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就在我写这部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还没有想过要写一部跟音乐学有关的著作。
那是1902年，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混乱不堪的时代，它就像一场雷雨，敦促我逃出了巴黎。就这样，我来到了我童年的伴侣——在我的人生战场中每每支撑我的贝多芬——那里，寻觅10天的短暂休息时光。
是的，我来到波恩，他的故里。我开始寻找贝多芬的影子以及他的老朋友们，事实上我找到了，我拜访了住在科布伦兹的韦格勒（医生，贝多芬的挚友）的孙子们，而且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
在美因兹，我又听到贝多芬的交响乐大演奏会，让人欣慰的是，这场演奏会是魏因加特纳（1863—1942）指挥的，他是指挥贝多芬作品的权威。
接下来，我跟他单独谈了我的心事。
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4月天里，弥漫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做了洗礼。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返回巴黎的路。
由于我收获了鼓励，也跟人生重新签了约，于是我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就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被贝玑（法国诗人和作家）拿去，在他主编的《半月刊》上发表，但让我不曾想到的是，这本书竟然会流传到我的朋友圈之外。但今天会有人在这支颂歌中寻求用严格的史学方法所写就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必须要有所答复。
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在《韩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里，我已经对音乐学做了一定的研究。这本《贝多芬传》不是学术作品，要知道，这本书是抚慰受伤心灵的一支歌。
这一时期，法国几百万人，他们正在焦虑地期盼着一声解放的信号——这信号，他们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于是，他们便向贝多芬呼吁。
但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又有谁不会记得那四重奏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就像弥撒祭中演唱《神之羔羊》的教堂。但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又有谁不会记得那些痛苦的脸？他们注视着祭献礼，因它的启示而受着光辉的照耀。而生于今日的人们，已经无法感受到生于昨日人们的那种心情了。
本世纪初期，战争给这个世界开了一个窟窿。百姓，以及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去了踪迹，只有我这个小小的《贝多芬传》还将他们的形象妥善保留。
这是出自一个孤独者的手笔，而它也在不知不觉间竟与他们更相似！他们，早就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本书是由一个无名的人写就的，它是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的，它在几天之内，就传播在大众的手中。所以，它已不再属于我了。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