晨训的钟声后，才飞奔到学校。我虽是一位相当懒惰的中学生，但由于凭靠自己搞笑的本领，在同学中的人气日益攀升。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生活，但在我看来，生活在他乡远比在自己的故乡活得更轻松自在。或许也可以这样解释：我搞笑的本领已逐渐得心应手，欺骗人时已不像以往那么费劲了。不过，面对家人与外人，身在故乡与他乡，因人与场所的不同，都难免会存在演技上的难度差异。即使对于盖世天才，包括上帝之子的耶稣在内，这种难度上的差异也在所难免。对于演员而言，最难施展演技的场所莫过于自己的故乡剧场，尤其是在所有的亲戚集聚一堂的情况下，哪怕是再有名的演员，想必也很难发挥自己的演技吧。我却一路表演下来，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江湖，在他乡表演，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我对人类的恐惧，跟以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我的心中剧烈地蠕动，而且我的演技日渐长进，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学们笑声一片，连老师也一边感叹“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会是多好的班啊”，一边用手捂着嘴笑。甚至那位嗓门如雷的驻校军官，我也轻而易举地逗得他喷口大笑过。
当我正要为完全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时，意想不到地被谁的手指从背后戳了一下。那位从背后戳我的男子，相貌普通，在班里身体最为瘦弱，脸色苍白略带浮肿，总是穿着像是父亲或哥哥穿过的旧上衣，衣袖又宽又长，仿佛圣德太子[1]。他的功课一塌糊涂，在军训和上体操课时，总像白痴一样站在一旁观看。就连我也觉得根本没必要提防他。
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是那位叫竹一的同学（记不清他姓什么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依旧站在一旁观看我们练习单杠，我故意装得一脸严肃，高叫一声：“看我的！”像跳远一样朝单杠纵身一跃，结果却“扑通”一声，一屁股跌坐在了沙滩上。这一次失败全是我事先算计好的，果然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我自己也苦笑着，拂去裤子上的沙子爬了起来。这时，竹一不知何时已悄然来到我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小声说：
“故意的，故意的。”
我非常震惊，完全没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假装失败的真相。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世界在一瞬间被地狱之火笼罩着，在眼前熊熊燃烧。我竭尽全力克制住了险些“哇！”地大叫出声的疯狂。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表面上，尽管我依然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取众人一笑，有时却情不自禁地发出深沉的叹息。一想到我不论做什么，都会被竹一识破，而且他肯定会把这一秘密说给其他人，我的额头就会直冒冷汗，像疯子一样用怪异的眼神打量四周。若有可能的话，我真想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地监视竹一，以防从他的口中走漏这个秘密。我甚至还这样想，在我死盯着他不放的这段时间，想方设法让他相信，我的搞笑并非是刻意为之的“故意之举”，而是真有其事，如果顺利，我还想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朋友。倘若这一切都不可行的话，除了祈盼他早日死去外，别无他法。不过，我并没有非要杀死他的念头。在我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曾好多次希望被别人杀死，却从未想过要杀死别人。因为我觉得，这样反而会给可怕的对手带去幸福。
为了让他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教徒式的“善意”媚笑，头向左歪三十度左右，轻轻搂住他瘦小的肩膀，用媚言蜜语的肉麻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来玩，但他总是眼神茫然呆滞，一声不吭。不过，有一天放学后，记得是在初夏，一场骤雨突如其来，同学们都在为怎么回家而一筹莫展，我因为住得离学校很近，不以为然地正要冲出室外时，蓦然看见竹一正满脸沮丧地站在鞋柜的后面，就跟他说：“走吧，我把伞借给你！”便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一起狂奔在骤雨中。跑到家后，我请姑妈晾干我们俩被雨水浇透的上衣，成功地领着竹一来到我二楼的房间。
