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笛福（1660—1731）有不寻常的经历。他出生在伦敦的一个信奉新教的家庭，父亲是屠夫（一说是油烛商），在王政复辟时期曾因为追随不肯宣誓效忠国教的牧师而举家迁徙。按照父母的安排，笛福本应成为一名教士，但是他在二十一岁时思虑再三决定“下海”经商。此后，他投身工商业，参与政治甚至间谍活动，还写文章办刊物。他曾周游欧洲列国。他屡败屡战，事业大起大落，忽而发财，忽而破产，一时受国王赏识，一时被捕入狱。年近六十岁时他开始动笔写虚构作品《鲁滨孙飘流记》（1719），不想却大获成功。这促使他数月后便推出了该书的续集，并在短短五年内一鼓作气写出《辛格尔顿船长》（1720）、《摩尔·弗兰德斯》（1722）、《罗克萨娜》（1724）等好几部小说。
《鲁滨孙飘流记》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首先，它塑造了一种新人物。像其创造者笛福一样，小说的叙述者兼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是个永不疲倦、永不安生的行动者，是那个不断扩张、不断攫取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产物。他不屑守成，倾心开拓，五次三番地抛开小康之家，出海闯天下。他理智明达，肯于劳动并善于劳动。他遭遇海难流落到荒岛上以后，不坐叹命运不济，而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修建住所、种植粮食、驯养家畜、制造器具、缝纫衣服，把荒岛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荣的家园。他在海外冒险多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可观的财富，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的创业历程。
鲁滨孙又是个彻头彻尾的“经济人”。他热衷于航海，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浪漫的追求，而完全是为了经济利益。他在海岛上曾发过几句金钱无用的感慨，但说过以后立刻就把见到的钱币一一收好，最后又一个不落带回英国。在他看来，非经济的社会关系和活动是次要的，父母之言不足信，安乐之家不足恋。这部自述体小说几乎不曾记录任何消遣活动（如果和鹦鹉说话不算在其中）；也几乎不从纯欣赏的角度（或说美学的角度）来描写自然景象或异国风光。人与人的关系当然也首先是契约关系、借贷关系、主仆关系。鲁滨孙心安理得地把贩卖黑奴看作利润丰厚的风险事业。他被海盗俘获时曾鼓动同为海盗奴隶的小男孩佐立一起逃跑，并许诺要使他成为“了不起的人”。然而一旦出逃成功又有人出了个好价钱，他只稍经犹豫、略讲价钱，就把那孩子卖了。后来他在荒岛上解救了一名土著，给他起名“星期五”，便顺理成章地把他收作自己的奴仆。他回到欧洲之后找到他的代理人即当年救过他的葡萄牙船长。那老人此时已经穷愁潦倒，但仍然倾其所有拿出一百六十金币还欠鲁滨孙的钱，并交出一份详细的收支账目。鲁滨孙感动万分，热泪盈眶，同时却不忘记一丝不苟地写一张收据。
总之，就其思想而言，鲁滨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以“占有”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拓荒人。他的荒岛经历是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开拓史诗的一个缩影。“落难”最终成了一首占有狂想曲，经过了占有、开发和改善等资本主义“进步”历程。惟其如此，鲁滨孙才成为现代文学中影响最深远的原型或神话人物之一。
在塑造人物的同时，该小说再现了一种新语言——即中产阶级在日常生活和经营交易中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平实朴素、富于逻辑性并贯穿着账簿精神。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鲁滨孙初到海岛上心情很沮丧，于是列表分析自己的处境。而他的分析犹如记账。在“借方”（即“支出”或不利条件）一栏中他写上“我被抛到一个可怕的孤岛上，毫无得救的希望”、“我没有衣服穿”、“没有人跟我聊天或为我排忧解难”，等等；对应的，被列入“贷方”一栏的有利条件包括：“但我活着，没有跟其他船员一同丧生”、“但我处于热带气候，即使有衣服，也穿不上”、“但上帝却奇迹般地让船漂到靠近海岸的地方，我从上面取得许多能满足我需要的东西，终生用之不竭”等。这一番“算账”很有成效，使鲁滨孙从悲观消极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开始面对现实，考虑如何生存下去。话语是思想的载体。而这种顽强的理性主义、商业主义思想方式是鲁滨孙求生存发展的有力武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滨孙的利弊表里，上帝的作用被列入了“贷方”，也即被视为可资他使用的“资本”。很显然，他的信仰和上帝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实用化、“金融化”了。