我的这个亲戚家只有三口人：年过五旬的姑妈；三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儿大女儿（她曾结过一次婚，后来又回到娘家。我也学着这家里的人，管她叫大姐）；以及最近好像才从女校毕业，名叫节子的小女儿，跟她姐姐一点都不像，小个头儿，圆圆脸。三人在楼下开了一家店，货源不多，只陈列有少量文具和运动用品。主要的收入来源，好像是靠过世的主人所留下的五六栋简陋住房的租金。
“耳朵好痛。”竹一站着说道。
“耳朵进水了，会变痛的呀。”
我仔细一看，发现他的双耳都患有严重的耳漏，脓水眼看就要流出耳朵外了。
“这怎么能行呢，很痛吧？”我略带夸张满脸惊讶地问他。
“都怪我在大雨中拽着你跑，对不起啊！”
我用女人般的柔声细语向他道歉，之后，下楼取来棉棒和酒精，让竹一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小心翼翼地为他清理耳朵。竹一似乎一点也没觉察出这是我伪善的诡计。
“你这家伙，肯定会被女孩子迷恋上的！”
枕在我膝盖上的竹一，说着愚蠢的奉承话。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连竹一也没意识到的这句话，竟然像可怕的恶魔谶言。什么“迷恋”还是“被迷恋”，这种话极其低俗和戏弄，给人一种自鸣得意之感，不论是在多么“严肃”的场合，这样的话只要蹦出一句，忧郁的圣殿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变得索然无味。如果不是用这样的俗语，而是用文学语言“被爱的不安”来表现，忧郁的圣殿也许就会安然无恙，想来真的奇妙无比。
我给竹一清理耳朵里的脓水时，当听到他奉承我“你这家伙，肯定会被女孩儿迷恋上的！”这句话时，我只是红着脸一笑了之，并未用片言只语去回应。然而，置身于因“被迷恋”这种粗俗的说法所产生的自鸣得意的氛围，实际上在心里暗暗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这样想还不及落语里大少爷愚蠢的对白。所以，我当然不会用轻佻嘲弄、自鸣得意的想法，去认同他的话的不无道理。
于我而言，世上的女人不知要比男人费解多少倍。我家里的女性人数比男性多出很多，而且亲戚中也是女性居多，包括那些“犯罪”的女佣，把自己说成自幼是在女人堆里长大，我想一点都不为过。不过，实际上我却一直抱着如履薄冰的心态与她们打交道，她们的心思难以捉摸。有时，身陷在五里雾中，如同踩住了老虎尾巴，惨遭失败，与来自男性的鞭挞不同，仿佛内出血让人产生极度的不快感，是很难治愈的内伤。
女人有时会将我一把拽到身边，有时又将我甩开冷眼相待，甚至在众目睽睽之下藐视我、羞辱我，谁都不在时，又紧紧地搂住我。女人像死去一样酣睡，仿佛为睡而生。我从小就对女人做过各种观察，虽同属于人类，却感觉是与男人迥然不同的生物，而且莫测费解，时刻不能松懈对她们的警觉，不可思议的是，却是这些女人一直呵护着我。“被迷恋”和“被喜欢”都不符合我，反而是“被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实情。
对待搞笑，女人比男人更显得舒心随意。我每次搞笑时，男人不会总是哈哈大笑，而且我心里也清楚，在男人面前过于得意忘形地搞笑，肯定会招致失败，所以我特别留意见好就收。女人却不懂什么叫“适可而止”，她们总是没完没了地要求我搞笑，为了满足她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来一个”，我累得筋疲力尽。她们真的很能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具备享受笑的特质。
我在中学寄宿的亲戚家里，两位表姐一有空便会来到我二楼的房间，每次都吓得我差点跳起来，一个劲地感到紧张害怕。
“你在学习吗？”
“没有。”我微笑着合上书本说，“今天啊，学校里有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
从我的口中蹦出的都是言不由衷的笑话。
“小叶，你戴上眼镜让我们看看。”
有一天晚上，二姐节子和大姐一起来我的房间玩，让我做了许多搞笑表演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别问这么多，先戴上眼镜，借戴一下大姐的眼镜！”
她总是用蛮横的语气跟我说话。于是，搞笑的我只好乖乖地戴上大姐的眼镜。那一刻，她们俩笑得前俯后仰。
“太像了！简直跟劳埃德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这位外国喜剧电影演员在日本正博得人气。
我站起来举起一只手：
“诸位，这次我要为日本的影迷们……”
我试着说开场白，更是让她们大笑不止。从那以后，每当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小镇上演时，我是每场必看，并悄悄地琢磨和研究他的表情。
还有一次，在某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大姐像飞鸟一样跑进我的房间，突然趴在我的被子上哭起来。
“小叶，你一定会救我吧？对吧？这样的家，我们还不如一起离开了好呢。救救我，救救我。”云云。
她的嘴激烈地倾诉着，接着又开始哭起来。不过，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这样的态度，所以对大姐的激烈言辞并不吃惊，相反，倒是对她陈腐空洞的话感到乏味与扫兴。我轻轻地从被窝起身下床，削去桌子上柿子的皮并切好，递给了大姐一块。大姐抽抽搭搭地吃着柿子。
“有什么好看的书吗？借我看看。”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给她。
“谢谢你的款待。”
大姐羞涩地笑着，走出了房间。不光是这位大姐，女人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活着呢？对我来说，思考这种问题比揣摩蚯蚓的心思还要复杂与烦琐，想来感到可怕。不过，凭靠我幼时的经验，我明白了这一点：当女人像刚才那样痛哭流涕时，只要给她一些甜食，她吃过后心情自然就会变得开朗。
另外，二姐节子有时也会领着她的朋友来我的房间，我仍一如既往，公平地逗大家开心。等朋友们离去后，节子一定会说一番那些朋友的坏话，诸如“那个人是不良少女，小心点啊”等等。既然这样说，你不领她来玩不就行了吗？也多亏了节子，来我房间的客人，几乎都是女性。
可是，竹一那句“被迷恋”的奉承话还是没有实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成为可恨的预言活生生地呈现出不祥的兆头，是多年以后的事。
竹一还送了我一份重要的礼物。
“这可是妖怪画啊。”
有一次，竹一到我的二楼来玩时，沾沾自喜地拿出一幅原色版的卷头插图给我看，这样说道。
“咦？”我想到了。那一瞬间，我的堕落之路似乎就被注定了，直到多年后我仍这么认为。我知道那不过是梵高的自画像而已。在我的少年时代，法国的所谓印象派绘画在日本广为流行，对西洋绘画的学习与鉴赏首先从这些作品开始，梵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作，即使是乡下的中学生也大都见过图片版。我也看过不少梵高的原色版画作，对他绘画的构图和色彩的鲜艳感颇感兴趣，但我从未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画。
“那你看看这种画怎么样？也像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利亚尼的画册，让竹一看其中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
“棒极了！”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就像地狱之马。”
“果然还是妖怪吧。”
“我也想画这种妖怪画呢。”
对人类极度恐惧的人，反而更希望见识一下可怕的妖怪心理，与越是神经质的胆怯之人，越是祈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的心理如出一辙。啊，这群画家深受人类这种妖怪的伤害和恫吓，最终相信幻影，在光天化日的自然中，活灵活现地目睹了妖怪。但他们从不搞笑，以此来掩饰妖怪，而是竭力表现出自己所见的景物。正如竹一所言，毅然画出“妖怪的画像”。一想到我未来的伙伴就在这里，不禁兴奋得热泪夺眶而出。
“我也画啊，画那种妖怪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
不知为何，我压低了声音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时就喜欢画画和欣赏画，但我的画不像作文那样受人称赞。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人类的语言，所以作文于我而言就像搞笑的寒暄语，虽然我的作文在小学和中学能把老师们逗得笑翻，但我自己并不觉得有趣。唯独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在对象的表现上，能用自己幼稚的自我风格去苦下一番功夫。学校美术课的画帖非常无聊，老师的画更是拙劣透顶，因此我不得不靠自己的胡乱摸索来尝试绘画的各种表现手法。进入中学后，我也有了一套自己的油画画具，但无论我怎样把印象派当作范本，从其画风中寻求技艺，自己的画却总是像彩色印花纸工艺一样呆滞得不成体统。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却让我茅塞顿开，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感受美丽的事物，并如实地表现出它们的美丽，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和愚蠢。大师们主观地将平淡无奇的东西创造得美丽无比，或曰即便他们对丑陋的事物感到恶心呕吐，也并不掩饰他们的兴趣，依旧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之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为别人的观点所左右。打从竹一那儿获得原始画法的秘诀，我便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一点一点地着手画起了自画像。
连我自己都颇为震惊的一幅阴郁的自画像诞生了。这正是我隐藏于内心深处的真实面目。表面上我开朗快活，常常逗得大家发笑，其实内心却晦暗无比，这种毫无办法的事虽然暗自肯定，但那幅画除了竹一外，我没有让任何人看。我不希望让别人看穿我搞笑背后的阴郁，更讨厌突然被别人小心提防。另外，我担心别人没有发现这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然被视为一种新的搞笑方式或笑料，这比什么都让我痛苦难堪，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美术课上，我隐瞒“妖怪式画法”，以平庸的笔触，美丽地画着原本美丽的事物。