“算账”不仅是这部小说的重要母题，更是它的突出的风格特点。全书语言极其简明实在，流水账一般地记录行动和事件。描写与抒情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主人公的婚姻在叙述中被一带而过，只占两行的篇幅，共半句话，不过是在主要冒险活动结束以后马马虎虎地办理的一件不算亏本的事而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修篱笆、搭帐篷、种麦子、制陶器等等活动都描写得非常详尽，一丝不苟。这种轻重取舍暗示：在鲁滨孙看来，惟有实用的利弊权衡（也是一种算账）和具体的操作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最应被关注的。
十八世纪以前欧洲的长篇叙事大抵或是演义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或是讲述骑士美女的浪漫传奇。《鲁滨孙飘流记》在某个意义上可说是新兴的社会主导阶级及其语言在文学中的引人注目的亮相。此后，被我们称之为“小说”的那种用日常语言写普通人生活的虚构作品开始大行其道。笛福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并有所创新，把鲁滨孙的故事结构成一个严谨的人生寓言。而且，他在展示一种人物、一套话语的同时，也把它们放到了被观察、被审视的位置上，表达了一个时代对自身的省察和思考。
这种质疑或追问突出地体现在鲁滨孙和上帝的关系中。笛福曾在“序言”里强调宗教信仰问题在该书中的重要地位。鲁滨孙生病时曾经历一场精神危机，先是对神意提出疑问，而后顿悟悔罪，发自内心地皈依上帝，把流落荒岛一事看作是神对他的惩罚和挽救。不论鲁滨孙悔罪的言与行有多少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毕竟在一次又一次地反躬自省，在不断地核查、反驳、羁勒自己遇事最初的本能反应，并振振有辞地发议论否定对金钱和财物的过度追求。这表明他的确对过去的思想和行为有所怀疑、有所批判。笛福把鲁滨孙这些反复思考作为精神上寻求正路的成功范例而展示给读者。尽管鲁滨孙并没有放弃自己违抗父命、冒险逐利的“原罪”行为以及由此获得的钱财，尽管后人不免会在他自以为“正确”的思想和行动中读出多层反讽意味，我们却不能不意识到，即使最蹩脚的答案也包括了其前提，即问题的提出。笛福安排鲁滨孙反复向“神”求助不是问题的解决，却明白地指示出问题的存在。
当鲁滨孙在岛上不为利润而辛勤劳动、修炼德行的时候，他投资于巴西庄园的资本却在主人缺席的情况下高速增值着。所有者和资产的分离使美洲奴隶庄园的发财史被排除在叙事之外。小说收尾时，鲁滨孙重新得到了巴西产业带来的巨额财产。这一结局和他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包括其账簿语言）肯定了对利益的追求，与小说中段的“非赢利的”荒岛生活以及质疑“欲望”的长篇思考形成一种不和谐的，充满张力的关系。孤岛的道德寓言摈除了“巴西故事”，却又依赖后者造成的财富来完成自身。正因如此，鲁滨孙的精神飘流才如此有力地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中坚谋求财富和“发展”的心理驱动力量、他们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以及企图解决问题的尝试。
《鲁滨孙飘流记》问世后在几个月里曾四次再版，后来也一直备受欢迎。到十九世纪末已经出了几百种不同的版本、译本和仿作。这一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人物及其叙述以其勃勃的生机、天真的信心、坚韧奋斗的精神以及对自身的严肃追问唤起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共鸣和深思。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