以前，我只在竹一面前不在乎暴露自己容易受伤的神经，所以放心地让竹一看了我的自画像，万万没想到的是竟被他赞不绝口。于是，我又连续画了两三幅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我一个预言：
“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
不久，扛着傻瓜竹一赋予我的“被迷恋”和“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这两个预言，我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上美术学校，可父亲早打算让我读高中，以便日后从政当官。由于父亲以前就吩咐过我，我也不敢顶嘴，只好茫然遵从。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报考高中，而我自己也正好对海边的樱花中学感到了厌倦，所以没上五年级，上完四年级后我直接考进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寄宿学校的生活。可是，宿舍的肮脏和粗暴让我实在难以忍受，根本没心情和余力去搞笑，我恳请医生帮我开了一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住进父亲位于上野樱花町的别墅。我无论如何都无法适应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这类话听着就浑身打战，“高中生的蓬勃朝气”也与我格格不入。无论是教室还是宿舍，感觉简直就是弥漫着性欲扭曲的垃圾堆，我那近乎完美的搞笑本领，在此根本派不上用场。
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住一两周。所以，父亲不在时，宽敞的别墅里，只剩下管家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常常逃课，又没有心思游逛东京（最终连明治神宫、楠木正成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都没去过），整天窝在家里看书画画。父亲回东京时，我每天早上都匆匆地赶往学校，但实际上有时是去了本乡千驮木町的油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绘画教室，连续三四个小时练习素描。从高中宿舍出来后，即使到学校坐在教室上课，也感觉自己就是一位身份特别的旁听生。很有可能这是我的偏见，去了学校就兴趣索然，也就更懒得去上学了。从小学、中学、高中一路走过，最终还是无法理解何谓爱校之心，也从没想过学唱校歌。
不久，在绘画教室，我从一位学画画的学生身上沾染了烟酒、嫖娼、当铺和左翼思想。这些词语虽说是奇妙的组合，却是事实。
这位学画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于东京的平民居住区，长我六岁，毕业于私立美术学校，由于家里没有画室，所以他好像在这个绘画教室继续学习油画。
“能不能借我五元钱？”
我们虽然彼此相识，但只见过几次面，且从未说过一句话。我不知所措地掏出五元钱。
“太好了！走，去喝酒。我请客。”
我无法拒绝，被他拽进了绘画教室附近蓬莱町的咖啡酒吧，我们俩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你羞涩的微笑，是前途无量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为了纪念我们俩的相识，干杯！小娟，这小子是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迷上他呀。这小子来到绘画教室后，遗憾的是，我沦为了第二号美男子。”
堀木肤色黝黑，五官端正。着一身板正的西装，系着素雅的领带，头发抹了发油，留了个中分头，在绘画教室的学生中，这样的打扮是很少见的。
置身于陌生的环境，心中略显紧张。一会儿盘着胳膊，一会儿又松开，始终面带羞涩的微笑。喝下两三杯酒后，却格外有一种像被解放的轻松感。
“我本来也想上美术学校的，可是……”
“哎呀，可没意思了，那地方无聊透了。学校无聊得很。我们的老师在大自然中！我们要对大自然充满热情！”
然而，我对他说的话没有感受到一点敬意。觉得他是个蠢货，画的画肯定也糟糕透顶，不过也许是一个不错的玩伴。总之，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见识的都市里真正的无赖。尽管他跟我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但在迷茫地游离于人世间的营生这一点上，又和我是同类人。可是，他在无意识之中搞笑，对搞笑的悲哀浑然不知，这正是我们俩在本质上的不同。
只是在一起玩，只当他是一位玩伴。我常常在心里蔑视他，有时甚至耻于与他为伍，却又与他结伴而行，不知不觉中，我被这个男人打败了。
起初我认为他是个好人，一个难得的好人，连怯生怕人的我对他也都没有丝毫的戒心，认为遇到了一位东京的好向导。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坐电车时害怕列车长；想进歌舞伎剧场时，看到大门口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两侧站着引座的小姐，我便望而却步；进入餐馆时，悄悄站在我背后，等着收拾碗碟的服务员也让我发怵；尤其在购物付款时，啊！自己僵硬笨拙的手势并非出于吝啬，而是由于我的过度紧张、害臊、不安和恐惧，觉得头晕目眩，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真的是要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别说讨价还价了，甚至连买的东西和找的零钱都忘记拿。因此，我根本无法一个人行走在东京街头，无奈之下，只好整日窝在家里度日。
把钱包交给堀木一起逛街时，堀木很会讨价还价，而且很懂得玩，能以最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效果。他从来不坐昂贵的出租车，即使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小汽艇等等，他也会分清路段，以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施展他超人的手腕。早晨从妓院回家途中，他会顺道拐到某家餐馆泡热水澡，再点盘豆腐，喝几杯小酒，价格便宜，却感觉很奢华，以此对我实施现场教育。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饭和鸡肉烤串既便宜又营养；还向我保证说，“电气白兰地”这个牌子的酒是上头最快的。总之，跟他一起结账付款，再也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与不安。
与堀木交往的另一个好处，则是他完全无视对方的想法，只是一味地释放自己的激情（或许他所谓的激情就是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唠叨着无聊的话题，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走累了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与人交往时，我最警惕这种可怕的沉默场面出现，所以，生性沉默寡言的我，才会先声夺人地拼命搞笑，可是，现在堀木这个蠢货自己却无意识地承担了搞笑的角色，我根本用不着接他的话茬，只要当作耳旁风，偶尔笑着敷衍一句“怎么可能”就行了。
不久我也渐渐明白，烟、酒和妓女都是暂时消除我对人类的恐惧的绝妙手段。为了寻求这些手段，我甚至觉得变卖一切家当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
在我看来，妓女既非人，也非女性，有点像白痴或疯子，在她们的怀里，我反而完全安心落意，能酣然入睡。其实，大家都很悲哀，没有丝毫的欲望。也许是我切身地感受到了近似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总是向我展示出自然而然的好意。她们毫无算计之心的善意、毫不强人所难的善意、对也许不会再来光顾者的善意，使我在某些夜晚，从这些看似白痴和疯子的妓女身上，真实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光环。
不过，当我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寻求可怜的一夜安眠，去妓院与那些我的“同类”妓女寻欢作乐时，一种不自觉的令人厌恶的气息开始飘荡在我的身边，这完全是出乎我预料的“随赠附录”，可是，这个“附录”渐渐鲜明地浮出表面，被堀木一眼看穿时，我为之愕然，深感厌恶。在旁人看来，通俗一点说，我是借着妓女修炼自己，而且大有长进，据说借着妓女修炼与女人打交道的能力，是最为严苛且又是最富有成效的。“女人们”的气息已经围绕我的全身，女性（不只限于妓女）会凭借本能嗅出这种气息，然后纷至沓来。这种带有猥亵、不光彩气氛的“随赠附录”降于我身，好像比我想休养与安眠显得更加醒目。
堀木也许半带着奉承说出了这番话，使我痛苦地感觉到颇有道理。比如，我收到过咖啡酒吧一位女孩稚拙的情书；樱木町邻居将军家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儿，每天早晨在我去上学的时间段里，明明没什么事，却化着淡妆在自己家门前进进出出；去吃牛肉饭时，就算我一言不发，那位女店员也会……还有我常去买烟的那家香烟店的女儿，她递给我的香烟盒中竟然有……去看歌舞伎时，邻座的女孩……在深夜的电车上，因喝多睡着时……意想不到从老家亲戚的女儿那里寄来的遐思遥爱的情书……不知是哪位素不相识的女孩，趁我不在家时送来亲手制作的布娃娃……由于我的极度消极，每一次都仅此而已，只是一个残缺的断片，没有进一步发展。但令女性魂牵梦绕的气息围绕在我身体的某一处，不是随口胡诌的玩笑，而是不容否定的事实。这一点被堀木看穿时，我感到屈辱般的痛苦，同时，也对寻花问柳失去了兴致。
有一天，堀木再次出于赶时髦的虚荣（对堀木而言，除了这个理由外，我至今仍无法去思考其他理由），带我去参加了一个秘密研究会的“共产主义读书会”（大概叫R.S吧，我记不太清楚了）。也许对于堀木这样的人而言，共产主义的秘密聚会，说不定与“游览东京”的一处景点没什么区别。我被介绍给所谓的“同志”，还让我买了一本学习手册，听坐在首席那位长相丑陋的青年讲授马克思经济学。可是，对我来说，那些都是再明白不过的内容了。他讲的虽然没错，但人类的内心存在着更为可怕莫名的东西。说是欲望，不足以概括；说是虚荣，又不够确切；即使把“色”与“欲”二者并列一起描述，仍不足以形容。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在人世间的根基里，总觉得不单单只有经济，还存在着荒唐怪谈之类的事。对于惧怕这种怪谈的我，虽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肯定着唯物论，却无法借此摆脱对人类的恐惧，无法放眼绿叶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从未缺席地参加R.S（记得是这么叫的，也许有误）的聚会，“同志”们个个如商讨天下大事，不苟言笑地绷着脸，沉浸于犹如“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初等算术的理论研究中，此情此景的滑稽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以自己往日惯用的搞笑方式，活跃聚会的气氛。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研究会死气沉沉的气氛渐渐变得愉快轻松，而我也成了聚会中很有人气的人。这些貌似单纯的人们，或许以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是一个乐天派爱搞笑的“同志”。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可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非他们的“同志”。可我逢聚会必到，为大家提供搞笑服务。
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喜欢这些人，但未必是因为马克思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非法，带给我小小的乐趣，莫如说它使我心旷神怡。人世间合法的东西反而更可怕（它们都让人预感到高深莫测的东西），构造复杂费解，我根本无法坐进那没有窗户的阴冷房间，即使外面有一片非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进去，畅游到死亡，对我来说，更轻松痛快。
有句话叫“没脸见人的人”，指的好像是人世间悲惨的失败者、道德败坏者，我觉得自己从一出生就是“没脸见人的人”，所以每每遇到被世间公认为是“没脸见人的人”，我的心就会变得非常和善，这样的“善心”有时连自己都会陶醉。
还有一句话叫“犯罪意识”，活在这人世间，我一生都遭受这种意识的折磨，可它又好像是我糟糠之妻一样的好伴侣，唇齿相依，与我耍闹着孤寂的游戏，这也算是我活着的另一种姿态吧。另外，好像还有一句俗话叫“小腿有伤，心有隐疚”。这种伤痕自襁褓时就长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日趋严重，并深入骨髓，每晚的痛苦如同掉进千变万化的地狱，但是（这种说法有点奇怪）这种伤痕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伤痕的疼痛就像它活生生的情感，甚或是痴情的低语。对我这样的男人而言，地下运动组织的气氛让我感到格外的安心与惬意。总之，比起地下运动的内在目的，那种运动的外皮更适合我。堀木只是出于好玩的心理，他把我介绍给这个聚会后就再也没参加过，他曾给我开过一句玩笑：“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有必要考察消费嘛。”所以他不去参加聚会，只是一味地想叫我去考察消费。回想起来，当时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真有不少。有像堀木这样出于虚荣的赶时髦而以此自居者；又不乏像我一样，只是喜欢那种“非法”的氛围而坐在聚会中的人。假若我们的真面目被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信徒识破，无论堀木还是我，想必都会遭到他们烈火般的怒斥，被视为卑鄙的背叛者而驱赶出他们的组织吧。但是，我和堀木都没有遭受除名处分，尤其是我，置身于非法的世界中，居然比置身于合法的绅士世界更显得轻松愉快，甚至言行举止更为“健康”，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许多重要的机密任务委派我去做，真让人笑喷。事实上，对于委派的任务我从不推辞，都是沉着应对，一一接受，也不曾因为举止反常而遭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盘问。我总是一脸笑容，也搞笑别人，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交给我的所谓的危险任务（那些从事地下运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一样地紧张，有时还笨拙地模仿侦探小说，保持高度警惕。委托我做的任务都极其无聊，却煞有介事地制造出紧张的气氛）。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就算成为党员被捕，终身在牢狱度过也无怨无悔。我想，与其恐惧人类的“真实生活”，在每晚不眠的地狱呻吟，还不如待在牢狱里舒服。
在樱木町的别墅里，父亲忙于接待来客和外出办事，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下，也是三四天还见不上一面。虽然如此，父亲的难以接近和我对他的恐惧感，总让我想方设法搬出这个家到外面租房住。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就从别墅的老管家那里听说父亲打算卖掉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加上其他种种理由，父亲完全没有继续参选的意愿。为此，他在老家盖了一栋养老隐居的新房，对东京似乎已不再留恋。他或许觉得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高中生，为我保留别墅和佣人是一种浪费吧（父亲的心思与世人一样，不是我都能理解的）。总之，这栋别墅不久就转售给了别人，而我也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个叫“仙游馆”的阴暗公寓里，生活顿时变得拮据窘迫。
在此之前，父亲月月都会给我定额的零花钱，这些钱就算两三天花完，香烟、酒、奶酪、水果等，家里应有尽有，至于书、文具、衣服等其他东西，随时都可以在附近的店铺赊账购买，就算是请堀木吃荞麦面和炸虾盖饭，只要是街道上父亲经常光顾的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吭地走人。
但现在突然一个人租房独居，一切花销都必须在每个月的定额汇款中支出，一下子让我不知所措。汇款依然是在两三天挥霍殆尽，我惊慌失措，因心中没底而变得近乎发疯，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等发电报，或写长信（信中所写的，全是虚构的搞笑内容。总觉得，求助于他人，先逗对方开心方是上策），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而且，在堀木的教唆下，我开始频繁地出入当铺，可即便这样，还是入不敷出。
归根结底，我还是缺乏在无亲无故的租屋内独自生活的能力。我害怕一个人静静地待在租屋的房间里，总觉得会被谁突然袭击一下，于是跑到大街上，要么去协助地下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去喝廉价酒，学业和绘画全都荒废了。在进入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发生了我和一名有夫之妇殉情的事件，从此我的人生境遇完全改变。
上学经常旷课，学习也从不用功，但每次考试都深得考题要领，所以一直瞒过了家人。可是，终因旷课太多，学校好像悄悄通报了老家的父亲，大哥替父亲给我写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我最直接的痛苦是手头拮据，以及地下运动的任务越来越激烈和忙碌，使我再也无法以半当游戏的心态去面对了。不知该称中央区还是什么区，我当上了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学生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细弱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小刀），把它装进雨衣的口袋里四处奔走，以便进行所谓的“联络”。多想一醉方休，大睡一觉，可手头没钱。而从P（我记得这是称呼党的暗语，或许有记错）那儿又不断地下达新任务，忙得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虚弱多病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了。本来我只是因为对“非法”感兴趣才参加了这个地下运动，没想到却假戏真做，手忙脚乱得不可开交，我不禁在心中暗暗对P这帮人抱怨：你们找错人了吧？这些任务怎么不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去做呢？于是，我选择了逃避。逃避果然令我难受，我有时真想一死了之。
那时，有三个女人对我特别有好感，其中一位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的女儿。每当我忙碌完地下运动身心俱疲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地躺在床上时，她一定会拿着信笺和钢笔来到我的房间。
“抱歉，楼下弟弟妹妹太吵，一封信都无法坐下来写。”
说罢就坐在我的桌子旁，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
注释
[1]圣德太子（574—622），日本飞鸟时代的皇族，政治家。用明天皇的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